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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和李清泉


--作者:丁邢


汪曾祺已经去世21年了。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20世纪大多数中国作家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也被读者疏远或淡忘,多少红极一时的作家都不能摆脱这种命运。而汪曾祺相反,读者不但没忘记他,而是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时间的推移反而增加了他的作品的魅力,他也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最近,刚过花甲之年的史学教授张鸣忽然开始写小小说,发在微信公众号上,我读后觉得很有意思,近日和《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一起去天津开会,闲谈中,我说起张鸣的小小说有点汪曾祺的味道。她很惊讶。我知道,在文学界,如果把谁和汪曾祺相比,那可不是一般的赞誉。我赶快补充说,张鸣刚开始写,他出手很快,还没达到汪曾祺的水平。郭娟看了两篇,回复我,张鸣的小小说是有汪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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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其实也是花甲之年开始的。他师从沈从文,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到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他的文才被江青看中,参加了《沙家浜》等样板戏创作。他执笔的很多唱段几亿人耳熟能详,却没有他的署名。江青倒台后,他也受两年审查。1980年重拾旧技,写出小说《受戒》,自感不合时宜,只在朋友间私下传阅。剧团有一同事到北京市参加会议,无意间说起有一篇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李清泉听到这话,便瞅着会议的间隙,抢上前去打听小说的作者,紧追不舍,一定要看一看。追了一两个月,把这篇小说追来,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发表,接着获奖。读者惊喜,约稿不断,汪曾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大淖纪事》、《陈小手》等一批传世佳作。如果《受戒》不能及时发表,不能得奖,汪曾祺的晚年也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受益于李清泉的不止是汪曾祺。比如方之,他1957年因参与发起同仁刊物《探求者》被打成右派。1978年写了小说《内奸》,两度投稿被退。时值共青团十大召开,方之是列席代表。李清泉派章德宁到会上组稿。她约到王蒙的稿子,王蒙又推荐了方之。方之拿出《内奸》,说其他杂志不敢用。章德宁赶快向李清泉汇报。李清泉让拿回来,果然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作品。他让作者改一改,作者不愿意大改,他就拍板安排1979年第3期头条发表。当年10月,方之病逝,时年49岁,总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重现文坛。


又比如张洁。她原来在一机部工作,酷爱文学,写了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编辑傅雅文拿给李清泉看。这篇小说正面写了婚外恋,有人怕发表了会形成对婚外恋的鼓励,有人出于对张洁个人隐私的保护,怕给她带来麻烦。李清泉力排众议,决定发表,理由是这篇作品对于净化爱情是有好处的。发表后引起社会热议。李清泉得知张洁所学专业是工业经济,又建议她写工业题材作品,触发了她创作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灵感。


上面提到的作品,都曾开风气之先,获过全国奖,写进了文学史。李清泉在斯时斯地成为文坛伯乐,背后的故事更有意味。


李清泉是江西萍乡人,1918年生。年青时被傅大庆引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赴延安,是鲁艺文学系一期学员。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哈尔滨三中、七中、哈尔滨师范学校、冶金部东北工业会议统计专科学校校长。因心怀文学情结,再三要求从事文学工作,1954年获准调《人民文学》担任编辑部主任。到了文学岗位,组织上还是指定他从事审干。直到1957年春天,他才有机会主持编务,同一期杂志便推出了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名篇。接着就以反党反周扬、为丁陈反党集团鸣冤叫屈、发表毒草作品三条罪名划为右派。他绝望得几乎想自杀。因为孩子年幼,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降职降级后调到哈尔滨市文联,得到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老朋友牛乃文善待,摘帽后还担任了当地师范学院的音乐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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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泉和马玉如,萧也牧摄于1946


李清泉夫人马玉如是米脂杨家沟人,时任《大公报》党委办公室主任。六十年代初有一段要清理北京人口,凡丈夫在外地工作家属在北京的,要求随丈夫迁出北京。马玉如带着几个孩子在北京生活,《大公报》人事部门把她列入外迁名单,准备调到《黑龙江日报》。党委书记常芝青知道后说:马玉如不是家属,是我们的骨干。马玉如和孩子们留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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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芝青


李清泉的右派问题,给马玉如带来很大精神压力。她一度产生过离婚的念头,李清泉不得已也同意。但离婚报告送到常芝青那里,他不批准,维系了一个家庭的完整,也给李清泉在北京留了一个可以落脚的窝。


哈尔滨市文联比较松散。每到冬天,李清泉都可以回北京住三、四个月,和孩子们围坐在火炉旁,吹口琴、拉小提琴。到了1978年,李清泉渐渐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他在北京住的时间更多,和境遇相同的老朋友来往,打听消息,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


197845月的一天,他从西单走到六部口,看到一个大门挂着北京市文联的牌子,门口没人管,就进去了。恰巧遇见老熟人雷加。他同雷加相识于抗战初期的武汉,后来雷加到晋察冀根据地慰问,又与他相遇;在延安,他们在一起的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彼此知根知底。雷加这时主持筹备恢复北京市文联。他对李清泉说,你就在我们这儿干吧,《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前身)现在没人管。李清泉问:工作关系呢?雷加说:干起来再说,慢慢调嘛。这样,右派尚未改正,也未恢复党籍的李清泉,就以类似北漂的身份,当了《北京文艺》编辑部的负责人。这一年他正好60岁。


章德宁当时大学刚毕业,是最年轻的编辑。她回忆,李清泉来了,坐在办公室沙发正中间,不说空话、套话、废话,只讲到以后稿子怎么给他,程序如何。以后,他也很少谈业务以外的事,没有组织过政治学习,也没有做过表面文章。和编辑交往,就是谈稿子。他会到你的桌边,问你在看什么稿子,编什么稿子,手头有没有好稿子,或者告诉你,去找谁约稿。他主持刊物以后,改变了四平八稳的局面。他经常组织编辑部讨论作品。有时一篇小说,大家要传看一遍,每个人都写上自己的审稿意见。有时为一篇作品,全编辑部的人坐在一块儿讨论,他让每个人都发言。一些优秀作品发表之前,他已经预测到会产生什么影响,或同期配发评论,或刊后重点评论,他会提醒责编找人写评论。他的智慧还体现在如何把明珠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比如《受戒》,他就安排在第四条。把合乎主流的东西放在前面,降低刊物的风险。有些名家或领导人的稿子质量不行,需要退稿,编辑感到为难,李清泉就亲自写退稿信,得罪人的事,由他来做。有一位作者是杂志社的老朋友,对杂志做出过贡献,但投来的稿子不好用。李清泉明确表示:对作者的报答,可以用其他方式,不能用发表稿件来交换。他坚守艺术准则,主张好稿至上,尽量减少政治因素和人事因素的干扰,编辑部形成了宽松民主的艺术空气,奠定了健康的办刊伦理。因为《北京文学》每期都有好作品,就吸引了更多好作品涌来,成为引领风骚的文学名刊。


当然,李清泉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章德宁拿来史铁生的稿子,想让这位残疾的无名作家破土而出,但没有通过。


从《北京文艺》到《北京文学》,李清泉在这个平台上施展拳脚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在他编辑声望最高的的时候,中国作协提出让他调回《人民文学》担任常务副主编。当时,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曹禺出面亟力挽留。李清泉想,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便接受了调动。谁知到了《人民文学》,并不像在《北京文学》好干。不是第一把手,就没有那么大的施展空间。编辑生涯一度辉煌就此划上了休止符。1983年,他改任鲁迅文学院院长,1995年离休。


李清泉的文章十分老道,不少名家都向他求序。在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为自己出书。1980年代,北京出版社曾提出将他在《北京文学》审稿时写的稿签出版成书,他先是谢绝了,后来那些稿签也遗失了。1990年代,子女亲友建议他把自己一生的文章结集出版。他才着手整理自己的文稿,这时视力已经很差。在女儿的帮助下编出文集,出书已经成了难事。他给作协打了出书的申请报告,没有等到回音。2009年,他生病住院,一位得到过他栽培的作家已经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去医院看望。他说:书就不出了。


李清泉是2010去世的,活了92岁。他的女儿李丹妮和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同班同学,(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是同学,同级不同班)又在一个村插队三年。李清泉生前我只见过一面,没有说过话。李丹妮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仍然继续搜集父亲的遗稿。她把父亲的遗作编为《晴雨徐行》上下两册,约三十万字。去年自费印出,赠我一阅。捧读之后,十分感慨。当年多少文坛星宿因与李清泉相遇而闪光。如今李清泉文集想获得一个与公众相遇的机会,却可望而不可即。



转自《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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