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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犬的一年


--作者:阎连科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


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


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


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利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利和尊严更有用?


我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利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



转自《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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