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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样板戏里跑龙套


--作者:冯印谱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前面说过,我在本村七年制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好几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排演节目,到处演出,一度小有名气。1971年底初中毕业时,我渴望继续读高中,但那时上高中不考试,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我们班50多个同学,仅被推荐上四五个同学,而且全是贫下中农和大队干部子女。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名落孙山,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不了高中,就只有回生产队当农民一条路了。当时是冬天,社员们都在修大寨田,我也做好了战严寒、抗冰霜,加入修大寨田行列的思想准备。突然,接到大队革委会通知,让我参加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晋南农村,有一个千百年来沿袭的文化习俗:春节唱大戏,闹社火。解放前,农民们劳累了一春一夏一秋,到了冬天,小麦入仓了,一年到头有吃不完的白面;秋粮收割了,牲口有了充足的饲料;棉花收摘了,留点好棉花自家纺线织布用,卖掉剩余的籽棉,手头便有了零花钱,棉籽榨油,又有了食油吃。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指的就是这种生活。


丰衣足食后,农民也追求文化娱乐。一入冬,村里那些爱热闹的人就开始张罗,他们搬出祠堂里收藏的鼓乐道具服装,铿铿锵锵,一天到晚排演大戏。演大戏可不是简单的事,只有那些大村庄,要人才有人才,要财力有财力,一冬天排演几出大戏不成问题。而那些人口少的村庄,则没有这个能力,只好望洋兴叹,期待着过春节上人家大村庄去看戏了。


不过,即便是大村庄也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每年春节,大村跟大村之间都在暗中较劲,看谁家的大戏唱得好,观众多,赞扬声多。而决胜的奥妙,不外乎邀请来一个知名导演,或者挖掘出一个新演员,或者置办了一套好戏装。即便今年唱戏比赛输了,也不心灰意冷,憋着一口气,明年咱们舞台上再见分晓。


新中国建立后,起初几年唱大戏的习俗仍然延续下来。后来农村搞了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搞得农民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肚子却越来越吃不饱了,日子也越来越过得不安逸了。渐渐地,唱大戏、闹社火的热情就逐渐冷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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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郎探母》剧照


文革一开始,到处破四旧,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的东西不是被定为牛鬼蛇神,就是被套上封、资、修的标签。过去唱的大戏,什么《四郎探母》、《秦香莲》、《打金枝》等,统统被禁演了,取而代之的都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们村宣传队全名叫丁樊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村里一些唱戏把式和年轻人组成。1971年,可能是演员青黄不接的缘故,把我们几个初中刚毕业、原来参加过学校宣传队的男女队员吸收进去,算是跑个龙套。我们排演的剧种叫蒲剧,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民间剧种,唱腔高亢,慷慨悲壮,流行于晋陕豫三角地以及大西北,涌现过阎逢春、王秀兰等一批名家,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过阎逢春的蒲剧演出,盛赞不已。


那年,大队革委会花大价钱,从县剧团请来一位导演。这位导演因为派性原因,不受重用,闲赋在家,有机会出来排排戏,既混个肚儿圆,又能赚一笔外快。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们宣传队一共排演了三出大戏:《红灯记》《沙家浜》和《红嫂》。《红嫂》应该不属于八个样板戏,不知为什么要排这出戏。


在学校宣传队时,我还算是个主要演员,每每排演比较大的节目,主角非我莫属。然而,到了大队宣传队,就像一滴水珠掉进了池塘,根本显示不出来。瞧一瞧我在戏中扮演的角色,就知道我是何等的悲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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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红嫂》剧照。


在《红灯记》中,我扮演一名喝粥的群众和一名柏山游击队员,一个群众甲,一个游击队队员乙,既无名又无姓,总共出场两次。在粥棚脱险喝粥那场戏里,我大概有两句台词,什么这碗里净是沙子这日子真不让人活了


在《沙家浜》中,我扮演新四军战士小王,谢天谢地,总算有姓氏了。这个角色还差不多,出场四五次,扮相一身灰军装,腿上打着绑腿,腰间插一支匣子枪,英俊潇洒,好不威风。遗憾的是没有留下照片。小王在两场戏中都有台词,一场是跟卫生员争执,声称自己伤口已经愈合了,不肯换药。另一场是在芦苇荡里,因为没有东西吃,饿得昏迷过去,指导员郭建光捧出仅有的一块干粮让给小王吃,小王坚辞不吃,推让给指导员吃。


在《红嫂》中,我扮演一名村民,混在人群中,更连一句台词也没有了。


但是,角色虽小,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大。导演和村干部一再强调,演戏是政治问题,演革命样板戏就是最大的政治,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一丝一毫不能马虎,一招一式不能出现失误,要把演戏上升到对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的态度问题,上升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问题。


那几年,全国到处都在排演样板戏,也闹过不少笑话。比如某剧团上演《红灯记》,扮演日本军官鸠山的演员向李奶奶要密电码,结果把戏演串了,一张嘴说成了《智取威虎山》中的联络图,这位演员无疑受到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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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沙家浜》剧照。


某剧团上演《沙家浜》,扮演胡传魁的演员和扮演刁德一的演员是两派,私下里意见很大。在一次演出中,剧情让两人悄声耳语,刁德一竟然在胡传魁耳朵边骂了对方一句:我操你娘!他满以为在舞台上,面对黑压压的观众,对方只能忍气吞声,自己占个便宜。


没料到,胡传魁也不是一盏省油灯,脸色骤变,顺手回击了刁德一一个耳光。顿时,两人在台上扭打成一团,剧务惊吓得直喊落幕!落幕!出现这般严重的政治事件,事后,这两个演员均被开除了。


听导演讲了这些趣闻轶事,我心里直打鼓,暗下决心,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牵连到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落个黑五类子女破坏演出革命样板戏,罪莫大焉!


排演场是在一个生产队的大仓库里,屋里生着旺旺的火炉,暖融融的,比起那些在田野里顶着寒风修大寨田的社员,真有天壤之别。但是,排戏的确是个熬人的营生,白天从早晨到下午一天三晌不说,夜晚还要排到12点以后,天天如此。


也难怪,演员都是生产队社员,文化程度不高,演技更是业余的,排演这样的大戏,难度够大的。从分配角色,到熟悉台词;从走台步位,到一次次彩排,翻来覆去地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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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红灯记》剧照。


记得《红灯记》第一场,李铁梅出场,是该从出场口上场呢,还是该从入场口上场呢?争论不休。演员们很少有人见过车站和火车,导演就解释说,车站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没有固定的出入口,从那里上下场都可以。


我们这些跑龙套的演员,虽然戏份不多,但却不能随意离开,需要时时刻刻守候在一边,等待上场排演。两个多月下来,一个字:累!两个字:瞌睡!


终于盼来了春节,我们的样板戏也排演好了。从正月初三开始演出,在本村舞台连演三个晚上。尽管社员们对这几出样板戏的剧情已经很熟悉了,连不少台词都能背出来,但因为是本村演员演出,人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不仅本村的男女老少能来的都来了,连周围村庄也来了很多观众,把偌大的舞台下面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四周墙根有几个卖醪糟、卖炒粉、卖油糕的小商贩,空气中燥杂着各种声音和气味儿。


总的来说,观众对我们排演的这几出大戏评价很不错。也是,一个农村业余宣传队,能够紧跟政治形势,排演几出革命样板戏,的确难能可贵。于是乎,导演高兴,演员们高兴,大队干部高兴,社员们高兴,可谓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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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在农村舞台演出。


初八至初十日,我们宣传队还被邀请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演出,哪个村庄经济条件好点,但人口少,排演不起大戏。对于我们的到来,盛情款待,白面馒头,猪肉豆腐粉条,管饱吃。我们演员演出也特别带劲,演出非常成功。


回村后到了正月十四至十六日,又接连在本村舞台演了三个晚上,仍然观者如潮。那时候全国的文化园地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农村文化生活更加贫乏,看戏,就成了社员们一年到头最好的文化消遣。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过了正月十五,大队宣传队就解散了,我也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当上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几个月的演戏,从政治上说,当了一回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有了在村里出头露面的机会;从经济上说,没有下地劳动,却给家里挣了几百个工分,这是最实惠的。其余什么也没有了。


原本,我心里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认为自己有点演技,能不能凭借这点特长,调到县里剧团当一名演员,就可以脱离农村,转正为城市户口,挣工资吃上商品粮了。现在看来,自己的演技太差,特长不长,在一个大队宣传队也只是跑跑龙套,冒不出个头,上县剧团当演员岂不是白日做梦吗?


再说,那时干啥事已经时兴有后台走后门,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是那块料,更没有任何后台可靠,后门可走,演员梦只能是南柯一梦了。


山也还是那个山,水也还是那个水,碾子是碾子缸是缸。扛起锄头,我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社员。


2013623日于凌空书屋

20177月修改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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