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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遇到的那些真人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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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 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 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主要作品有多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人》《东京的月亮》《尊严》《幸遇先生蔡》《都是因为那个屁》《邓丽君》及新作《自由女》等,独幕喜剧《一分钱》《约会》《〈风波亭〉的风波》《论烟草之有用》等。另著有电影电视剧本、儿童剧本、短篇小说、政论、杂文及散文百余万字。



沙叶新 我遇到的那些真人假人


这只是沙叶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与文化人、政治家、寻常人或深或浅或擦肩而过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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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

回族,1939年出生于南京,后移居上海。19637月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创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剧,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辞职。此后创作颇丰,《幸遇先生蔡》2009年获学院奖。现为国家一级编剧。他曾经的名片上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沙叶新瘦了好几圈,化名少十斤已难形容。他不再是那个身高1.66米(晨间1.67米、晚间1.65米),体重曾达150多市斤的宽人,不过,黄皮肤、黄头发、淡褐眼珠、红色中国心没有变。


两年前,他得了胃癌,胃被切除3/4,没有了贲门;在接受采访时,他偶有被食物返流困扰的迹象。沙叶新说,我不怕死。怕也死,不怕也死,陆陆续续、前仆后继都死了,怕它作啥?


搬家整理书,找出一本1947年版的巴掌大小书《左拉》,书页焦黄,书脊也颓,沙叶新自己用针线重新装订,再读一遍,依然感动。他用沙哑的嗓音为我们朗诵那些打动他的段落。


虽然很多作品难以和读者见面,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契诃夫手记》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忽然情有所动,笑了哭了,或者陷入沉思,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并且随时随地写下来,这是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他的电脑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的文档——


对死者以最大的浮华来赞美,对生者则漠视。


思考即受难。赶紧补充:这是马克思说的。


丧失底线、丧失底裤。


“‘集体主义?集体是虚幻的、抽象的,最多只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集合。


他正在构思文化系列中的告密文化崇拜文化,关于前者,思绪纷纷——


“‘告密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窝里斗、大义灭亲、汇报制度、斗私批修,谁个人前无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都和这个有关。


沙叶新的社交半径颇大,跟他的性格为人有关。1990年代他与作家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兼做沙龙,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钞票点勿清爽(钱数不清楚)的沙叶新是称职的沙龙男主人之一,当年各地名流来沪,必到三十年代踩点。


沙叶新自称书呆子一样,直,轴。他会在正式的大会上对某人说:你怎么拍马屁拍得这样恶心!回族人的烈性基因此时可能在起作用。但他也很有人缘,凭的也是真和直--魏明伦当年还在自贡川剧团时,曾在沪上领教他的直,以及看手相的功夫。他敬重读书人,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读书人的批判。


他又是注意策略和方法的,以便自我保护、与人为善。譬如,受访后他打来电话,请记者不要写对某些人的批评,以后如有机会,我会当面讲。


每天吃5顿,少量多餐,锻炼3次,近2小时,包括八段锦、气功以及晚饭前做了几十年的体操。他的胃肯定在生长,他现在的胃口比切除手术那会儿好些了。


他对一儿一女的要求是自立、诚实、有爱心,其中诚实最重要。采访时,他揽过结婚40年的妻子,请摄影记者兼老朋友雍和为俩人合张影,前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只有书和老婆,我是不外借的。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沙叶新问余秋雨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突然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接着解释:在余秋雨先生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一位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位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呢?当时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将这位典型和他代表的一小部分与上一辈人相比,当年的朋友们认为,前者德行缺了很多。文化根基不够,所以没有什么大智慧。然后被路径选择,走红。然后胆小,贪婪,媚俗。撒谎那么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安心。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对大陆文化界都不大要看这个人抱打不平:我觉得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还是不错的,但紧接着,他奉劝散文大师多读点书


叫板姚文元


人物周刊:当年您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打过一场笔仗,反右过后姚文元风头正健,怎么会允许一个在校研究生跟他商榷?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当时我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一本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一个大作曲家德彪西写的。我不太懂西方音乐,但有时听完会流下眼泪,会感动。德彪西的文风有点奇特,后来看了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用的是通感,把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打通。


这本书在内容简介里说,德彪西的文章有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想办法搜集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自己也很高兴。


人物周刊:但后来您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


沙叶新:认错有3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一件坏事也常常变成好事。我后来听说,贺绿汀先生曾经打听:沙叶新是谁?会不会是从法国回来的?黄佐临先生那时候是人艺院长,说:什么法国回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我们这儿实习。


佐临先生当时反应是很强的。人艺有位老先生叫朱琨,他后来跟我讲,小沙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院长从传达室拿了报纸到我的办公室,把报纸往我桌上轻轻一丢,说,看,小沙的文章!佐临先生平时是英国绅士派头,含蓄、幽默,很少这样喜形于色。


这件事可能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的。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现在如果写回忆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他的样子是不是就在您脑子里?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有个同学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我跟那个同学都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就跟着一道去拜访。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就是个睿智男人的样子。后来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怒而威,身上有一股正气。


《假如我是真的》在京开座谈会,他不能去,我想是有意不让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到会讲话,以免尴尬。我临走前他把一盘磁带交给我,说,你拿到会上去放,里面是我的发言。这是他在保护我。


经过文革,我才认识到他已经被工具化了。文革后他说过一句话,小沙啊,我觉得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了。君子不言利,他怎么说钱?这让我非常吃惊。其实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去工具化了--这是个飞跃!


人物周刊:黄佐临先生曾带您去北京拜访过一些戏剧界的前辈,比方夏衍先生。


沙叶新:那一次我是比较吃惊,原先我不知道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是在南竹竿巷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了,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已经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只能说他坚韧、不计较得失。


人物周刊:在那个年代,一些前辈做过一些事、说过一些话,您现在怎样来理解他们?例如您曾说曹禺先生是表态专家。


沙叶新:我在《表态文化》里说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他表态--我以前看过一本反胡风的批判集,收录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反右他也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


吴祖光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他在晚年终于觉悟到表态的卑下和危害,有过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打倒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包括曾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对文化界的这些前辈,我很少去拜访。他们中间有良知的人,言行都会影响我。比如说吴祖光先生,我有幸跟他出境访问了3次,近距离观察。他对我影响也很大。


人物周刊:吴祖光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自然。他的形象、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造作、卖弄的地方,丝毫没有要表现自己博学、睿智,或者勇敢、胆大。他在政协大会上敢出言批评毛泽东。这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极不容易啊,因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年就是经他手在重庆发表的,当年他倾注了多大的感情啊!


当年我读《毛选》,有两句是抄到日记本上的,一句是让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还有一句是有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不老实。我觉得祖光先生内心就是朴实和老实。


人物周刊:您收下过巴金亲笔签送的《随想录》,写过晚年的徐景贤,也提到过永不回头、最后服毒自杀的于会泳……上一代人跟你们这代人有什么不一样?


沙叶新:他们有信念,忠诚。这一代人中许多出身名门,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跟老红军不一样。


他们一生坎坷,到晚年两袖清风,所谓两头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晚年能达到那样一种认识,已经很了不起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见到过陆定一,当过宣传部长的人,感觉就是忠诚:我是党的儿子,无论妈妈怎样打骂,绝不能说妈妈的坏话。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怎么能去否定?


我跟朱永嘉先生见过一面,吃过顿饭。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梦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每个人都有很长的发言,他都写了出来,很有意思。


我还听说他打算写回忆录,就对他说:我希望你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


他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意义。可见他还是坚持他以往的认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不随风倒,有自己的认识。


说真话是在治病、做好事啊


人物周刊:您这一生,把说真话看得很重,为什么?


沙叶新:我得癌的时候跟医生讲:我什么都能承受,你要跟我说实话。医生很诚实,你生什么病,他诚实地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好朋友跟我讲,少写点那样的文章,伤心伤神。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开心!一般批评人要咬牙切齿、横眉冷对,我不是,我就是看见你病了,告诉你病在哪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诚实,所以才告诉你。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我真是这样想的,所以讲出来我很快乐。另外我觉得自己可能说得比较到位,能说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他不冷漠。


人物周刊:有一次您去北京开会,临走前妻子劝您少讲话,说您看出来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没看出来,您说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不懂,而是他们都在演戏,就您当真。您觉得这话是不是也说到点子上了?


沙叶新:我不敢说他们都在演戏。但有些人说真话,确实负担比较重,因此不大敢说。最近我重读这本左拉的小书,还是感动。他那时52岁了,已经非常疲倦,没人要求他继续战斗下去。(翻到标注感动处,念:)一种使人想栖住家园,享受自己辛劳果实,想要以更年轻、更坚强的肩头负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无论如何,他已比他应尽的责任多付了不少。我不是政治家、批评家,我只是一个作家,本来应该回到书斋。我不喜欢什么腐败文化宣传文化,为什么要由我来写?左拉,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也有过这种想法,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还是要写,写出自己应担当的道义、责任和良知。


当然,我和他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别人称我著名作家的时候、看到网上那些留言的时候,我真的会脸红。


诚恳相当重要,而且要理解。我能理解。不但尊重不说真话、不得不说假话和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人,也尊重来找我麻烦的人,我真心诚意地跟他们交流。


人物周刊:您1985年入党,当过9年上海人艺的院长。在9年的体制生涯里,您是否一直都说真话呢?


沙叶新:有没有说过假话我自己知道。严格地讲,基本上没有。有次演讲我说,我厌恶谎言不见得我就不撒谎,下面一片笑声。一点不说假话不可能,善意的谎言就更是免不了的。


会给乞丐钱


人物周刊:就您的经历,这30年在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发言者的处境有哪些变化?


沙叶新:当然好一些了。现在不会因为我说真话,就把我抓起来。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买点水果我也收,同时收敛一些,要不然他们也不好交待。像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演讲,也不想接受采访,我怕麻烦,也怕累。结果还是没办法,书展盛况空前,难以拒绝,广告也早就登了出去,我就只好讲了一场。


沙老师你是名人啊,还为我做这种事?


人物周刊:问两个跟你萍水相逢的普通人,一个是张泉龙,《假如我是真的》男主角原型。


沙叶新:(激动地)他现在在哪里?


人物周刊:1983年你们不是在漕宝路吃过饭吗?


沙叶新:后来就没联系了啊。一个蛮聪明的小青年,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被发到农场。他有个同学是上海某局副局长,为了回城,他每次探亲都到这个同学家做家务,顺便也接接电话。他很聪明,听到找某个领导,姓名、电话、住哪儿、亲属关系,都记在心里。久而久之,脑子里就编好了关系网,最后冒充李达的儿子,要把他同学知青张泉龙调回城。当时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都上了当。


我和另两位同事到静安区公安局听了对他的预审,写成了话剧《骗子》,后来改叫《假如我是真的》,开始反响很好,不久被禁演。


张泉龙在狱中给我写过一封长信,因为我们这个剧是同情他的。3年后他放出来,当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请我在漕宝路吃了一顿饭。他比原先稍微胖了一点,但没有掼派头什么的,我还去他公司看了看,办公室布置得蛮好。


人物周刊:另一个是陕西代课老师李小峰。


沙叶新:我之所以感动,想帮他,是因为他真实。他在乡里当代课老师,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13年里,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有4个考上了大学。可他自己一贫如洗,每月工资只有103元。就是这点可怜的钱后来也不发了。


他心里很矛盾很痛苦,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迫不得已,到西安打工,一个月赚1000元,他很开心,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出了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需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撑起这个山村小学。他那时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轻了20斤。


我看了报道就想哭!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1000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他现在有300元的月工资,足够了,让我别再寄钱了。


那年过年,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一共24份。我想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会上网了,沙老师你是个名人啊?你这么有名,还为我做这种事。我说你千万别说客气话。


人物周刊:您还帮助过别的什么人吗?


沙叶新:有过,不值得一提。这些事以前我老婆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寄钱不要通过嘉华阿姨么?您不是数目字管理混乱的人么?


沙叶新:哎,我有小金库的。


人物周刊:您碰到乞丐会给钱么?


沙叶新:常常碰到,我心软,怕看到,看到就难受,也怕受骗。有一次我在莘庄南广场碰到兄妹两个跪在那里,都十几岁光景。哥哥面前有一张西安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证。我一看,中文系的,心里一动,我也是中文系毕业哎。就跟他们谈了几句,他们说母亲在上海住院,没钱交医疗费,所以乞讨。我对那个哥哥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吗?我一定会帮你们,但为了让我相信你们,你能不能讲出国外的3个作家和国内的5个作家的名字?他不说话了,我心想可能是骗人的。受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有时候想,10个乞丐,我给了9个骗了,但也帮到了一个真乞丐--可是要做到这点很难。


(本文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李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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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时代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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