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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命当农民


--作者:卜新民


卜新民,与共和国同龄,广东梅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1982年到广东省统计局工作,曾任局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1969年末,文化大革命动乱有所收敛,家乡的中小学校开始复课。文革减员的教师无法按以往正常渠道填补,只能从当地初高中毕业生中聘用,大量民办或代课老师由此产生。


1971年春节刚过,一个晴好的下午,松口中学教导处吴主任和政工干部陈老师造访,欲聘我为民办教师,月工资27元。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报酬,民办教师里属顶级的了,不少学校24元,少数18元,有的农村小学工分加补贴,除记劳动日外,每月拿几块钱生活费。


这是一份殊荣,一份不错的讨生活的差使,乡下人说是个吃清闲饭的的活计。不少青年通过这条渠道,洗净泥腿子,穿起了鞋袜,披上了白衬衣,出入斯文地为人师表起来。但我连跟父母商量商量之类的托词都没用,就当场拒绝了,称自己仅有高一的文化程度,不想因此而误人子弟。


吴主任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劝导说,学校是翻着花名册来选人的,我们了解自己的学生,你当老师绝对没问题。见我仍不答应,又诱惑说,你喜欢读书,学校环境很适合你,不少人找门子想来都来不了,最后要我好好考虑,两星期后再答复。


当老师九毛钱一天,星期六日不上课照样付酬,生产队干活两毛钱一个劳动日,两相比较,效益差距明显。老师脱离了艰苦沉重的农耕劳作,职业受人尊敬,说不定因此找到了颜如玉的伴侣,还是挺诱人的。少年时,命题作文我的志愿,也憧憬长大后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传道释惑,教书育人,机会就在眼前,理想可以变为现实时,自己却推辞退缩了。


个中缘由,并非自己有什么远大的人生目标,更不是瞧不起教师职业,而是卑微下的自尊不适时地顽强地冒了出来,认为自己民办后永远转不了正,不扯这个蛋,老老实实当农民为上,潜意识中还是家庭成分阴魂作祟。其中,也掺杂了一丝莫名的自信,总觉得一株禾苗有一滴水珠养,当农民同样没有过不了的日子。


两星期后,到学校没见到领导,找到了一年前已进校民办,从幼儿园一直同学到高中的陈老师,要他代辞聘用之事。陈老师又是一番劝导,以自己为例说明一定可以胜任,劝我不要推却。自己还是表明了不识抬举的谦卑,要陈老师替为感谢学校的厚爱,最终没有接受这份荣誉。


回想起来,自己与教师职业真是有缘无分。当年真的民办了,恢复高考后极可能考了师范,那小学校长说不定多了个姓卜的,而统计系统则少了位卜局长。1978年高考填志愿,自己仅报了家乡的梅州师范一个学校,意即能把谷壳去掉换成吃米的教师就行了。结果被县招生办退了回来,说这是最后录取的学校,你的分数很高,这样就等于放弃了重点大学普通大学等多次录取的机会,只好重新填报,再次与教师失之交臂。


大学毕业分配时,系里有一个中山大学经济系指标,老师都推荐鼓励自己任教,说我适合当老师。自己总认为教师非自己首选,又有其它单位名额,就放弃了,不然,混得好的话,现在可能已具有副教授资质了。


当年,跳出农门吃商品粮,是乡村青年的终极梦想,有点门道的都千方百计想尽办法为此钻营,功成之日的高兴劲只有范进中举能与之比拟。而当时城乡分割鸿沟极深,农民的户口被严密禁锢在农村范围内,能跳农门的渠道归纳起来不过这么几种:教书转正、参军提干、招工招干、读大学。最多的就是通过民办教师转正而跳龙门的,我们高一甲班鼎盛时有十几位同学教书,相当部分修成了正果。而自己拒绝了这条路径,是不是还有别的门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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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大学校门前留影。 


招工,那年头,我们大队两千多号人,是公社最大的大队,每年招工去煤矿、农机厂之类企业的名额也就一个半个,大队干部的子女亲戚条件不够时,譬如年龄尚小,其他出身好,社会关系好又有点门道的人才有梦想。


招干,则不知几年才偶有招政治学徒的,或搞什么运动时参加工作队,个别幸运儿留在了仕途上,这更轮不到高成分家庭的子女了。


参军,每年大队倒有几个,但非贫下中农子弟是不会去报名的,报了也没用。自己连武装民兵的资格都不够,更遑论解放军了。


读大学,即1971-1976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口号也就是招生的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自愿报名,谁不愿意跳出农门?问题是到哪里报名,怎样报名,谁也不知道,也根本不用知道,若真的去问,大家准会认为这是个傻子。


群众推荐,群众是谁,哪些人代表了群众,怎样推荐?谁也不明白。


关键是领导批准,主要是公社的领导,若有更上层的关系则更好,当然大队的头头要把你的名字报上去。


学校复审,那就简单了,只能从送上来的学员中审核录取填报了该校志愿的人,别无选择。


而经历了这些招生程序后的幸运儿,公社平均每年也摊不到一个。后来加了考试,那也只是在被推荐的人之间进行的事,很快又被张铁生的白卷英雄事件打了下去,这样录取的学生总体质量之差是可以想象的。《南方日报》1973年的一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新气象,以赞扬的语气报道:中山大学的教授,千方百计使工农兵学员理解正负数的概念,而这是当年小学或初一新生就应掌握的知识。有时聊天,我自嘲,因为不自愿,从未报过名,所以没能上大学。


除上述正道外,也有特殊的,比如文艺单位招演员而跳农门,但那也得看是什么人。


我大弟弟小我八岁,体育天赋特别好,小学三年级不知怎样练的,无师自通,前空翻后空翻都能折腾出来。加之长得颇具工农兵形象,地区汉剧团要招他当小演员,大约就是武生学徒之类的。征求意见,家长高兴,但大队不同意,这事就黄了。为什么不同意,我们不清楚,无非是此等好事岂可落在成分不好的家庭呢!四年级时,剧团再次要求,结果还是不行。


大弟弟在我们公社的中学上学,是学校篮球队、足球队的绝对主力,乒乓球冠军,宣传队台柱,班长,团支部书记。1974年高中毕业,学校留他任教,又是大队不答应,说还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推荐了一位大队干部的儿子。应该说这是一位好后生,但不具教师资质,学校没办法,只好安排他教体育,带学生做做操玩玩游戏而已。


文革后期,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制度,乡村的中小学事务大队都有权干预。我很无奈对弟弟说,你在学校是条龙,回到乡下则是条狗麻蛇(家乡一种样子丑陋的四脚蛇),还是跟哥做木匠吧。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广东银行学校,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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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大学同学郊游。


要跳出农门,除上述几个途径外,还有一着险招——逃港!


当年香港与内地巨大的经济反差,曾引发了几次逃港潮,而平时小规模的潜逃则从未停止过。梅县作为华侨之乡,港澳台同胞同样不少,时不时听到某某又逃到了香港的传闻。我们大队的一位青年则没有这么幸运,几次从边境线上抓了回来,成为了准五类分子。虽然有不少亲朋在香港,我等良民自然不会去考虑这条险道的,这种旁门左道类的东西,自己连想的胆量都没有。


跳不出农门,那跨过准农门是不是有戏呢?也就是成为乡镇企业职工,诸如在公社农机修理厂、建筑工程队、畜牧站等企事业做工,户口虽还在农村,但吃公社统筹粮,挣工资,不受生产队管辖,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负青天,成为洗脚上田的农民。


这在当时,可算是排在户口迁出农村美差后的好出路了。当年,家乡公社的企业没几家,许多工种必得有一技之长的工匠才能入职,要成为正式职工,除人事关系外,就得看各人的造化了。


1972年底,松南公社拟成立建筑工程队,自己有幸参加了当时的筹备会议,是不足10人的参会人员中两个木工之一,接着又在松南工程队承建的松南商店工地,小露了一把脸。


那天,松南工程队的黄业务,专程把我请到了商店的生产资料仓库工地。业务是官衔,队里的二把手,队长一般为行政领导,业务则负责工程事务和预结算,是最具实权人物。当时我在相邻的松口公社工程队做工,是一个工地的木工领班,属于搞副业的临时外出农民工。


仓库工地是一幅长10多米,宽处9米多,窄处4米多的不规则梯形地块,要建成没有隔间梁柱的仓库兼门市。是时,工地已经停工,只有我们两人,空地上三架已制作好的木质片杠,还没有往天面上安装,似在等待什么新的指令。


黄业务指着片杠,以商量的口气小声问我,这种地块的天面架构这样行不行?当时二十挂零,少不更事,没有任何城府,见有人尊重,更据自己建筑木工的理解,没半点客气,坦率直言:这种临街不规则地形搞一倒水天面,檐口须一直往上斜,瓦面长短不一,屋栋比商店正面还高,太难看了,和共用一墙的商店主体极不配套协调,像商场旁搭了个临时建筑。更主要的是片杠过长,10多米的瓦面,斜杠的木材须接驳,承重有问题,加之河边风大,存在倒塌的隐患。


黄业务脸色凝重,这是他和工地李木匠合作的产物,我的一席话说到了他的痛处,正是他所担心之事。这家伙是个老江湖,民间泥瓦匠出身,为人胆大自负横蛮,这回心里没辙,又想不出解决办法,身边的人也苦无良策,只好忍耻下问:那该如何办? 


斩架的办法,天面可建成两倒水,则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我随即画了张草图说明,三架金字架,第一架是对称的正架,第二第三架为不对称的斩架,斩架短的一边双斜杠,一条用于支撑结构,一条与正架水平相同用于承架桁条。


这样,临街的瓦面檐口整齐划一,檐口往上倾斜的另一面藏在屋栋的后面看不见,屋栋可以比原设计矮几米,低于主体商场,整体美观大方。更主要的是,金字架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整体,这样一改,最长的用材也不超5 米,不用接驳,天面重量通过传导主要负荷在承重墙上,安全可靠。


黄业务高兴了,虽一句赞赏的话都没说,但当场决定拆除已做好的片架,按新的设计请我负责重新建造,墙体也更新改造,适应新的架构。


金字架自己参与或单独制作过不少,但这种不规整的斩架从未见过更不用说做了。当时看到这种地块,脑子灵光一现,初生之犊不怕虎,新颖大胆的想法就在脑海中冒了出来。过后请教行业内道行高深的师傅,认为我提得非常科学可行,看来这是缘于自己相对扎实的建筑木工技艺和愿意动脑筋的结果,大千世界的不少创新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四十几年过去了,生产资料仓库门市经住了岁月的考验,照常营业,前不久回乡下,为了重温细节,还专门到门市里拍了几张天面斩架照片。


事后不久,松南工程队公布正式职工名单,其中的两名木工没有姓卜的,上榜的都是没有建筑经历纯做家具出身的老木匠,一位曾和我一起参加筹备会,一位就是被我顶替的李师傅。他们都是好木工,更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好人,这后面一条,在当时可是首要的硬件了。对此,自己虽有少许意外,但也感到非常正常,只是觉得又被只能利用,不能重用了一把而已。


如此这般,也就认定这辈子就干农民这一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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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大学同学在校门前合影。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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