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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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复旦新闻系墙报前哨


--作者:舒修


舒修,男,1968年-1978年,上海工人;1978年-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1982年-1986年,《新民晚报》记者;1986年-1991年,《经济日报》记者;1991年-2008下海2008退休。 



前哨是由新闻系77级学长创办的一个墙报,才三张白报纸大,它贴在复旦大食堂前的一个坐西朝东的橱窗里。1979年由我们接手。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指导员龚向群在教室留住我,说77级想把前哨移交给我们班级,问我是否愿意接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龚老师建议再找一个合作者,我说就闻莲芳吧,她在《解放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前哨--多好的刊名啊!那是1931年鲁迅、冯雪峰等人创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的名字,鲁迅先生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就刊登在它的创刊号上。高校历来是社会思想动向的前哨,而复旦大学更是前哨中的前哨。我们要让前哨成为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明亮窗户,成为一个探索各种新思想的百花园地,成为一个吹出复旦学子自己声音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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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夺冠后,同学们连夜赶办黑板报。


我们主办前哨1979年到1980年,那是一个激烈震荡的年代,风云在橱窗里变幻,思想在白纸上交锋。前哨的方寸之地可开拓无限的空间,它发表通讯、访谈、消息,评论,还发表图片、诗歌,无论什么形式,它的内容都是探索、突破。


在《人民日报》还在争论是否允许包产到户之际,我们刊登农村来的同学写的暑假见闻,支持农村的改革;在张志新事迹见报后,我们写了给张志新女儿的一封信;在还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朦胧诗的时候,我们根据同学王晓望提供的手抄本诗集今天介绍了代表人物顾城、北岛、芒克等人;在中共中央宣布为钱伟长等六大名教授平反之前,我们披露了复旦大学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在学校开除数学系学生(他偷窃同学的收音机和笔记本)并送劳动教养后,我们编发了来自劳改农场的专访,呼吁宽容对待失足者;还有对著名右派王蒙、当时的新秀作家张洁、剧作家沙叶新的采访。甚至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发起的星星美展的作品都出现在前哨的版面上,要知道那是在北京街心公园举办的西方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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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阅览室。


几乎所有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引起许多争论。但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证明,他们开风气之先的探索,他们对后来者的的启迪作用是无人能够否定的。这就是前哨


前哨所做的最轰动的事情,就是举办了复旦大学学生民意测验(调查),我们想这大概也是复旦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意测验(调查)。虽然早在182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的一家地方报纸就进行过民意调查。但是,这在中国不但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学校究竟办得怎么样,应该有学生的声音,和已有的学生意见表达渠道相比,民意调查是一个噪音最少,最小的方式。我们要在全校范围开展民意调查,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工程,从问卷设计、印刷、发放、收集,到统计、分析,耗时不少,费力很多,班级里许多同学,如杜图、祝建华、陈怀林、郑丽娟、李晓露、沈飞昊、凌键、王东红都参加了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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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校园。


问卷内容除了少数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绝大部分是针对学校工作的,包括对学校政治、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对图书馆、食堂、医院的意见、对学校许多规定、制度的意见。我们选择晚饭后在校图书馆和教室中发放问卷,这样问卷的覆盖面就宽,代表性就强。由于是当场填写,当场回收,而且不记名,因此,所发问卷几乎全部回收,效果非常理想。


发表统计结果的那一期前哨,通栏标题是特大红字复旦大学首届学生民意测验揭晓,版面右边是统计结果,版面左边是我们的分析文章。调查结果公布时,盛况空前,不仅仅墙报前挤满了人,还有不少同学在摘抄,甚至有同学找上门来索取空白的调查表。学校党委找我们去谈话,了解问卷设计经过,统计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分析意见。据说,以后学校许多次党政会议都提到了这次学生民意调查。我们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表达了同学们的意见,比较地有说服力的,因此,也比较地能够引起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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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校园。


前哨不仅高谈国计,也巧说民生,不能修齐,何以治平?有了民意,师出有名。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影响最大的食堂改革上。高校领导历来对食堂最感头疼,花精力最多,最辛苦,而学生意见却最大,许多学生闹事往往就是从食堂开始。那时复旦大学有三个食堂,从西向东按照自然数排列,第一食堂是教师专用,第二、三是学生用,每个系的学生在规定的食堂用餐,三个食堂饭菜票不能够通用的。计划经济管理之严密是现在所不可理解的。


民意调查后不久,学校就食堂问题召开一次座谈会,无非是食堂汇报情况,摊一大堆苦经,学校说已经补贴了许多,要求学生理解、配合。会议上我们提出,管理的关键是造成竞争,学校应该取消对学生就餐食堂限制,废止对老师和学生的隔离,复旦师生可以自主地在任何一个食堂就餐,以就餐量的竞争来评判三个食堂的优劣。这个在今天看来是1+1的事情,在当时却是一件大事,在反反复复研究之后,那个实行了多年的分食制终于取消了。实践结果可想而知。


当年,前哨在学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每一期刊出,人头攒动,先睹为快,许多原来匆忙赶着吃饭的同学,拿着空碗设法往前面钻。由于前哨是不署名的,因此,外系的人都不知道是那个系办的,更不知道具体的编辑人员。在一次去黄山旅游,车上有许多复旦的学生,不知怎么议论学校事情时提到了前哨,同行的陈翰生向大家介绍说我就是前哨主编(其实不存在这样的头衔)!全车一片惊叫,然后是掌声四起,弄得我怪不自在的。


同样,学校的领导也对前哨表现出高度的重视,许多重要的会议,除了团委、学生会、各社团头头,我们成了出席会议的唯一的体制外的代表。记得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内部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争论大,传说多,学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召集会议作一些说明,他特地点名要前哨派人来参加会议。由此可见只有三张白报纸大小的前哨的影响之大。


前哨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不受任何约束的,真正的独立出版物,从辅导员、班主任、新闻系领导一直到校领导,没有任何人对它作出任何限制,提出任何要求,它只受我们良知的指引,当然也为我们认识的所局限。我们自己决定一切,包括选题、组稿、写作、编辑,直至承担后果。记得一个批评稿引得学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泪水涟涟,学校后勤处领导居然找到我宿舍来。当然,文责自负,只得上门说明。我和闻莲芳两人一红一白唱双簧,直到说得那年纪已经不小的女管理员破涕为笑。出了6号楼的门,我们直奔食堂,一路大叫:加餐,加餐!


多年后回首往事,我们感到,当年以夏征农为书记的学校党委对前哨存在的认可,对前哨探索的宽容,对前哨意见的重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学校党委是承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这也是复旦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主办前哨仅一年,一共出了大约8期。以后就转交给79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就没有办下去。


1982年毕业至今已经的23年了,日月忽淹,春秋代序,同窗共读的你我他,天各一方,人各有志。但是,每当同学们越洋聚首,夜话当年时,你会发现,心底珍藏着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精神:无穷的探索,无畏的突破,无邪的追求,无私的奉献,这也是那个年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


一个民族刚刚从明眸皓齿今安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的噩梦中醒来,她的想法会比今天简单得多啊!


写于2005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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