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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


--作者:赵凡


赵凡,1961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78—1982年河南大学中文系本科;1988—1991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2003年,英国兰开夏中央大学新闻系访问学者。现任中国国土资源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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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上大学的本文作者



197710月时,我在乌鲁木齐一中读高二。有一天,班主任何敬远老师一进课堂便神色庄重地说,今年高中生可以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何老师是语文老师,一向要求严格甚至严苛,但我喜欢她。何老师嗓音清脆,讲起课来,有点老夫子般的陶醉。乌鲁木齐一中在新疆远近驰名,原因之一,其任教老师不少来自内地名牌大学,何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高中生参加高考,这消息对我的震撼程度,远远不及父亲。父亲听说后,怔了一下,立马去查报纸。等确认了这个事实,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快,抓紧复习!


当时中学教育制度是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明年我将到哪里?那时,应届生的人生下一步棋,就是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如同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谁能确定这馅饼不会转瞬即逝?


离考试只有两个月。复习在校内外同时加紧进行。学校动员高中各班级尖子生参加报名并摸底分文理班学习。同时报名参加高考的,还有我们的很多年轻教师。


报文科还是理科?文革刚结束,社会上最盛行的是崇尚科学,大家信奉一个真理,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是,出于从小就对小说的狂热爱好,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科。


生于1961年,在我成长过程中,学校经常不上课,学生常年不读书也无书可读。那时候,只要是能找到的书,不管什么内容什么领域,我都读得如饥似渴。但这些都算野路子,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大学生何老师第一次让我们明白,考试是要训练的。


语文课明显加快了进度,并有针对性地在阅读理解和命题作文写作上增加内容。就在高考前,学校进行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得了年级第一。现在看,那就相当于押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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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后排中)与大学同学。


那年新疆考生共考语文、政治、数学、史地四门。语文是我的强项;数学凑合,但没读完高中数学,隐患大;历史地理没上过课,几乎是荒草地。听说有历史教师住在附近,周末几个考生都去他家。那位老教师并不嫌烦,真把家整理成了免费辅导教室。


剩下的政治课复习,就靠自己临近两周的死记硬背了。父亲四处搜罗,找了不少材料。我在如山的纸堆里伏案。每天熬到深夜,有时困得眼看就要睡着了,父亲索性大声念,希望女儿能在睡意朦胧中留住声音记忆。


高考在12月中旬进行。乌鲁木齐的冬天,零下30多度,一场大雪接着另一场大雪,尽管各单位都组织人力在街口路边扫雪,道上还是积了厚厚的冰。考场在新疆教育厅附近的实验中学,因为要连考两天,父亲打听到有位老乡家住附近,提前拜访,说能否高考两天让这孩子中午能去家里休息。那叔叔不仅爽朗地答应了,而且让妻子专门准备丰盛饭菜款待我这个小考生。


考试那天,天阴冷。我穿着厚厚的棉衣,由姥爷领着乘公交车去考场。多年之后,我都记得那天脚踏在雪地里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因为本身就是学生,对考场的气氛并不陌生,只是考完之后,感觉突然轻松。最令我自信的是那个二选一的作文题《每当我想起敬爱的周总理》,因为何老师在课上恰好讲过缅怀周总理的文章和诗歌。(另一篇的作文题是论说文《抓纲治国》)。


12月底,分数出来,在我的高考成绩中,语文和政治分数最高。


时至今日,我甚至想不起来当知道自己考上了的那一刻,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第二天早晨,我独自来到乌鲁木齐广场,一圈一圈漫无目的地走。又下雪了,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飘在空中,沾在脸上、身上,好似很快会将我塑成雪人。对于我,那每片雪花都挂着某种心绪:对成功的欢欣、对即将自立的憧憬和对未来生活的迷茫。


那年我16岁!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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