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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岌岌可危的岁月,我的业务三次救了我们这个家


--作者:文洁若


第一次是1956年初冬。《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同志三次找萧乾去谈话,让他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张光年14岁入共青团,24岁入中国共产党,193926岁时去延安,同年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歌词。尽管萧乾想脱产去搞创作,还是被说服了。张光年进一步提出,想要把文洁若也调到《文艺报》去当记者。他还真的专程去找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同志面谈此事。楼适夷说:文洁若是我们的业务骨干,不能放。那一年夏季,萧乾到北戴河去写作,带回一批海鲜,我们家的保姆不会做。萧乾风闻张家的保姆擅长烹饪山珍海味,就把带回来的海鲜统统送给他了。张光年请萧乾与我吃晚饭,席间,他告诉了我楼适夷同志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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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512日,萧乾写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从个人经历谈谈出版界的今昔》(刊登在1957620日《文艺报》上)和《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刊登在195761日《人民日报》上)等文,被打成右派。19584月,发配到位于渤海边的柏各庄国营农场去监督劳动。当时规定一百个人里,必须划五个右派。人民文学出版社划为右派的有长征干部冯雪(19031976)、金满成(19001971),文学聂绀弩(19031986)、张友鸾(19041990)、王利器(19121998)、顾学颉、周纯、李易等,已凑足了5%。倘若到了《文艺报》,仅仅凭跟萧乾划不清界限,就可以把我打成右派。


19581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80个在职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南、北各40名。我是去北方农村的。动身前就说好,只有一半人能回原单位,另一半调职到外地去。由于适夷同志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相信自己准能回原单位。果然,当年11月结束劳动回北京,名单公布了,我被调到出版社的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上班后,年内发了两部译稿,达40万字。这是我第二次救了这个家。萧乾下去后,在农场领26元生活费,只够他吃饭的。《文艺报》已把他除名,我到位于灯市口以北的文联大楼财务科每月领40元家属津贴。举个例子来说,我曾花八天的业余时间突击翻译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1903—1991)所著长篇小说《火凤凰》(原文为《不死鸟》)的最后一章难忘的日子,刊载在19606月号的《世界文学》上。全文达3万字,拿到了约200元稿费,而我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95角。正是由于有这一笔笔外快,在萧乾戴右派帽子的22年间,三个孩子都未受委屈。倘若调动工作,到了边远地区,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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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及家人在文革中


第三次是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家四口都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1年初,女儿荔子初中毕业,回北京,当上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19719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之后,就连在干校所办的向阳中学任教的老师们都回到原单位了。只好解散学校,允许家长到北京去办理学生们的转学事宜。我听说文学出版社已从外单位调来一位日语编辑。因此,把儿子萧桐送进五中后,我就去找商务印书馆的陈原同志,问他可否把萧乾和我调到该馆去编辞典。他说:萧乾太大了,就怕我调不动。你嘛,我倒是可以试试看。”195010月,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校对员时,曾从英文转译了一篇苏联文学作品,投到陈原所主编的《世界知识》杂志。稿子不合用,退回来了。我当时的领导朱南铣同志却对我说:陈原对你有兴趣。”1951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把我调去了。我原来希望一两年后,我可以在陈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领导手下工作。7月初,我的调令忽然下来了。我是79日抵京的。当时萧乾正在北京治冠心病。他告诉我,朱海观(萧乾在《世界文学》杂志任职时的同志)已特地来过一趟,说我将在商务印书馆的词典组工作。后来才知道,陈原确实曾当面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社长提出了调我去商务的话,严社长同意了。可是正式下调令时,却节外生枝,文学出版社又不肯放我到商务去了,非要我回原单位不可。由于十四连(文学出版社)和十六连(商务印书馆)已合并,我被调回去的消息又是十六连的连长告诉我的,把我也弄糊涂了。我专程去拜访陈原同志,并对他说:


我还是打心里感谢您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目前萧乾正在建国门医院治冠心病。湖北那么潮湿,假若遥遥无期地在那儿拖下去,我真怕他的身体会垮。您要是不调我去商务,文学出版社绝不会给我下调令。


萧乾还没戴右派帽子时,我们一家人住在东总布胡同作协宿舍。划为右派后,我们搬了八次家:(一)前圆恩寺。(二)宝钞胡同。(三)东四五条胡同牛圈。(四)豆嘴胡同。(五)南沟沿。(六)门楼胡同(门洞)。(七)崇文区天坛南门东二楼六门三○三号。(八)复兴门外大街二十一号楼二门三一七、三一八室。


我们是1983年春节后搬进这座位于复外大街的单元房的。终于有了安乐窝。


19848月,萧乾应邀偕我出访西德。《人民日报》连载了他的《欧洲冥想录》。他在《永志不忘之二》一节中建议:为文化大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馆,那是重访达豪集中营之后受到的启发。萧乾的挚友巴金则在《随想录》中,两次写专文(第一四○、一四五篇)提倡成立文革博物馆。先不考虑什么时候能成立,趁着亲历者还健在,把文章写出来。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萧乾写了《一对老人,两个车间》(1991717日)一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我们二人在家里的情况。他写道:我们还有一种共识--一个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


“1978年以后,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80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著译。90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然而今后几年我们二人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80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


萧乾在此文中说是80万字,指的是正文。把注加上,就是100万字了。我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那四年,确实是值得怀念的一个时期。


1997220日,萧乾因患心肌梗死,住进北京医院。我们把车间搬到医院里来了。每天不是写,就是译。到病房来探视者也不少。1999120日,他为李景端所著《波涛上的足迹--译林编辑生涯二十年》写序《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重庆出版社19998月版)。这是萧乾的绝笔文章。23日,他与来访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谈话。5日,进入昏迷状态。11日下午6点,因肾衰竭导致心脏衰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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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翻译家、记者萧乾


萧乾与世长辞后,我笔耕不止,一晃儿就是16年。我们的儿子是1980年赴美国的,1996年在北京与郭利结婚。2000年出生在美国的孙女现在已15岁,2003年生的孙儿也12岁了。


2015年,儿子萧桐、儿媳郭利于7月中旬带着一对儿女回国。我总嘱咐儿子,务必让他们的儿女,即使不能用中文写精彩的文章,起码也得学会写通顺的中文信。他们一家四口人,在家里总是说汉语,所以口语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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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家的概念是:有个安静的环境,能够读书,写文章,搞翻译。在不断革命的岁月,我们一家人连续不断地搬家,由于政治原因受歧视。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今天的《解放日报》刊载了这么一条消息:《红楼梦》获评亚洲最佳。该报专稿(严敏)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评选出亚洲十部最佳小说,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独占鳌头。该报称赞其以白话文描写了两个家族的悲剧爱情,塑造了400多个人物。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的分别是《微妙的平衡》《罗生门》和《一千零一夜》。除《红楼梦》和《一千零一夜》外,其余8最佳小说均为20世纪以来的当代小说。印度的小说最多,共4部。


我在《我的中学生活》(2012918日,见《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新世界出版社,20143月版)一文中谈及1942年尽情阅读《红楼梦》等名著的往事。我的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学长宗璞(原名冯锺璞)在《感谢高鹗》(原载《随笔》2007年第一期;见《二十四番花信》,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3月第三次印刷)一文中谈道:感谢高鹗是胡适、顾颉刚、林语堂说过的话,我想也是很多人心里要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我是宗璞所说的很多人中的一个。她已经把我想说的话用极美的语言说尽了,我只有再接再厉,向清朝的小说家曹雪芹学习,也向当代小说家宗璞学习。宗璞的《野葫芦引》前三卷我已读得烂熟于心,也被她的济世情怀深深打动了。她以如椽之笔,细腻地刻画了我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那波澜壮阔岁月里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我巴望能在几年后看到她的第四卷《北归记》的出版。


我还有个忘年交,叫赵蘅。他父亲赵瑞蕻是诗人、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1953—1957年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讲学。她母亲杨苡曾于1956年赴东德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亚学院讲授中国文学,1957年回国后,翻译出版了《呼啸山庄》等名著。这一年,11岁的赵蘅和她弟弟赵苏也跟着妈妈出国了,开了眼界。改革开放后,赵蘅于19966 21日应邀前往法国,在巴黎国际艺术城与各国画家团聚、交流,以后又去了西班牙、英国。进入21世纪,赵蘅的《拾回的欧洲画页》(作家出版社20021月版)问世。这是又一本文情并茂、语言优美的书。最近,她写了一本《补丁新娘》。此作用女性特有的敏锐观察力,记录自己成长的过程,融入了中国文化,写的是整个中国在那个特定时代的风云变幻。书中那些色彩斑斓的画面,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多读一些有人文关怀、关注人类前途的作品。(2014428日)


(摘自:《岁月流金》文洁若/ 海天出版社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转自《史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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