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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1978年高考


--作者:赵树凯


我参加了那场高考,成为1978级学生。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若干年后全班聚会,有同学感叹,那种改变命运的感觉,胜过马克·吐温小说中那个捡了百万英镑的穷小子。


对我来说,追溯这场高考带来的命运转变,不能仅从那场考试说起。


01


我的小学时光堪称漫长。学制五年,我读了七年半。


我并不记得哪一年入学读书,我只记得第一天上学是在春节后,刚刚闹过元宵。长大后向母亲求证,才知道是1967年。


学校在破旧的赵氏祠堂里。赵姓是我村大姓,占人口七八成。我入学时,学校里有四个年级,百把学生,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掌管。听说,学校里原来有三个老师,刚刚都被赶走。


此时,文革烽火在村子里开始燃烧。从高层看,文革开始于19665月,从农村看,则滞后半年。在1966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之后,当年12月,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村庄迅速开始躁动。近年我曾多次向村里老人请教:当年村民怎样理解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来自高层的政治运动信号,是怎样被村里人们接受并行动起来?从具体杂乱的故事讲述中,我领会出:开始,村里人根本不知文革何为,不解走资派何意,但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口号可以用来表达不满、获得权力和好处时,村里长期以来,特别是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期间积累的各种矛盾,很快就被激活了。文件说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重要,人们原本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但是其实原则很简单,干部中谁与自己有仇,谁就是走资派,就要。哪个村庄没有种种积怨矛盾?由此,文革在村庄里找到了非常现实的呼应力量,找到了扎根的土壤。说到这段事情,有的老村民认为,19672月的上海夺权风暴,对村庄文革有巨大推动。村里很快演化分裂为两派,分别有很响亮名字,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之类。一派人数多,一派人数少,村民通常称呼为大派小派。由此,文革不再仅仅属于高层,也成为村民权利纷争的渠道,成为连续多年村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我现在的记忆里,小学头两年充满了批斗会、辩论会,还有几次武斗。村小学唯一的教师,一个小学没毕业的青年,是村中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主要精力不是教书,而是组织各类批斗会。村民发生过多次武斗。据说城市武斗动用了枪、炮,我村连大刀、长矛也没有,主要武器是所谓黑漆大棍(村民自制,高约比肩,半截涂黑色油漆)。但黑漆大棍下的武斗,上百人街头混战,照样是血肉横飞,场面惨烈。我们这些小孩子纷纷逃跑回家。


我上小学的第二年夏天,上级派来三个军人维持局面,类似军管。据县志记载,19674月因造反派内部分裂而武斗升级,全县局面失控,9月军队进驻县城,成立制止武斗办公室19681月,解放军先在公安、法院、检察院实行军管,随后也进驻一些武斗严重的村庄厂矿。进组我村的军人,住在我的邻居家,一个是连指导员,两位是士兵。其中一位士兵非常亲善,经常带我玩,还送给我铅笔之类小文具。


因为学校唯一教师忙于造反,我们入学后基本没有人管,偶尔会有高年级孩子教我们认字。一年级新生并无课本,最先学的几个字或说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接下来,断断续续地学了《毛主席语录》中的一些句子,如为人民服务等。比我们早一年,即1966年春入学者,有正规课本,从”“”“学起,从拼音学起。我们从毛主席万岁学起,据说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666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说: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学生只能通过这种语录来学文化,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当时何其严肃认真。


小学前三年,每天上学基本学生自主,来去自由,想去就去。如果上学,就肩上扛一个高凳子,手里提一个矮凳子,上课时高凳子是课桌,坐在矮凳子上。放学时,再把凳子都带回家,否则,晚上村里用教室开批斗会,第二天凳子也就不见了。人到了学校,基本上也是在一起玩。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学校随时可以不去。二年级时,父亲因为腰伤到青岛治疗,就把我带去作伴,在青岛住了一个多月。父亲是商业职工,商店在离家十几里路的村里,有时候,我也跟他去住在商店里,每天在商店里玩。虽然上课不正常,但升级是正常的,一晃就到了三年级。


三年级下学期,1969年冬天,公社给村里派来一位教师,并增加了一位有初中学历的本村青年,那位造反青年被清退。新老师是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到任不久,组织了一次考试。这是我们入学三年来第一次考试。百分为满分,我的成绩是:语文12分,数学零分。语文是因为听写出几个字,数学则一道题都没有做出来。我的考试成绩算中等。老师做出决定,让我们退级,而不是留级,四年级退到三年级,三年级退到二年级。于是,我从三年级学生又成为二年级学生。所以,我的小学阶段读过两个二年级、两个三年级。


退级之后,学校像样多了,但依然粗放。因为缺乏教室和老师,三年级和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和四年级一个教室,老师给这个年级讲课,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或者直接下课。与文化课相对应的,就是劳动课。每周都有两三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上五年级时,村里请了木工做了一些简易课桌,我们欢天喜地,从此不必每天自己肩扛凳子上学。


小学五年级,又多读了半年,1974年夏天才毕业。期间经历了两次全国性事件,先是张铁生事件,后是黄帅事件。本来学校生活就很宽松,课堂更不正常。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道理并不懂,但是,交白卷可以当反潮流英雄批老师也可以当反潮流英雄,这个事实简单而明白。这一年多分外逍遥,上课时如果不想在教室呆了,可以抽身而去,或者回家,或者在外边玩会儿,更有胆大的学生,干脆从窗户跳出去,连门都懒得走。


小学毕业时,全班同学投票,选举谁上初中。我不知道这种学生投票对升学是否真的管用。这样,我终于用七年半时间读完五年制小学,到附近另一个村子上初中了。


02


对我们来说,即便是小学生,不上学也并不意味着都在玩。学校常常因为农忙而关门。农忙完全不上学,夏忙大约一个月,秋忙大约一个半月,临时性放假则三天五日不等。用劳动法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是童工。


学校围绕农时而放假,从政治上讲有充分理由,因为有毛泽东最高指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生产队来说,则有实际需求。与工业不同,农业对各种劳动力都有需要。以我家乡三大农作物之一地瓜(红薯)为例,大田移栽时,每颗秧苗都要单独浇水;地瓜蔓长到大约两尺长时,需要翻动一下;收获把地瓜切成地瓜干,晒干时需要摆布开,这些农活都可以小孩子去做。我印象里,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到生产队做农活,就是地瓜移栽时浇水。整劳力一天工分是7分,我浇水则记1分。


我上小学时,我家九口人,父母、祖父母,还有五个孩子,其中哥哥、姐姐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弟弟四岁,妹妹一岁。父亲是职工,能到生产队挣工分的劳动力只有母亲,母亲还要操持家务。公社体制下生产队的口粮分配主要依据工分。对于职工家属的政策是:工分不够也可以分平均口粮,但年末需要按照国家粮食定价给生产队交钱。如果是军烈属或五保户,不论工分多少都可以分得平均口粮,而且有一定的其他补贴。显然,这种分配政策体现了相当高的福利性。在分户经营条件下,集体对其他劳力弱、困难多的农户并没有特殊照顾。1980131日,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不赞成包产到户,也重点谈这个原因,进而重申要坚持集体经济。


在人民公社分配体制下,我家显然是受益者。但依然有挑战:粮食定价虽低,每年也要交给生产队一笔巨款。因此,让孩子尽量挣工分,尽量减少上缴款,是我家的重要经济战略。母亲常常提醒督促哥哥、姐姐和我,一旦生产队有需要,要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大致从十岁开始,只要不上学,都要到生产队干活。早上,生产队长哨子一响,我就会找队长分配工种。每参加一天劳动,晚饭后就拿上自己的工分册,到生产队饲养院去登记,由队长决定记多少工分。到了年末,会计把所有人的记分手册集中起来,统计出工分总额,作为分配依据。


上高中时,我曾经担任专职生产队饲养员三个月。我和一位老农共同喂养近二十头牲口,其中两匹马,两头骡子,五六头牛,八九头驴。老农每天记六分半工分,我记六分,所以低半分,因为我缺乏喂养技能,如牲口每顿饭要吃多少草料,如何搅拌草料,我都没有经验,另外,牲口需要夜间喂料,所谓马无夜草不肥,老农通常不叫我起来,一个人料理。其他工作,如清理牲口舍、推土、担水、铡草等,我和老农平等分摊,重体力活计上我承担多些。这个工种的突出特点是脏,每天要清理牲口粪便,晚上要住在牛棚里,但并不累,工作量主要是上午,下午和晚上轻松些。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空闲时间读书。


我的最早农活是轰鸡。我家的自留地在村头,麦苗刚出时,需要守候在地头,轰赶企图吃麦苗的鸡。还未上学,我就做这个事,上学后继续做,反正上学也不重要。常常,我挥动树枝,连喊带叫,频频扔出石子,将鸡们赶跑。但几分钟后,这些鸡又赶过来吃麦苗。我想起母亲的告诫:你不要放松,这些鸡记吃不记打果然如此,鸡们很快卷土重来,全然忘记了刚才挨打。如此反复,我一时气急,扔石块失手,打死了一只鸡,心里很害怕,不敢声张,就地掩埋。鸡们依然是前赴后继。很多历史情境下,人或族群何尝不是这样,记得吃不记得打,所谓殷鉴不远而覆辙重蹈。


最艰苦的农活是拔麦子,当地有农谚,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拔麦子。麦收时已入夏,烈日炎炎之下,弯腰弓背,挥汗如雨,用手将麦子一缕一缕从地里拔起,针尖般的麦芒时时会刺到脸上,很是难受。我从三四年级每年参加。麦收前几天,在田埂上走,看到麦穗摇摇欲坠,想到过几天要拔麦子了,就心生恐惧。


最向往的农活是看场子。生产队每年种十几亩地萝卜,作为冬季社员的蔬菜,萝卜将长成时,为防止偷窃,需专人看护;或花生收获后,要在地里凉晒几天才入库,也需要看护。类似农活,不仅白天要在场,晚上也要在场,搭个窝棚睡在地头,但是很轻松,通常用半大孩子。


19787月高考之后,我放松了两天,去县城一天,去同学家一天。第三天开始干农活,被分配去赶马车。马车是当时生产队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辆马车配备两个人。我还不是车老板,是车老板助理,当地叫跟车的。我一直赶马车做到大学开学前一天。寒假回家,母亲告诉我,这一年我挣了七百工分。按照生产队分配方案,八百分就可以吃平均口粮。


03


文革作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又分为若干小运动,在村里,这些小运动构成特定生活环境,规制了文化教育。对我来说,因为这些运动而无法正常读书,受到的学校教育残缺不全;因为这些运动,也带来了特殊的读书机会,否则难以考上大学。


1972年春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村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有六七个人,一位县委常委带队,住在我家南房。工作队带了很多学习材料、书籍和文件,经常散乱地放在桌子上、炕上,初期是关于林彪事件的,如《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系列材料,这些材料很有故事性,工作队内部经常闲谈议论。晚上,工作队经常把全村人召集起来传达文件。这种政治学习很严肃,缺席者还要补课。后来转为批林整风运动,联系农村政策,批判自留地和集市贸易,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有村民偷偷进县城做小生意,居然被民兵抓回来,就地在村头开批斗会,会场上民兵身背钢枪,如临大敌。


1974年春,批林批孔兴起,工作队的材料突然多了起来。不仅有中央下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系列材料,还有很多辅导资料、图书,甚至漫画类小册子。批儒评法开展以后,还增加了一些古代文献资料,先秦居多,历代都有。这些材料在我家随处可见,可以随便翻看,只有妇联主任看的小说,藏在枕头底下不让我动,警告我说:这些书小孩子不能看


工作队有一位县委办公室王秘书,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下雨天,或者他不愿意下地劳动时,常常躺在炕上给我讲书,讲唐宋诗词,也讲《左传》,还讲过儒法斗争史。现在看来,这位秘书给我讲书,有时属兴之所至,需要有个人听他神侃,有时是有意为之,也许是在练习演讲,因为他要出去做辅导报告。我听得半懂不懂,但是津津有味。听完了似乎兴趣更高,就找来书胡乱读。


工作队在本村组织过批林批孔大会,县里和公社来了领导,还有省报记者采访。村头停了三四辆吉普车,这种汽车农村孩子难得一见,我们很兴奋地围观。我被指定作为小学生代表发言。发言稿由我自己写,王秘书修改。根据要求,批判发言一律称孔子为孔老二或者孔丘。我的发言重点有三个。第一,孔子开历史倒车,为复辟旧制度,坐着牛车四处奔走找官做,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第二,孔子办学嫌贫爱富,嘴上说有教无类,但每个学生都要送一块很大的咸猪肉(束脩),实际上穷人上不起学;第三,孔子并不仁慈,甚至凶残,上任鲁国公安局长(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少正卯与他观点不同,办学与孔子争学生。写发言稿前,我集中读了一些批判材料,还反复读《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工作队奖给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是难得的高档学习用品。那时我们作业本一般都买不起成品,而是买大白纸,然后裁剪装订而成。


批儒评法活动中,县教育局领导到本村学校检查,我被安排讲了一次儒法斗争史,讲什么是儒家和法家。稿子准备了好几天,无非是照抄材料,但也长些知识。驻村工作队有一位女队员,二十一、二岁,给我讲过郭沫若《十批判书》。她说,毛主席讲过,《十批判书》尊儒反法,是坏书。她念了毛主席的诗,全诗听不懂,但记住了其中两句,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那时候,课业完全可以忽略,但配合工作队搞批判却忙得不亦乐乎。这种胡乱读书,对以后高考显然有影响。初中和高中都没有历史课,高考前突击,百分为满分的历史考了90.5分。


1975年秋天,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开始,我读初二,成为学校里写批判文章骨干。有的老师参加公社批判会,也让我帮写发言稿。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打倒,县里召开大会,声讨四人帮、拥护华主席,发言者有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青年团代表,我被选为中学生代表。会前,我写了发言稿,由团县委书记带我到县委,与县领导一起讨论修改。1977年春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我被学校选为学习积极分子。中午不休息,每天读第五卷,连续两月,写学习心得。本来说参加县里的经验交流会,但后来没有结果。


今天看来,小学生被裹挟进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运动中,似乎难以理解,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那个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动员是政府运行的基本机制,政治控制一切社会领域。在学习小靳庄运动中,从学前儿童到文盲老太太,人人诗,登台赛诗,到处是诗人,一时间好不热闹。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为村里写通讯报道稿,写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也写好人好事。那是一个十分重视宣传的年代,哪怕是在这个两百户的村庄。到了初中,成为村里写稿主力;到了高中,常为村里写工作总结,写书记的会议发言稿。我的公社有32个村,每村都有通讯员,我是唯一在校中学生。农忙放假,被安排全职写稿子、办黑板报,不必参加生产队劳动,记二等劳动力工分。工分就是粮食,写稿子成为挣工分的手艺,颇有卖文为生的意思。


在公社干部鼓励下,我多次给《烟台日报》投稿,但均未采用。在我的要求下,家里订了《烟台日报》。当时的农村,农户自己订报纸很少见。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化,常说这个年头读书无用,但支持我的要求。父亲常说:不求你有什么出息,以后能当个民办教师,不种地就行了。


1977年夏,我将读高二,一天,公社通讯员来村里找我,说:公社书记答应推荐他上大学,他推荐我来接替公社通讯员,来征求我的意见。对我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正是梦想出路。公社通讯员是专职工作,但并非国家干部,不拿工资,由公社给记工分,通常出路是,两三年后或者推荐去上大中专,或者转为公社干部,或者安排到外地当工人。总之,从这个位置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命运转变,一辈子不再做农民。这是我那个年代能够想象的最好前途。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告诉父母时,父母虽然觉得高中没读完,辍学不太合适,但现实地看,也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便高中毕业了,照样是当农民。人算不如天算,当年年末高考恢复。这位公社通讯员推荐上大学未成,我却有了新机会。


04


县志记载,莱西于19701216日宣布全县中小学废止文化课考试。实际上,从我村来说,宣布废止考试前就没有考试,不仅没有考试,连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


小学毕业升初中,先是本班同学投票,然后是村贫管小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研究决定。从结果看,家庭出身决定取舍,我班一位地主之子、一位富农之子没能上初中。


初二学年将尽,数学老师带领全班,拿上皮尺和竹竿,到附近农田去丈量耕地面积,说是毕业成绩。毕业时,先全班同学投票,再学校老师投票,然后各村贫管小组出具意见,大队党支部盖章。因为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自己的初中毕业登记表,大队书记签署了同意升高中并盖章,但注明我父亲是“1955年私商改造


高中是初中带帽班。这个学校本来只是初中,但是那个年代学生多,原有高中无法容纳,为解决三个初中毕业班升学问题,学校又办了一个高中班。这是学校第二次升格。学校本是六年制小学,文革初期升级为初中,为八个村子联办初中(称联中)。初中办高中班,教师还是原来教师。语文、政治等课的教师似乎不难找,数理化则不好办。一位初中数学教师被动员来教高中数学;一位文革前高中毕业的村会计被选来教物理。但是化学没有人教,学校动员一个初中教师,他坚决不答应,说:我连初中都教不明白,怎么能教高中?所以,高一上学期没有开设化学课。后来,这位老师在反复动员下勉强出马。


高中第一年,通常每周两天干农活,称劳动课,主要是帮助若干生产队干农活。理由冠冕堂皇,是农业学大寨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村学生年龄偏大,高中生已经接近成人,是像样的劳动力。似乎是学校与一些生产队有什么交易,农活紧张了,我们就被拉出去,农忙季节有时连续两三周不上课。


1978年春节后开学,进入高二下学期即毕业学期,学校里从班里选了五个学生去公社高中,准备参加高考。高中距离我村大约四公里,每天早晚往返,有时步行,有时骑车。当时我姐在县城棉织厂做挡车工,我们两个共用一辆自行车。中午自带午饭,通常是一个玉米饼子。考试前两个月,父亲联系了原单位的供销社食堂,每天中午去买五分钱或者一毛钱热菜。


复习高考时,农村同学特别用功,因为离开农村在此一举。在我们看来,城里人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反正还是城里人。我的脑子里,只有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区别,只要是城里人,都高农村人一等。至于城里人还分等次,在身份上又有区别,如有工人和干部之分,工人中又有国有和集体之分,统统不明白,更不在乎。


高考考场在离家15里路的另一个公社中学,我骑自行车往返。考试三天,依次是政治、历史、语文、数学、地理、英文。从来没有学过英文,一个单词也不认得,且考试成绩只作参考,我没有参加。前边三场考试感觉尚可,数学考试后信心顿失。文科生做五道题,我只做出来前两题。开考后约半个小时做完了前两题,其他题则一窍不通,如坠云里雾里。既做不下去,又不甘心提前交卷,呆坐在座位上,很快就开始犯困,结果趴在桌子就睡着了。睡了约半小时醒来,仍然不到交卷时间。交卷后很有挫折感,先骑车去了班主任处,回到家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父母已经吃过晚饭,正坐在炕上等我。我说:数学考砸了,大学没有希望了。父亲淡然地说:本来也没有指望你能考上。高考成绩出来,数学37.5分,比估计略高。


高考后回村,队长分配我去赶马车。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县文化馆来人来找我,安排我去省里参加农民作者培训班,培训班在济南,培训时间两个月。这是我过去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告诉他们,我非常有兴趣,但参加了高考,有了结果后再去找他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继续赶马车,直到离家前两天。


05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位,虽然庆祝活动轰轰烈烈,但村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高层变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并不像城市人表现的那样,真心庆祝四人帮被抓,看到了政治新气象。村民们常说:不论谁掌权,横竖农民要种地。


村民们感受到华国锋带来了变化,是1977年春节。春节前,村民每户可以凭证购买一斤白糖、二两海米(晒干了的小虾仁),纷纷感叹:华主席关心我们农民,这个春节过得很高兴。直到现在,老村民说到华国锋上位那年,依然津津乐道一斤白糖、二两海米。实际上,年货供应未必与华国锋有什么关系。此外,村里人并没有感到有更大政策变化,更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对我来说,身在小村,心里琢磨的大事情,是高中毕业后能否当上民办教师或公社通讯员。


在我村,还有一件令村民关注的事情是,上级宣布将要从中农中划出一部分下中农。对众多中农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在强调阶级专政的年代,贫农或下中农属于专政阶层,是依靠力量”“自己人,中农属于团结对象,是中间力量。更实在地看,如果是贫农或下中农,子女就有资格入党、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等,中农则通常无缘。因此,一个农户如果由中农划为下中农,这个转变是很有含金量的。


村里评定新下中农工作在1977年元旦后开始。公社干部进村,开了多次会议动员部署,具体步骤是:(1)成立贫下中农评议组,还设了材料组;(2)召开贫下中农骨干座谈会和评议会,按照规定标准和数量评议出下中农;(3)对新下中农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4)上报县委审查批准并建立档案;(5)发展贫下中农协会会员,建立贫协工作规章制度。这时,我在读高一,与一位同学被安排到材料组工作,负责抄写档案卡片。他家和我家都是中农,这次都没有重新划为下中农。寒冬腊月的夜晚,在油灯下,抄写之余,我们两人几次密谋,把我们两家的档案都改为下中农。想到村里众目睽睽,改了也是徒劳,终于没有行动。随着当年冬天高考恢复,特别是1978年进一步取消家庭成分等政治因素限制,扩大下中农工作不再有实际意义。


对于村里人来说,恢复高考首先是政治转折,因为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不再重要。过去只有贫下中农才有上大学资格。恢复高考,不仅中农有资格,地主富农照样有资格。这可以说政治上的变天,有些贫下中农有些失落。这种变天对于众多家庭命运影响巨大。以我家而言,在此前三年,因为家庭成分和父亲历史问题,我哥在村里虽然是干部,但既没有资格入党,也没有资格上大学和当兵,父亲被迫提前退休,我哥顶替招工离开农村。因为高考恢复,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不再是问题,我有资格考大学了,我哥也有资格入党了,后来还做了教育局副局长。四年后弟弟也考上本科,成为我之后村里第二个大学生。若在文革年代,这种家庭境遇变化不可想象。


高考恢复不仅改变了很多人命运,更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时代。现在,人们追溯改革起点,通常先说包产到户。从农民冲破人民公社体制考察改革发端,确实如此。但是,改革从农村突破,是农民揭竿而起,并非政策主动转变。如果从主动政策转变来看,恢复高考更具标志性,其标志意蕴甚至超越农业家庭承包制建立。



转自《农村改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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