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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姐当知青


--作者:郑忆石


郑忆石,1954年生。重庆市巴蜀中学初68级学生。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在北京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宣传部任职。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



文革组歌中,知青运动是主曲之一。在这首全国1700多万年轻人被迫参与的大合唱中,我的三个哥姐是其中一员。


下乡去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除大哥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后面的四个,分别是从初68级到高66级的老三届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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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后中)、大姐(后左)、二姐(前左)、二哥(后右)、作者(前右)


我们就读于母亲任教的重庆市41中学(巴蜀中学)。1968年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铺开后,重庆市市中区(后改称渝中区)几所中学的知青去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简称酉秀黔彭,现都划归重庆)。41中的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子女多,而秀山没有高山峡谷,地势相对平缓,于是它成为41中知青插队的定点。秀山,听地名,眼前若现山明水秀、耳中似闻鸟语莺鸣。其实,它是个边远的穷山区,地处四川、湖南吉首、湖北恩施的三省交界处,距离当时的重庆,很远。


66级的大姐和高68级的二姐是重庆市首批下乡知青。1969225日深夜,两个姐姐将衣服铺盖卷捆得结结实实,睡不着觉的她们,干脆坐等集合号令响起。临离家时,二姐有点沉浸在对广阔天地的美好想象中,一脸轻松;大姐则对未来艰辛似有预感,戚然话别。当大姐将手伸进我的被窝,边流泪边摸着我的脸,连说三遍忆石,我走了时,我瞬间泪奔,不停地用被头揩眼角,好长时间都止不住……


第二天凌晨,天如泼墨,寒气逼人。41中的篮球场上,人声鼎沸,鼓锣喧嚣,将行的、送行的,密密麻麻挤满了球场。大姐二姐背上行李,匆匆到球场集合。    念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圣示,唱起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去下乡’”的壮歌,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步行到了朝天门码头。长长石阶直通码头的趸船,两旁涌动送别的人流。未开船时,豪情万丈的、强颜欢笑的、满面愁容的、眼含泪水的……各种心绪和表情,应有尽有。汽笛拉响后,船上船下,一片号啕声。此刻,纵是铁面钢心,也难免动容。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船行一路,顺风顺水,    当天下午三点抵达涪陵。在涪陵睡到半夜三点,登上开往彭水的轮船。这一趟水路,不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行走著名的乌江天险。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地势高差大、切割强,因而河道狭窄,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以前,船在江上走,急流漩涡常常弄得它原地打转,翻船时有发生。后来,沿岸设立了许多绞滩站,每到险滩,长长钢绳套住船头,爬楼梯般地一点点往上拽。当船行到羊角滩时,急流卷起的漩涡,让绞滩钢绳力不从心。船上人多,为减轻重量,一船人留下四五个,其余的全部下船,徒步走过五里长滩,再回到船上继续渡险,擦黑时分,船总算到了彭水。在彭水住一晚,第三天清晨继续天险之旅,下午四点,船到了龚滩。就此,重庆涪陵彭水龚滩,三天的水路历程,终于划上了句号。


以为很快将达终点,知青们长长地舒了口气。谁知,更难熬的敞篷大卡车还等着他们。从龚滩到酉阳,从酉阳到目的地,车子喘着粗气,冒着翻车的危险,在七道弯八道梁的山路上,上下颠簸、摇来晃去。车过九道拐时,峭壁在头顶,悬崖在身旁,许多知青吓得不敢睁眼。一天多的胃翻肠倒,四天半后,皮塌嘴歪、脸青面黑的知青们,总算瞭见了自己将在未来岁月里,扎根受教育、倾情献红心的广阔天地--秀山。


到秀山的当天下午,根据自由组合原则,知青们以最快的速度到各自生产队报到。大姐与数年后成为姐夫的同班同学及另两位同学,到龙池公社建国大队红旗生产队报到。二姐与两位同班同学,去了与大姐同公社同大队的建华生产队。一周多后,母亲收到姐俩的来信,拆信的一刹那,她眼圈红了。当看到我们一路平安,已安置妥当,妈妈放心时,过了好一会,她才说了句:好远的地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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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所在的红旗生产队


之后不久,又轮到刚满十七岁的二哥下乡。329日清晨,我和母亲送他到码头。初春的淡雾笼罩着江面,江边,一条空船像只孤雁,轻晃着身子,任江波啃咬,看得人心寒。这一次,走的人少,送的人也少,冷风扫过江岸,码头更添了几分凄凉感。


母亲送他到船上,直到汽笛声起,才缓步下船。船舷栏杆边,二哥望着我们,不舍的眼神装满了无奈。船起锚了,身移动了,不多会儿,开始加速。望着渐渐远去的桅杆,母亲边哭边喊着二哥的名字:小石,小石……”沿着江岸追出好几百米远,鹅卵碎石,步履踉跄。轮船消失在江水尽头好久,母亲仍然站在江边,呆呆地看着江面。


送两个姐姐时,母亲没有流泪,因为她对两个年龄大些的女儿相对放心。况且,这是在自己所在单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她作为臭老九,不能把悲戚写在脸上,免得落人话柄。这一次,码头上认识她的人少,二哥年龄尚小又自幼体弱,着实放心不下的母亲,终于没能止住泪水。


二哥没坐过长途车,一天多的路程,他吐得够呛 。到后来,他不得不蹲在敞篷大卡车的车尾巴栏板边,头搭在栏板上,走一路吐一路,顾不得随时有被甩出车厢的危险。好不容易来到二姐所在的生产队,仅仅半个月,他浑身开始冒水泡,大腿上巴掌大的地方,前赴后继冒出30多个。到后来,他对冒泡的规律了如指掌:哪里感觉痛,哪里就将有水泡出现。果然,半小时不到,一个又大又亮、直径将近两厘米的水晶蛋便降生了。


水泡不久变成疮,开始流血出脓,将他盖的被单染得花麻麻的一片。脓血多了,被单变得僵硬起来,好似刷了浆糊的布壳,盖在身上又让水泡更易溃破,而被单上留下的红黄色印迹,则如同染色花布,根本清洗不掉。后来,他开始发烧,到县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水土不服,打针吃药只能管一时。迫不得已,两个多月后,他回重庆治疗。


事前,二姐来信告知母亲,二哥离开秀山的日期,却并未说他将乘坐哪种交通工具。母亲估摸他到重庆的大致时间后,第四天开始,每天带着我到朝天门码头,连续三四个小时地等候来自涪陵的客船,望眼欲穿地盼着他的身影出现,却总是在最后一个乘客都下船了,仍然不见他现身。焦急的我们,快速冲上船,从头等舱到底舱,挨个地找,挨个地问船员:看没看见一个白白瘦瘦的小青年?一连三天,我们都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后来两天,母亲不禁开始胡思乱想,那悲哀绝望的神情,让我胆颤。


第七天早上,一夜未眠的母亲,准备一大早再去码头。打开房门不一会儿,满身尘土的二哥,竟然立在门口!原来,他为省那二十几块钱的路费,硬是不顾满身脓疮,搭了六天不要钱的敞篷卡车。又惊又喜的母亲,瞬间泪流满面,抓住二哥的手,一迭声地问你到哪里去了?啷个走了恁个多天呢?


儿行千里娘担忧。那时,但凡家中有知青的父母,想必心情大多如我母亲一般。至于知青,心绪烦乱、迷茫、悲凉甚至痛苦的,恐怕不在少数。郁闷如我大姐夫,他父亲因在新中国诞生前,当过国民党杭州笕桥航校的教官,母亲因是医院科主任,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双关进了牛棚。他下乡时,为取出父母在银行被冻结存款中的50元钱,来来回回地开证明,求签字,被折腾得够呛。人民群众有过美好生活的愿望,毕竟,天天喝一吹三道浪,一喝九条沟稀粥的农村,与每日可拿起钵钵打三两,还有一碗白菜汤的城市,差别实在太大了。所以,绝大多数知青在内心深处,并不甘于一辈子修地球


大作为


哥姐下乡所在的龙池公社,位于县城东北,属于丘陵地区,地理条件和种地收入,在当地算中等。


来到广阔天地,三人虽存大作为的雄心,也难免喻于利的私念。于是,多挣工分多分红,养活自己给母亲减压,成为他们的行动目标。


天府之国盛产稻米。哥姐下乡不久,就遇到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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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与生产队的农民在插秧


天不亮,咕咕鸟叫像军号,薄雾覆盖田间草。哥姐睡眼朦胧,饿着肚子便跟随农民下田了。插秧在农活中有点技术含量,是经验活,更是体力活。对于从未干过农活的城里娃,刚开始感觉苦累万分。学着农民的模样,他们一边在手里,快速将秧苗分为四五棵一束,一边腰弯成90度,边插边退,将秧苗直接栽进水田,不一会便腰酸背痛。空着肚子干到中午,回去还得现烧饭,而农民兄弟因为家里有人做饭,此刻早已端上了碗。精疲力竭加饥肠辘辘,他们常常倒头就睡。一觉醒来,肚子更饿了,胃病也落下了。对他们来说,每天最大的享受,便是干完农活,扯开身子躺床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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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姐夫在插秧


春去秋来,谷子熟了,收割谷子的苦累比起插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妇女一般不参加割谷子,但两个姐姐巾帼不让须眉,硬是下田与男劳力比拼。天现晨曦便起床,趁凉气残存大地,就忙开了,直到中午暑气逼人,才歪歪倒倒地回屋烧早饭。开始时手生,手指难免被割伤,跑回家,扯张草纸一裹,血稍微止住,奔回去接着挥镰。二姐记得时间最长的一次割谷子,从月亮刚升起来下田,一直干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才收工,到最后,感觉腰杆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只好找一个坟包,仰面朝天地躺下,用凸起的土堆抵住腰杆,让酸痛稍稍缓解一点。令人难受的还有谷子上的芒刺,沾上身又痒又痛,但此时早已顾不得了。一排排的谷穗,农民是从左到右,割完一排后,退回去,再从左到右……她们则是从左到右,割完一排后,不退回去,顺手从右往左割过去,再从左到右……由于节省了退回去的时间,结果她们割谷子的速度,反而比许多农民快,让紧随其后打谷子的农民,忙得够呛。


土地要充分利用,除了种稻,还种小麦、高粱、包谷、黄豆……农民善于合理布局,长得高长得低的农作物,有套种也有间种。因此,挖地平土、撒种插秧、挑粪施肥、收割晾晒……两个姐姐一年干下来,农活已能应对自如。生产队评工分,男的最高为10分,女的最高为8分。拿出百分之两百的力气埋头苦干,她们拿到了每日最高的8分。


二哥下乡时,1.70米的个头,体重只有90来斤,农民都叫他秧鸡。瘦弱的身子骨,挑个粪桶晃晃悠悠,插个秧苗落人之后。因此,即便他使出吃奶力气,最终还是只评了6分。后来,他的体力和农技逐年提高,由最初挑四五十斤都直不起腰,到后来与农民一起,两人抬五百多斤重的抽水用柴油机,可以走上百米的距离。尽管体力大大增强,工分逐年增加。但直到三年多后他离开农村,还是只评了9分。


第一年的秋收后,哥姐等来了年底分红。玩命流汗的报酬,刨除所分口粮,三人进账如下:大姐所在的生产队,全公社第二穷,每个劳动日只值一毛到两毛钱,她分到了8元多钱;二姐所在的生产队,全公社第二富,每个劳动日值六毛多钱,她分到了27元。二哥因为回家治病,耽误了出工,倒贴了12元。两个姐姐拿到汗水换来的平生第一笔收入,虽然开心,却不激动。因为这笔钱,还不够回一趟家的路费。至于二哥,郁闷之余,只好怪自己不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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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第一年的大姐(右)和二姐(左)


后来几年,哥姐农活干得越发顺手,加上舍得卖力气,每年结算,基本都能分到30多元钱。但这些钱,仅够买油盐酱醋、煤油肥皂草纸等基本生活用品。其它如添衣购鞋、买糖果糕点,以及嘴馋了打顿牙祭,基本属于做梦。好在母亲本就不指望他们能完全靠自己谋生,所以每月给三人寄20元钱补贴生活。


1970年,大哥分配到四川自贡市红旗运输机械厂守库房,主动挑了这副担子,每月从42.50元的工资(按国家规定,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年工资为42.50元,第二年转正后51.50元。像大哥这批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文革中分配后,拖了两年才转正,三年以后才拿到51.50元。此事当时无人追问,当然,问也白问)中拿出20元寄给他们。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精打细算,衣服补丁摞补丁,布鞋前卖生姜后卖鸭蛋。习惯了赤脚走窄窄的田埂路后,他们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有时候赶场,也会打光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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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右一)打赤脚赶场


铁脚板练出来了,大哥心也疼起来了。他看到二姐那张赤脚照,马上寄了十元钱,定要三人各去买双鞋子。由于只能勉强养活自己,因此,哥姐春节回重庆,母亲都要精打细算,为三人筹措路费。


的确,比起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村知青,哥姐多少还有家庭接济。事实上,城市知青中,除了家中一贫如洗的,基本都要靠父母帮衬。就此看,城市下乡知青的生活,好于农村的回乡知青。然而,由于城市知青非土生土长,无法像回乡知青那样,拥有环境熟悉、乡土人情、体力农技等方面的优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广阔天地中打拼的城市知青,生活似乎更难。


再教育


插队前,哥姐脑海中的农村,一派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个个心欢畅的景象。下乡后,他们才明白,那只是艺术性的美化。


农业生产工具依然落后。哥姐下乡之地,非平原但也不是山区,有条件实行简单的机械化操作。然而,除了打井、抽水需用的最简单机械设备,其它诸如犁地松土、播种插秧、浇水施肥、收割打谷等一应农活,全靠人拉肩扛。大锅饭体制又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队长派活,农民出工,年底分粮分红,一切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由于农民没有干活的积极性,即便农忙,也不乏磨洋工的,至于农闲时节,偷懒者更是不在少数。


农民的住房不仅寒酸破烂,而且墙壁只有大半截,上面小半截是空的,仅靠几根木头支撑。秀山冬天常下大雪,这样的房子如何抵挡寒冷?哥姐实在想不明白,问农民为何不让房子的墙壁接到房顶。农民回答:那样要多花料啊!再说泥巴在墙的上半截,也粘不稳,大半截墙,夏天通风凉快。问他们冬天不冷吗?农民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习惯了。哥姐去后,由于国家有少量拨款用于知青盖房,生产队也出于安全考虑,破例将给他们盖的房子,上半截接到了屋檐,还特意安上了窗户。农民的房子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哥姐的房子简直就是奔了小康。由此,更反衬出农民生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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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住的知青屋


农民的温饱依然成问题。哥姐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不算最低,一亩田约有400斤,好的有500~600斤。但统购统销的政策,不可能让农民敞开肚皮吃。因此,秀山农民一天只吃两顿饭的根本原因,就是粮食不够吃。二哥常与一拨农民,被分派到马路边的地里干活。不吃早饭连续干它几个钟头,农民也开始打蔫。于是,大伙齐刷刷地头拄锄头扁担,面朝马路尽头,伸长脖子张望象征吃饭信号的长途汽车。车终于冒头了,大伙顿时眉开眼笑。此时,队长或领头老农收工了刚出口,跑得快的农民,已开溜几米远。


在吃饭问题上,知青比农民享福。因为上面害怕知青闹事,关照下面尽量不让知青饿肚子。知青粮食吃完了,可以向生产队借,生产队明知借出去的粮食归还无期,也基本不会拒绝。所以,哥姐在乡下几年,没有断过粮。但贫困的农民没有这份待遇,尽管他们平时善于粗粮细粮合理搭配,地窖里存有红苕,但到了青黄不接的三四月份,也会半饥半饱。


大姐生产队有几个农民的小孩,喜欢来她们点看稀奇。傍晚,孩子们来到门口,把被稀饭灌得如西瓜样的小肚儿,在门槛上整整齐齐地排一溜,津津有味地看她们做饭。有时,小孩只有两三个,大姐又正好做好了饭,便会盛上两碗米饭递过去,小孩子三下五除二,将碗里的饭粒划拉得一颗不剩。


农民没钱买肉买油,只能在过年杀猪(猪肉一半由国家低价收购,一半自己留下)时,将肥膘用盐腌好,放进泡菜坛里存起来。平时炒菜,夹一小块肥膘,在锅底抹一抹,就算见油荤了。这块小肥膘还不能当菜吃了,得专门放在灶头上方吊起来,用烟火熏着,下次炒菜时再用。只有遇到有人户(亲朋好友)来,农民才舍得割一小块腌肉或腊肉,炒个菜款待。


至于穿衣,农民从未见过棉毛衫毛衣之类,一年四季,春秋穿单衣,夏天打赤膊,冬天裹棉衣。有几家劳动力少的农民特别穷,天寒地冻时,一家人捂在破被子里,唯一的一条好裤子,谁出门谁穿。


农民基本没有文化生活。秀山地处偏远,哥姐落户的生产队不通广播。听知青唱歌、盼知青教歌,成为农民娱乐的唯一渠道。农村夜晚安静,二姐她们的即兴放歌,附近住的农民听得很清楚。第二天,年青姑娘或年轻媳妇看见她们,会模仿着调子哼哼。如果哪天生产队长向农民说今晚知青教你们唱歌,农民会热烈响应,忙不迭地要得,要得


吃完饭,大伙来到队部,端坐长条凳,学《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毛主席,公社的红旗您竖立,集体化的道路您开辟,这类词简单、调子易上口的歌,二姐她们唱一句,农民扯起喉咙跟一句,土味十足的发音,逗得二姐她们笑弯了腰。农民学得认真,记性也好,半个多小时,基本能拿下一首。意犹未尽的学生,会要求老师再教一首。


知青下乡不仅是去滚一身泥巴,更要通过贫下中农启发阶级觉悟的再教育,而练一颗红心


忆苦思甜是再教育的主题,但农民对此显然不感兴趣。难得开一次忆苦会,队长动员的话音未落,农民便直奔大饥荒的主题:哪家饿死了几个,哪几家又绝户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还有更邪门的:两人发生了矛盾,甲躲在乙一家人外出逃荒的必经之路上,趁其不备,将全家人推下了山崖。这类故事,哥姐是第一次听到,错愕之余,便私下打听,农民异口同声地说:都是真的,骗你们干啥子!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再教育的另一主题,内容无非是控诉地主在万恶的旧社会,如何压迫剥削贫下中农。哥姐自上学起,就对刘文学勇斗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黑水牢”……耳熟能详。然而,农民在忆苦会上控诉的凶狠恶毒的地主,却常常是另一副面孔:待人挺和气,还懂得提升服务质量。比如,地主平时会主动与贫下中农打招呼,有事找到他也会帮忙;地主农忙时请雇工,先说好工钱,然后杀口猪烧成红烧肉,天不亮放在雇工的家门口,雇工干完农活,立马结账付款。


这些与教科书迥异的说法,又让哥姐所受的再教育效果,进一步打了折扣。二姐生产队有个小伙子,知青们公认城里头没见过长得这么称抖(酷爆之意)的,完全是当演员的料。但因为他爷爷是地主,他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地主帽。小地主懂礼貌、肯干活、爱帮忙,对人挺实在,但二十好几了,都没有讨到老婆。


了解了真正的农业,看到了真实的农村,知道了农民生存的不易,这些,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重大收获。


农民虽然生活贫困,却不失真诚善良。他们手把手地教哥姐干农活;一年一次杀猪,总要请哥姐去吃刨汤(用刚宰杀的猪肉猪内脏做的美食);送自家地里出产的花生黄豆,让哥姐带回重庆;难得做点豆腐乳,一定要给哥姐端半碗……,农民关照哥姐的细节,哥姐回到重庆多年以后,还会不时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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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后排左三)与生产队的女同胞


两个姐姐下乡的第一年,大年是在农村过的。当时知青住房还没盖好,二姐她们暂住在生产队队部。大年当天,二姐一早开门,惊讶地发现门外大水缸里,装满了糍粑(糍粑晾干后,浸在水里不会开裂,可存放较长时间),房子四周,被一捆捆柴火包围。原来,这是生产队长让三十多家农民连夜送来的。每年过端午节,妇女队长会吩咐她们:把糯米泡好就可以了,其它的事情你们都不用管。结果,七八个农民跑来,包好粽子放进大锅,先用大火烧开,再用几个老树疙瘩的微火余碳,煨上一晚。第二天,热气腾腾的粽子便静待她们狼吞虎咽。


大姐生产队的农民吴应好,个头不高模样一般,娶的媳妇却挺漂亮。老吴农活很在行,特能吃苦又格外勤劳心细,经常教大姐他们种菜。他家有三棵李子树,梅李、血李、玉皇李,色彩各异,味道不同。李子熟了,他叫大姐随便去摘,如果大姐没时间,他会摘一大筐最大最甜的血李、玉皇李,给他们送去。生产队地主的儿子,用批把树为料给大姐做了一根扁担。枇杷树的木质韧性好,这根轻巧而结实的扁担,挑起东西闪悠悠,大姐特别喜欢,后来将它带回了重庆。秀云的妈性格豪爽,只要知道有人为难知青,定会打抱不平。她格外关照大姐,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给她送去。


二姐生产队的老保管,特别心善,自己难得煮一碗荷包蛋,却总要盛四个,打发老婆给二姐她们端来。王再阳家有五个女儿,每两个之间相差一岁多点,生活尤其困难。六岁的老四很会煮红苕,将火烧旺,红苕煮熟,等水基本干了,再添几根柴,用小火慢慢烤,不多会,只只红苕便烤出了锅巴,又香又甜又糯。看见二姐路过,她就喊孃孃,快点来吃,好吃得很哦


二哥清楚地记得,那天生产队长带领大家到六十里外的盖上,挑石灰回来作肥料。上百斤的担子压在他身上,本就晃晃悠悠,为了不落后,他还是咬牙跟上队伍。骄阳似火,一路上大家又累又饥又渴。好容易来到路边的一碗水一碗水,顾名思义,水坑里的水,不多不少只有一个碗的容量,水舀完后,会自动地往外冒,直到重新达到一碗水后自动停止,循环往复,永不干涸),大伙蜂拥而上。突然,队长一声让瘦娃儿先喝,农民马上闪开,让他俯身喝了个痛快。那天,不是酸梅汤胜似酸梅汤的泉水,让二哥对大自然的馈赠和农民的善良,满怀感激。


另一次,他赶场回来,路上觉得口渴,便到养蜂的农民家讨水喝。热情的蜂农不仅让他喝水,还请他喝酒。为改善酒的口感,蜂农将蜂蜜调入酒中。蜜酒香甜诱人,二哥喝得畅快,不多会儿便一海碗下肚了。酣畅淋漓的后果很严重,二哥烂醉如泥,没法自己走回去。贴了蜜酒的蜂农,还得贴上时间气力,又是背,又是扶,走了好几里路,将他送到家。


切实感受了边远乡村农民的淳朴与善良,这,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另一大收获。


小插曲


插队前,哥姐从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她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中,感受过改天换地的神圣。当自己如秧苗般插进农业大田后,方知生活的苦辣酸甜。于是,在大作为的变调中,他们演绎出了一串小插曲。


农村生活清苦,荤腥很少。


哥姐能吃饱饭,但很少能吃上肉,加上干体力活消耗大,更是经常感觉痨肠寡肚。他们盼着农民杀猪,因为到时农民会请他们打牙祭,排骨炖汤、爆炒猪肝、回锅大肉,想着就流哈喇子,但这种机会,一年就一次,所以,得熬着。


吃不上猪肉,大姐他们会另想办法。听说秀山的羊便宜,又听说供销社2.5元一张收购羊皮。于是,他们花5.5元钱买了只羊,吃完羊肉后,再将羊皮卖给供销社。三元钱满足了几天的口福,几个人乐坏了。只是,羊难以买到,兜里的钞票又极其有限,所以,这种美味与开心,几年来仅此一次。秀山的团鱼也很便宜,只有0.34元一斤。那天,大姐一下子买了三只,炖了一锅,叫二姐二哥去吃。刚开始,几个人下筷如下雨,没多久,便不约而同地停下了筷子。原来,因为没放任何调料,团鱼那强烈的腥味,实实在在让他们倒了胃口。


下乡第一年,大姐他们自留地的四季豆熟了,便买来肉剁碎,与切碎的四季豆搅拌,包饺子招待公社的一帮子知青。饱餐一顿后,好几个人吐的吐,拉的拉,半天不得消停。原来,菜板是用木榆树做的,木榆树所含的皂素有毒,混入肉馅的菜板木渣,借机混进了大伙的胃里,不断兴妖作怪。


二哥正长身体,特别馋肉。插队第一年,他因为回重庆治病回过家,第二年春节就独自留在乡下过年(来回路费要40多元。每年春节,哥姐从未同时回来过)。其间,农民请他到家里吃饭,好面子的他谢绝了。他实在太想吃肉了!正好生产队杀了一头病猪,他分到了两斤肉,于是拎回去放锅里加上水,煮得半生不熟后,就开始守在灶台边,边煮边吃。肉完全煮熟了,也被他吃光了,又用剩下的肉汤,煮了一斤米,一气吃得精光,总算过了把瘾。


也是那年春节,生产队冻死了一头老牛,二哥花钱买了两斤牛皮,拿到生产队队部农民冬天围着烤火的火塘,放进架在上面的鼎罐里,炖了一整夜。这一次,他的胃被牛皮彻底腻到了,以致后来只要看见牛肉,他就会干呕。


农村不缺新鲜蔬菜,只要舍得花力气。


下乡后,哥姐都分得自留地,可以自己解决吃菜问题。但三人中,只有大姐自留地上的蔬菜,长出了姿态容貌。


大姐性格像男孩,打小就不睬祸事。四岁时,看见五岁的大哥被大孩子追打,她抓起一根竹竿横扫过去,嘴里还喊着你们敢打我哥哥?!鼠窜的皮蛋们,此后只要看见她,都躲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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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中)、大姐(右一)、二姐(左一)


大姐很有些倔强,有时会与母亲对着干。比如母亲要她像大哥那样,将全部心思用于学习,她却常常在操场上蹦跶,投篮一投一个准,还趁母亲不注意,钻到床底下,趴着偷看小说,一看大半个钟头。比如文革初期,母亲叫她不要去大串联,她却爬上火车行李架,躺着摇到北京,成为我们后面四个子女中,唯一在天安门广场上,晃到一眼伟大领袖尊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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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大姐大串联到北京


回来后,大姐响应领袖号召投身革命,专事刻钢板、印简报、散传单、搞宣传。一次,她们几个人在窝点加班加点地印传单,被赶来的反对派抓个正着,逮去暴打了一顿,随后被蒙上眼睛,扔进了防空洞。


大姐又非常善良厚道,对人巴心巴肠。在乡下,她成了老大,于是,摆出小慈母的架势,几年里铆足了劲,给二姐的知青点当菜背篼。到后来,她硬是把定时给二姐二哥送蔬菜,由义务成了责任。大姐和准姐夫都是货真价实的高中毕业生,利用脑瓜里的生物学底子,他们忙完农活,便倾情于自留地。挖坑松土撒种子,浇水施肥拔野草,天天汗流浃背地忙碌且怡然。


天道酬勤,他们的自留地,萝卜像瘦身冬瓜,青菜似微型冬青,南瓜如中等磨盘,韭菜若袖珍竹丛。此外,辣椒、高粱、包谷、黄豆……间种套种轮番上阵,让自留地在公社博出了名气。大队书记听说后,专门跑来观看;农民路过,羡慕的目光落在长长的豇豆、红红的番茄上,刻把钟都不偏移。瓜菜杂粮成熟了,大姐抱起南瓜、背上萝卜白菜包谷青菜头,颠颠地奔上两里多路,送到二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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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种自留地


当然,二姐二哥也有自留地,也种黄豆、红苕、包谷。然而,他们总是没有耐烦心,总是在包谷刚灌浆,黄豆才出粒时,就将这些半成品,统统扫进了肚皮。难得一次等到黄豆成熟,他们便邀上农民,把黄豆秆堆起来,在下面点把火,不多会,豆子便噼里啪啦蹦出壳。农民吃豆吃出了水平,手与嘴一尺多的距离,往嘴里扔豆,又快又准,嘴巴还始终清清爽爽。他们就不行,常常吃出一脸黑花。


农村生活单调枯燥,哥姐会自寻乐趣。


春天来了,捧几把桃红李白,插在搪瓷缸中;夏夜晚上,端个矮凳坐在院坝,望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想远在重庆的老母亲;冬日早晨,打开鸡笼,看一只只不知深浅的公鸡母鸡,在结冰的地上摔得惶眯惶眼。哥姐最爽心的事是赶场,能在镇上小饭馆,拈几片闪闪(四川话,吃肥肉叫拈闪闪闪闪一般指烧白或回锅肉),幸福感便暴增。要是再在场上碰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同学,一、两个小时的胡侃海聊,嘴巴脑壳过足了干瘾。此刻,心情那个好,只能用字来形容。


二姐机敏风趣,学业拔尖,中学三年,她一直是学习委员,还喜欢与成绩跟她不相上下的男生较劲。二姐还喜欢唱歌跳舞,文革中,她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革命文艺远送到成都、乐山和宜宾。


下乡后,她的这一爱好,由舞台转换到了土屋。每到夜晚,吃饱了白米饭或红苕,三个女生躺在床上,可着劲《井冈山的道路》《水兵的光荣》等红色组歌。然而,想到第二天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三人心空被八角楼的灯光驱散的乌云,被人逢佳节倍思亲,阿金我想念毛主席赶跑的郁闷,顿时又卷土重来。


八菜一汤(八个革命样板戏、钢琴协奏曲《黄河》)中,三人最拿手的是李铁梅、阿庆嫂的唱段。唱到兴头上,各自充当一个角色,在土屋上演革命折子戏。随着时光的推移,她们的歌曲喜好发生了变化。借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诉说浪漫意,用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倾吐思乡情,以珊瑚树红春常在,风波浪里把花开表现柔软心,拿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抒发残存的激情……“革命浪漫主义倒腾完了,又搜刮枯肠,挨个扫荡战斗民族的歌曲,《喀秋莎》《三套车》《山楂树》《红莓花儿开》《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各来一遍,过足了心瘾。


不满足于单调复制,她们还二度创作,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改成低头看见油灯芯,心中想念文化宫:将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唱成人说秀山鬼地方,土瘦人穷五谷荒;将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独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 ,无比新鲜姑娘呀,变为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独有你最丑怪,蒜头鼻子大碴口,耗子眼睛鸡脚杆”……唱完后,三人一阵哈哈哈哈……”身体疲乏和心情不快,全都抖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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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蹲者)和二姐在坡上


住在隔壁的二哥,一般不参与二姐她们的娱乐,而是独自凑近煤油灯,看几本知青相互传阅的小说:《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看《三国演义》时,他两天一夜不吃不喝,一口气看完了。但是,当他听到《三套车》之类的忧伤歌曲,会跟着唱,唱完了,再喊上一嗓龙禁鱼池头,伸腰不自由


农村虽然贫穷,但副食供应却比城市好。


那时,城市供应全凭票证,哥姐便想方设法,托人给家里捎好吃的。春节回家前,他们会动足脑筋多买猪肉,做成盐肉酱肉腊肉。每年分红后,他们将所得的30多元钱,全部用来买城里买不到的副食品。


二哥淘气又聪明,遇事善于动脑筋。文革中,大哥困在北京,大姐二姐在外干革命14岁的他,目睹文革之初家中被的全过程,打心眼里排斥革命,却对爬树掏鸟窝、满坡挖蚯蚓、砌砖修鸭池、石缝拔树根……等顽童营生,兴趣盎然且乐此不疲。后来,他又将顽童营生的范围,拓展到有技术含金量的补锅补碗,修锁配钥匙上。


下乡后,他的淘气转为给家里淘稀缺品。那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肉。有一年春节前,二哥准备买些猪肉带回家,便约上好友何蜀昌,到猪肉便宜的山里集市去买。到了集市,两人听说买生猪回去自己杀,比买猪肉划算。但在当时,买卖生猪属于违法行为,被捉住了,轻者安个投机倒把罪名,重者要蹲鸡圈(判刑坐牢)。个别脑子活络的农民,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用半大的生猪冒充病猪,在集市上出售。


两人合计后,选了头80多斤的病猪,将它四脚朝天地绑好,小何在前,二哥在后,抬起就走。山路陡,路又远,两人费了老力,临近深夜,总算上了马路。马路周边开阔,冷风吹得正欢。浑身湿透的二哥猛地被风突袭,顿时打起了寒战。忽然,一股暖流伴着一阵哗哗声从天而降,浇得他舒坦非凡。旋即,他便感觉这热水沐浴有点不对劲。借着月光定睛细看,原来这是头母猪,尿道口开在屁股上,正在朝他飙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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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农民唤作秧鸡的二哥


文革初,中学里旧社会过来的臭老九是首当其冲的揪斗对象,母亲被大字报炮轰火烧,她对那些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涂污,极其愤怒却无处话憋屈,不久便患了急性肝炎。后来她虽已治愈,却担心复发。糖能保肝,但城里每人每月只有二两定量。农村没有限量,但农民很穷,购买力极弱,即便一斤白糖仅0.74元也买不起,所以供销社有存货。


二哥打听到四川与湖南交界处的卞朋,白糖敞开供应。他立即又约上何蜀昌,翻山越岭走了50多里山路,一口气买了50斤。当他把50斤白糖背回重庆时,乐不可支的母亲,又是搬出大罐子贮存,又是分包送给朋友。有了这罐白糖,母亲可以时不时喝杯糖水,家里过年做汤圆心子,端午节粽子滚白糖,平时煮醪糟丸子……一堆难题都解决了。六年里,我们没再为缺糖犯过愁。


除了猪肉白糖,还有自养的鸡、下的蛋。秀山的鸡欠缺驯化,野性十足,走路基本不用腿,而是飞,惹了它,它会跳起脚脚啄人。飞鸡个头小,下的蛋鸽蛋般大小,而且下蛋不上心不卖力,常常在外面下野蛋。


大姐养的一群母鸡,鸡窝里总是见不到几个蛋,最后农民在马路对面生产队牛棚的干草堆里,一下子翻出十多个。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大姐只好关飞鸡们的禁闭,它们终于老实了,乖乖把蛋下在窝里。


二姐不善种菜,却爱养鸡,赶场时,提笼鸡娃回去,白天放敞,晚上关圈,花钱不多费事不大。飞鸡们特别鬼精,谷子快成熟时,蹿进田里偷嘴,吃成一群小肥肥。春节返家,二姐直接就将十多只活鸡、两百多个鸡蛋背回来。


除了肉类,自己种的花生,上山捡的板栗,树上打的桂花,田里采摘的黄花菜,自制的干豇豆……家中副食基本由哥姐从千里(道路弯来绕去,路程被加倍拉长)之外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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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在自留地收菜


秀山的背篼上大下小,特能装东西。但哥姐还嫌不够大,在顶部边缘再加一尺高的围墙。每次回来,总得背近百斤。一次,二姐因为背得太重,上船时跪在跳板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两个船工只好各架起她的一条胳膊,将她上了船。


农村地广人稀,可尽情放敞,但危险也无处不在。


二姐就曾遭遇过鬼打墙。那天她赶场回来晚了,月黑风高,为了抄近路,她穿进了坟地。四周死一般静寂,偶尔传来的哇喔声,偶然闪现的磷火团,让她心惊肉跳。然而,就像被亡魂抓住了身躯,她在荒冢中转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又回到了原地。二哥见她夜半未归,告诉了生产队长,几个农民打着火把,总算在坟地中把她找到。


二姐还上演过更惊心的一幕。她上山砍柴,看到一根小碗口粗的枯树立在山顶,想也没想便一口气爬上去,一手按树干,一手挥柴刀,嘭、嘭、嘭,砍得正来劲,一声,树断了!由于她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在树干上,人一下子就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滚。刚开始,她恐惧得紧闭双眼,心想今天完蛋了。一转念,不能就这么死了,睁开眼的一刹那,瞅见半山腰一根枯藤,手一伸紧紧抓住,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二哥也曾在上山砍柴中遭遇意外,只是不够二姐那种差点丢命的级别。他不识漆树,砍了一大捆背回去,结果皮肤过敏了,浑身长满了水泡,脸肿得面目全非。又是一番又疼又痒,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才慢慢恢复。


一次他挑粪上山,坡陡路滑,前面的一只粪桶突然翘了起来,扑面而来的粪水,对准他张大出气的嘴巴,就灌来满满一口。直到这时,尝鲜的二哥方才知晓,原来粪水除了臭气味,不咸不淡,无滋无味。


有一天,他割完谷子,跳进附近的梅江河洗澡,附带显摆狗刨水平。自由自在中,他不觉到水流急处,一下子就被卷进了漩涡。幸好同伴许正明瞥见,许恩人不顾自己的生死,以最快的速度游过去,拼命将他拽了出来。当众人夸赞小许舍己救人高风尚时,他模仿阿庆嫂的唱腔,来了句好老乡,休要谬夸奖,救人一命理应当


 知青下到农村,就像草原放马。放敞环境下,因为缺乏学校教育和父母监管,因为生病、劳动强度大、生活困难、苦闷无聊等等原因,不时有出事的。仅哥姐认识的知青中,有死于非命的,也有落下伤残的。


邻居家的一个知青,下乡一年多得了急性流脑,几天就走了。一个知青赶场时参与打群架,被抓去判了五年刑,送到水银厂劳改,后来汞中毒,不到一年就去世。


因为分红的事情,知青与农民发生了矛盾,年轻气盛的知青与农民大打出手。部分农民早就对知青与自己争食不满,于是趁机教训知青。寡不敌众的知青面对越聚越多的农民,只得逃到深山,躲进当年土匪修的山寨里。然而,人多势众的农民打起了人民战争,把山寨围得水泄不通。农民攻进去后,将十几个知青打得鼻青脸肿,好几个还被打成了重伤,所幸没有闹出人命。


还有一个右派出身的知青,比窦娥还冤。别人打架,他站一旁看热闹,被派出所抓去后,用棕绳五花大绑,再往绳子上浇水,绳子发胀后,一条手臂缺血性坏死,生生地被截肢。事后,爹妈还不敢吱声。


《孽债》也有现实版,只是结局不同于电视剧罢了。哥姐所在的学校,知青中没有女知青嫁给农民,连谈恋爱都绝无。仅有的是,一位纯血统工人家庭出身的高中男知青,迷上了当地的村花,敢于下河摸石头的他,不得不走上彻底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娶妻生子后,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两口子卖过凉粉、摆过地摊、开过麻将馆。为把老婆的户口迁到城市,他没少淘神费力,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男知青尽管最终没有当陈世美,但因为俩人在生活习惯、情趣爱好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打打闹闹成家常便饭,日子一直过得别别扭扭。


于今回想,哥姐最后都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地回来,真是万幸!


回家了


三年多后,哥姐离开了秀山。大姐被重庆市市中区教育局招去,培训后当了老师。二姐被重庆市手工业管理局招去,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小厂当了工人。二哥顶替母亲,培训后也当了老师。只有准姐夫,多次出席知青先进分子表彰会,却因所谓家庭出身,屡次被推荐又屡次被刷下,直到近五年以后,才告别众乡亲,后经学校培养当了医生。


我呢,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时年龄不够。刚满十六岁,街道革委会组织一群新三届红卫兵,连续三天敲锣打鼓上门,将大标语大字报刷满走廊和屋内,还召开现场动员批判会,厉声责问我躲在城里吃闲饭,可不可耻?!


然而,由于母亲患风湿性瘫痪住院,大哥在自贡,三个哥姐在农村,我必须留下来照顾她(四川当时规定:老三届全部上山下乡。新三届下乡时,政策有所调整:一家人中已有两个下乡,第三个可以留城),最终成了漏网之鱼。


三年多的上山下乡,磨练了哥姐的坚韧性、责任心、吃苦精神。在后来的人生中,哥姐也曾有所作为,也曾遭遇下岗再就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他们始终保存着乐观心态,始终自强不息。这,多少得益于这段难得的知青经历。


秀山留下了哥姐的青春足迹,哥姐与秀山农民建立了感情。离开秀山后,他们从未淡忘那个偏远的山区。生活安定后,他们都曾数次回去,凝目那里的山水,探望朴实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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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后大姐重握镰刀


当年哥姐去秀山,舟车劳顿整整四天半。如今,秀山属于重庆的一个区,开车走高速公路不到5小时,乘火车2小时,坐高铁1.15小时,即便乘船,也只需11个小时。天险通途,不再是梦。


当年哥姐在乡下,目睹农民生活相当贫困。如今,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二层小楼,吃上了鸡鸭鱼肉,穿着打扮不输城里人,出行有摩托车小汽车。


当年哥姐回城探亲,关系好的农民会让他们带些好吃的回去。如今,农民依然给他们捎自家做的豆腐乳、红苕粉,但捎带更多的是营养更为丰富的松树菌、黑木耳、竹笋衣。


当年哥姐从重庆回秀山,母亲会将我们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棉鞋、常用药品,塞满他们的背篼。如今,他们仍会给农民送东西,只是它们由旧衣物变成了小家电,由常用药变成了化妆品。大姐还会将自己精心缝制的挎包背包帽子,寄给农民;大姐夫会耐心解答农民在寻医问药中,遇到的难题,会帮着联系看病住院开刀,甚至直接带回重庆诊治。


当然,哥姐也看到,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原因,如今的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的教育,农民的养老、医疗等,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农村面貌的彻底改变,仍然前路漫漫。但每次哥姐与农民聊起今昔,农民最后总是那句话:还是改革开放好哇!



转自《永远的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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