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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建筑师理查德·鲍立克在上海流亡的十六年


--作者:侯丽


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导。1994年与1997年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先后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1997年留校任教。2004年至2009年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攻读设计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并着重现代规划理论的跨国传播及本土化问题。



(一)


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是一位享誉德国的现代建筑师,包豪斯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于1903年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绍市的小镇罗斯劳(今天的德绍-罗斯劳市),父亲曾是罗斯劳市和德绍市议员、后来的州议员,社会民主党主席。鲍立克的大学教育主要是在德累斯顿和柏林工大完成的,但在学生时代就与包豪斯学校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包豪斯受到魏玛的纳粹党排挤时,他的父亲支持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格罗比乌斯(Walter Gropius)将学校迁到德绍,年轻的鲍立克参与了其新校园的建设,并成为一名注册学生,其后成为格罗比乌斯德绍事务所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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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鲍立克


二战爆发前,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以包豪斯学派为代表的大批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纷纷移民海外。这股因政治而引发的移民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推动了现代主义运动在世界的传播。鲍立克也是这一潮流中的一份子,他来到了上海,并且,与他的老师和同僚们更多集中于设计和艺术领域所不同,鲍立克得以深入参与了大上海都市在战后的重建规划,给这座曾经四分五裂的城市留下了包豪斯的现代印记。


1933年夏,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从慕尼黑经由威尼斯,乘坐红色伯爵号辗转抵达上海虹口港。他的大学同窗好友鲁道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早在三年前因为德国经济萧条,接受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海外招聘,在此谋得一份建筑师职位。汉堡嘉的新婚太太乌苏拉(又名鲁特·维尔纳),曾在自传里记录了抵港所看到的场景对她心灵的震撼--


纤夫们一个紧挨一个从底层船舱里走出来,吃力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的踏板上,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要碰撞在一起……(他们)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一边……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头发。


而在上海生活的欧洲人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刻意地保持着比欧洲更欧洲的生活方式,一切家务活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代劳,在乌苏拉和她的左翼朋友们看来,那些太太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顾只热衷于谈论赛马和电影。到上海后写给家人的第一封信中,乌苏拉调侃到: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像(这里)欧洲人的傲慢一样可怕……只要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下人,我们就成了百分百的上海人


(二)


193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地区的航运、金融、贸易和轻工业制造中心。上海港以海洋贸易运输为主,超过了同时期许多欧洲大港的装卸量。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上海始终呈现出三界四方、华洋杂处之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上海从未在同一个市政管理机构统领之下开发建设,南市、公共租界、法租界、闸北及江湾,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与都市文化的势力圈。这片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三百多万人口,既是中国最为西化和现代化的都市,也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最为极端的地区。租界内外,现代与传统、激进与落后,白银帝国数十年对外通商聚集起来的财富,依赖帝国主义贸易倾销逐步成长的买办阶层,各自为政的外国人社群,与底层民众的赤贫,都鲜活地并存于在这远东第一大都市之中。


鲍立克刚到上海就投入了好友汉堡嘉创立的时代公司的工作中。在上海的最初几年,他以一名室内设计师而为人所知。1934年,时代公司被沙逊家族收购,在法租界福煦大街653号(Avenue Foch,现延安中路)办公,鲍立克成为公司的主持建筑师。时代公司的业务从室内设计与装潢,逐步拓展到能够提供欧洲摩登样式的高端家具定制、纺织品、木材加工等上下游服务。时代公司在这期间最重要的项目是为沙逊在外滩的沙逊大厦(即今日的和平饭店)和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完成室内设计。随着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乱,建筑业萧条,鲍立克还曾为德国人和犹太人戏剧社团进行了大量的舞台设计。


1943年,鲍立克正式受聘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成为该系仅有的两名全职教师之一,教授室内设计和都市计划。圣约翰大学是孤岛上海时期唯一坚持公开正常授课的大学,战时师资紧张,这一职位给鲍立克带来了出乎意料的专业拓展机会--参与了大上海战后重建的都市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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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鲍立克在他组织的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作品展前(19476月)图片来源:慕尼黑工业大学图书馆建筑博物馆鲍立克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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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秘书处所绘都市计划释义图


(三)


鲍立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痛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催生了纳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公共租界并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外国人,他不可避免地对这个快速膨胀、充斥着混乱冲突的多元文化社会持有俯视的优越感和技术精英的社会责任感--他是一个矛盾的技术精英和社会主义者的混合体


鲍立克在上海的十六年个人经历远远不能代表那个时期中国数以亿计人民的命运和文化转变,但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视角。由于身份和语言的限制,鲍立克没有机会长时间深入中国内地和乡村,大多数时间只是待在城中之城--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另外,在尚有75%的上海人仍不识字的情况下,鲍立克的社交圈也仅局限在能够用英语或德语交流的特殊社群中。


1945年至1949年间,鲍立克与那一时代最优秀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致力于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在战火之中描绘未来50年的大上海发展蓝图,反映出那一代人、那个特殊的群体在大历史背景下所向往的现代发展愿景与路径。该都市计划的编制也成为一个契机,使饱受战争之苦的上海市民们得以聚集在一起,在战事一步步逼近、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面对遍布街头的战争难民和在废墟上不断蔓延的棚户区,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对未来上海的重建进行规划。这一总体规划的编制紧密跟随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范式的转变,相对于战前,其在指导原则、成果架构、工作方法和理想愿景描绘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被视作中国城市规划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集大成者。回顾那样一个时代,这种重建计划工作无疑带着唐吉珂德式的悲壮,正如编者在计划报告序言中所写的那样:


这一个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与其说是一种工作的完成,毋宁说是一种工作的开始。其实,时代的巨轮从来没有打住过;人类的进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和人家并驾齐驱,或者老是跟在后头跑呢?这就要看我们的选择和努力了!本市都市计划不是市政方面片面的改良所能奏效,整个社会和经济的组织,都非彻底革新不可!


在大上海都市计划第三稿完稿之际,上海已经完成了政权交替。计划编制的工务局领导人赵祖康作为上海解放前夕的代理市长,使这座城市在国共间得以平稳交接,并最终促成了三稿交呈于新政府的陈毅市长,使其得以结集成册而留存至今。鲍立克及其同仁所追求的,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建设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为将要到来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使上海成为中国进步的枢纽。通过这一群体的不懈坚持,该计划也成为中国在抗战胜利后仅见的较为完善的大都市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1940年代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将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组织理念嫁接入大上海区域的空间规划中,以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为基础,综合考虑多种现代交通方式,尤其是快速高架道路的引进。与此同时,该都市计划尝试在上海市政管理中建立起系统的规划管理制度。


(四)


194910月,鲍立克离开上海,回到民主德国,在国家建筑研究院先后担任所长、院长,并为柏林重建的规划委员会工作。因为在建筑和规划领域的杰出贡献,鲍立克在60岁生日时,被建筑研究院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他还曾获得民主德国防卫奖章、国家金质奖章,并被委任为建设部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柏林重建代表1979年,鲍立克于柏林去世,享年76岁。


鲍立克留给上海的遗产,除了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还体现在他约大的教学上。鲍立克执教的约大都市计划课程不是近代中国的首例,但他的贡献在于系统性地引入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方法、技术和理念,通过实践与理论的配合,推动了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产生本地化的过程,并且进一步,这种本地化也是以同济大学--后期约大建筑系被并入同济建筑系--为代表的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源头之一。1952年,院校合并后的同济大学建筑系在国内率先创办了独立的城市规划专业,其城市规划教研室骨干成员金经昌、冯纪忠、钟耀华、李德华等人或曾担任约大教学工作,或与约大教师具有广泛联系与共同的学术思想和来源,而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均有学术脉络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圣约翰大学培养的学生在城市规划教育和实践领域均有较大影响。鲍立克的学生李德华、王吉螽、罗小未、白德懋、樊书培等人后来都曾在同济大学任教,正是这些人孕育并培养了同济的现代精神。李德华在后来回忆,他们在鲍立克的课程里,从来接触的就是现代主义的教育,从未有过形式主义的理念


1950年代前半期,鲍立克仍保持着与中国的通信联系。从他与圣约翰学生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饱受学生爱戴与尊敬。上海和同济大学曾邀请他回访,但因鲍立克工作繁忙未能成行。遗憾的是,1960年代开始,随着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论战和边境冲突,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鲍立克及其在中国的经历逐渐为人所遗忘。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详规教研室编辑的《国外居住区图集》中,收录了东德霍耶斯维尔达(Hoyerswerda)新城和哈勒(Halle)新城的居住区规划案例,编者对这两座新城的规划理念感到亲切和喜爱,然而并不知道这是一位与同济规划渊源深远的设计师作品。对鲍立克在上海流亡的十六年的回溯,追忆这样一位特殊的德国人在上海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德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更好地理解跨国际文化传播、教育、政治和技术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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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都市计划三稿初期草图  图片来源: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大上海都市计划报告合集。



转自《中德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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