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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不是梦


--作者:孟国治


孟国治,1947年生人,文革中在广西军区生产师插队近8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供职,也改行在政府法制部门行走,挂过县委副书记头衔,任务是扶贫。退休前为广西广播电影电视局副总编辑。



1977年恢复高考,但那年高考对于我,只是一个梦。


我曾经有过上大学的机会。1974年初,我在广西军区生产师插队时,调到团部政治处搞宣传报道。当年大学开始恢复招生,由于工作中有点成绩,团里推荐我去某大学新闻系就读。当时我很纠结,因为我妹妹也在这个团插队,我走了,她就很难有机会走了。


我找到团政委,几经陈诉,他答应了我的要求,让妹妹去读书。临了,他将一件尚未公布的决定告诉我:生产师很快就要撤了,重新改回农场建制,以后你们就是农工了。我知道申政委的画外音,以后再想走,难了。


1976年四五运动后追查政治谣言,一位陈姓的知青举报了我。公安局找上门来调查,尽管那两人态度很好,恐惧之余我还是逃到了贵州。我的亲哥在贵州一个极具秘密性的单位施工,按规定他报告了领导。领导是个干部子弟,他告诉我哥:什么谣言,都是真言。


于是,我有了个避难所。但我也在秘密筹划,实在不行就去缅甸,据说缅共在招人。岂料几个月后,天变了,我得意洋洋回到农场。谁知当时农场的一位副书记放言,当年整他没错,现在不整了,也不是他对。1977年恢复高考,我这造谣传谣的事还没有拎清楚,想读都没门。


同场的插友小潘报了名。当时,他的学历是初三,找上我帮他恶补高中数理化。那年他考上了某师范学院,退休时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干部。几乎与他离开农场同时,我被以24级干部身份安排重回生产队当农工。


读中学时我就是体育尖子,举重拿过全国青少年通讯赛分区名次,是学校篮球队、田径队主力;游泳更是自如,洪水滔滔敢下水,就是为了过江去吃一碗米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全运会,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是名列第三名的柳州市水球队替补。


我一个后来的大学同学曾挖苦我,就你这身材,还水球队的,吹吧。这个同学经常缺课,所以他简单,不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道理。


在农场,我知道只有劳动好,才有地位。我身体有基础,我能够付出。下到生产队第一天队里就派我与几个老农工去掏粪井,那是一个重体力活,又脏。几天下来,我没给自己丢人,尽管晚上瘫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这粪井掏完了又安排我去剥麻皮。亚麻皮水泡过后才能剥,而水泡过的麻皮奇臭无比,连苍蝇都不愿意靠过来;泡过麻皮的水沾多了也奇痒无比,痒得你都抓不过来——这一干又是半个月。


我们那时是休大礼拜的,所谓大礼拜就是两个礼拜休一天。休息这天下午,我在睡了一个透心觉后正在水井边清洗几天累积的脏衣服时,队长的小孩找到我,说他爸爸让我去一下他家。


还没有走进队长家门,远远地我就闻见了炖肉的香味。


我明白,我得到了队长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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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当年。


1978年高考开始报名了。


一天晚饭后,队长找我去到队部。闲聊了几句后他问:今年报考吗?


我直率地回答他:你知道的,没办法报名,场部不会开证明的。


队长拿起早就放在桌上的一张信笺递给我,那是一封给公社教育组的同意我报名的函件。我霎时明白过来,由于农场的这类工作是地方管的,队里的函件就是绕过农场走的一个捷径。


一切手续办好后,不分白天黑夜,我找来过去的课本恶补起来。像我这种情况,是不能向农场申请复习时间的,我只能每天在分给我管理的橡胶地里狂干,完成劳动定额后躲在橡胶树下静静看几个小时的课本。


一天,我正埋头修整橡胶林梯田阶梯时,突然听见对面传来了动静。抬头一望,队长正在我的管理区内铲草。两人联手,很快,我当天的指标就完成了。我的感谢话还没有出口,队长扛着铁铲转身已走向他处。我知道队长不具体管理特定的橡胶林区域,但他只要有空,就会经常到各地看看,干干。


谁知,自那天以后,队长每天都会来到我的管理片区帮我干活,结果,我每天自然就多出了一两个小时的看书时间。每每望着他走后的背影,我才明白什么叫百感交集。


我的队长姓庞,大号庞家财。改革开放后,他的闺女在深圳创业成功,庞队长的晚年是在深圳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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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橡树林。


考试结束了。由于场部中学有老师参加改卷,我参考的事及考试名次场里是尽人皆知。据说上面有人发了话,能考上就让他去。一天,场政工科通知我到场部,政工科副科长亲自当我的面烧掉了1976年那事我写的所有检讨及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


这个副科长很有意思,凡是我的检讨他都自己亲自烧,别人的检举材料他交给我来处理。我拒绝了,我不想知道除了那个姓陈的还有谁检举我,我还是有点阿Q的。事后我了解到,在给我写鉴定时这个副科长可没有这么好心。幸亏操笔的也是一个知青干部,名叫张平,力争之余我还是一个好人。张平后来在某中级法院工作,法院的徽章就是一个天平。


至于家庭出身,我的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历尽文革的煎熬还是没有挺住,于19761228日去陪伴天堂的奶奶了。但他的追悼会开得很像回事,毕竟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修过滇缅公路,保护过赣江大桥。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干净的家庭出身了。


我一直没有闹明白的是,人家的录取通知书是寄来的或到学校、单位领取的,而我的却是县教育局通知本人到县教育局,由局长亲自颁发的。


当我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开始有点莫名其妙。我的录取志愿第一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二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怎么冒出个人民大学?直到进了学校才知道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又回到人大,也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天离开县教育局后干了两件事,一是给老母亲发了个电报:儿已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二是马上赶到公社派出所将户口迁到北京。


去学校报到之前,我在母亲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在母亲脸上却没有看到什么笑容,其实我明白母亲为什么不高兴。母亲是坚决反对我学文科的,她认为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不好,加之我性格有些直率,不会有什么出息。


母亲在教会学校是学护理的,因此她主张我学医,要不水木清华也好,毕竟我父亲是国立北洋大学土木系毕业的。


但我填报志愿前做过功课,知道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高龄考生大多录取的是师范院校文科,理工科鲜见。而我,那年该而立了,有个学校要我就是福。


要去北京了,车是晚上的。家里的晚餐也很一般,两个青菜一碟炒肉丝,弟弟和妹妹陪着,未婚妻也来了。因为要坐车,母亲也不让喝酒。举筷了,隔壁的何妈妈端过来一锅鸡,是曾当过领导专厨的何伯伯做的他们四川有名的汽锅鸡。母亲叹了一口气对何妈妈说:这老二没出息,考了个五七干校,还给他吃什么鸡?


母亲还有这个心结,我还真没想到。也难怪,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前多招调干生,知道的人不多;加上这个校名--人民,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公社……也难怪,老太太是绕不过来。


不过,在我们家有三个人是不能当着母亲面议论的。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华国锋,一个是邓小平。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华国锋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恢复了高考。这点,她明白着呢:人,要讲良心。历史中有些悖论的东西她根本不认可。


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红一楼学生宿舍246房,一个房间左右两排上下两舖8张床。我正在收拾床铺,一个稚气少年肩挑手提行李走了进来。看见我二话没说,一个深鞠躬:老师好!掰清楚后才知道他是四川来的我的新同学--陈平,他比我小14岁,现在是珠海某主流媒体的负责人之一。


夜深了,陈平的梦话吵醒了我。醒来的我一时感到很奇怪,这是在哪里?恍惚中好像有个意识告诉我,这是北京,这是大学。我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有些痛。这是真的,不是梦。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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