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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他的两个女人


--作者:止小戈


从曼谷飞往昆明的航班上,父亲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妈做的破酥包,有多么多么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来。


我转而问了他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母亲和大妈,你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你觉得谁更好一些?


你的母亲只是守妇道,和你的大妈相比,一无是处!父亲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样,简单粗暴。


那是1991年春节,父亲带着我和弟弟阿旭从泰国美斯乐回老家云南凤庆探亲。


41年前的春节,身为国民党中校的父亲,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妈,还有两岁的儿子,只身逃往缅甸,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之后,他们前往泰国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亲的回答,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1 


1949129日,卢汉起义。在我所学的历史中,称之为叛变。


3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


解放军进城那天,已经脱掉军装的父亲双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静观这个城市新的主人。


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步兵科,后服役于滇军,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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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父亲


若干年后,当父亲向我讲述这段过往时,我问他:你觉得你们厉害,还是解放军厉害?


他们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齐。父亲没有正面回答。


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挺进昆明城的解放军,让父亲感到不安。他调转身,连夜赶回凤庆老家,跪在地上对我的奶奶说:娘,我要去缅甸找三哥,避避风头,等形势缓和就回家。那时,三伯在缅甸跑马帮生意。


在泰北的华人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个传统,儿子出行或归家时,都要向母亲跪着告别或请安。


奶奶没有作声,起身去给父亲收拾行李。父亲的妻子,则把家里的破酥包,全都装进了父亲的背包里。


妻子是大他一岁的表姐,青梅竹马。他们的孩子王磊,仅有两岁。


那年,父亲只有29岁。


2


父亲四兄弟,大伯是旧政府的乡长,二伯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省立昆华中学任教,三伯跑马帮生意,常年在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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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父亲三兄弟,左至右:二伯、大伯、父亲


1949年,对于富甲一方的王家来说,是命运的分水岭。


父亲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岭,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缅甸。到缅甸后不久,父亲辗转找到三伯,跑马帮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


军校出身的父亲并不是做生意的料,时值李弥在缅北招募国民党残军,试图反攻,父亲当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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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履历


父亲逃离家乡不久,土改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曾在旧政府任过乡长的大伯,是重点运动对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别母亲,出走缅甸,遗下大伯母和4个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来到了缅甸。在此前,他被关押了3年。关押期间,他的两个女儿夭折。被释放后,依然处于被监视状态。在一位同族人的劝说下,有一天趁着外出赶集,慌张逃走,未及告别家人。


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异国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脱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儿子,作为王家的长子,后来也逃到了缅甸,加入李弥的反共救国军。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斗。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坏人标签,地主家属、逃亡家属、境外蒋军家属等等。


当儿孙们为了活命一个个地逃亡异国之后,只剩一帮妇孺,守着王家偌大的老宅,独自承受整个家族之于历史的苦难。


奶奶只能整日以泪洗面,他的儿孙们,为了活命接连逃往异域,至她死,都没有回家。


3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国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美斯乐。


在此前,我的父亲一直在缅甸,试图和败退于此的国民党部队一起反共救国。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缅甸政府的请求下,入缅追剿国民党部队。后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师泰北。


父亲的其他3个兄弟,也随军来到泰国。大伯和三伯继续做生意,二伯后来成为美斯乐兴华中学小学部的校长。


父亲撤退泰国时,我还在娘的肚子里。我的母亲叫黄淑卿,1958年由云南施甸前往缅甸,加入父亲所在的第五军政训处。母亲不仅模样清秀,还写得一手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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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那时,父亲已经离开云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遥遥无期,37岁的他渴望重组一个家庭。父亲托人去做母亲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亲不为所动,态度非常冷淡。


母亲的态度,让身为师长的父亲不解,他了解后才得知,母亲曾经有过家庭。父亲并不介意,经过不懈努力,母亲终于对父亲有了好感,嫁给了父亲。


一个英俊潇洒的高级军官,一个读过书的大家闺秀,他们的结合,让无数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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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的四个兄弟,先后在异国再娶,这是一个无奈且充满愧疚的选择。留在云南的四个妯娌,一辈子都没有改嫁。即使在后来,他们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们依然在默默坚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亲突然精神失常!这是一个让整个美斯乐的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后,当我回到云南,知道了母亲的身世,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4


父亲的这一段婚姻,过得并不幸福。


父亲常年驻扎军营,母亲只能自己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她是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门牢牢锁好,检查数遍才放心。然后点上蜡烛,辅导几个孩子功课。


母亲对我们非常溺爱,每当脾气火暴的父亲训斥我们时,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总是吵不过强势的父亲。丝毫不懂温柔的父亲,从来不会安慰母亲。


1970年,在缅北驻防三年的父亲回了家,我们一家六口终于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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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全家福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时,母亲坐在角落里一语不发,对所有人的问候都不搭理。就在人们埋头吃饭时,只听的一声,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两截,整桌宾客愕然。


她开始一个人喃喃自语,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一会哭,一会笑。


从那以后,母亲的行为愈发异常。


1970年,对于驻扎泰北的孤军来说,正处于生死边缘。


在此前,他们多次被泰国政府围剿,之后又为了抢生意和毒枭坤沙打仗。这一年,泰国政府邀请他们做雇佣军,替政府收复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地盘,成功后就可成立政府承认的泰北民众自卫队,获得长期居留权。


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让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军长的父亲,几乎天天开会研究打仗事宜,照顾母亲的事交给了传令兵。


而母亲不愿呆在家里,她经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对我们说,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们了。父亲深夜开会到很晚,她就带着最小的弟弟,守在门外,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开完会的父亲看到这个场景,气得扭头就走。


有人建议把母亲送往精神病院,父亲却没有同意。他担心精神病院会让母亲感到害怕。


1972年夏天,父亲带全家到清迈度假,他希望换个环境能让母亲的病好转,但足足呆了一个月,没有任何效果。


我曾问父亲,他会不会像母亲说的那样,抛弃我们母子。


不会的!父亲的回答,坚毅中,透露着一丝感伤。1950年,他曾抛弃了自己的妻儿。


5


母亲嫁给父亲的那一年,云南广播电台开设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经常会出现父亲的名字,呼吁父亲回归祖国的怀抱,全家老小等候他们回家。


每次听到这样的广播,传令兵就会默默地退去。父亲先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流泪,之后就是摔东西。


对于流落异域的老兵,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面向北方默默流泪的经历。同样,在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母亲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静时,独自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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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961年我出生时,父亲四兄弟终于和云南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大妈不识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写来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会问:爸爸,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歉疚和无奈,他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能力,寄钱和物品回去。


那时候,中国饥荒遍野。父亲寄回去的有炒面、布匹、炒锅、红糖、衣服等等,对于家乡的亲人来说,雪中送炭。


1962年,家乡来信,奶奶去世了。父亲四兄弟相约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长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双方的联系中断。直到1978年后,通信再次恢复,也比较频繁了。只是信的内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长的文革,让大家有了生疏且绝望。


在此前,父亲曾有两次撤台机会,但他没有走。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四兄弟一致认为,虽然泰国也是异乡,但离家要近得多。


他们一生,都没有放弃回家的想法。而现实,却让他们成了一群寄居异国的孤儿。


因为父辈们的牺牲和努力,让我们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学毕业后,我前往台湾念书,后到日本工读。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乐,没想到父亲劈头就说:你还回来做什么,看看这个家,一点温暖都没有!


我有些讶异地看着父亲,曾经身为副军长的父亲,腰背依然挺直,但头发已经花白。


那时,泰北的孤军已经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传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亲的眼里,满是落寞。


我看到疯了的母亲,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正是盛夏,身上却层层叠叠穿了五六件衣服,头发很脏,身上满是异味。没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来,母亲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但很快,她又对着空中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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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的母亲


这个场景让我非常难受,我决定留下来,守着年迈的父母,不再漂泊。


6


就在我回到美斯乐的这一年,家乡的一封来信,让父亲有些激动。信是家里的一位长辈,受父亲的儿子王磊之托写来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们能回家看看,王磊担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来告诉你,党和政府非常开明,政策也很明确,你们回来不会有事的,我用人头担保。


历史的恩怨渐渐远去,亲人们的相聚,终于可期。


第二年春节,父亲带着我,从曼谷乘坐飞机,开始前往已经离别整整41年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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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阿旭和父亲在昆明


因为通讯条件所限,抵达昆明后,父亲才向凤庆的家人发去电报:


吾已抵昆,携子豪、旭同返


在决定回家之前,母亲清醒的时候,父亲曾征求她的意见,想不想回中国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时,外公和外婆还都在世。母亲猛地站起来,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后扭头走开。


这让我十分不解。


这个谜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云南探亲时,才一点一点剥开。


7


从昆明出发,坐着汽车在山里颠簸了一整天,终于抵达凤庆老家。


时年70岁的父亲西装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着牛仔裤,一身时髦打扮。那时的凤庆,到处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亲,如是异乡人。


就在村口,远远的,望见一个穿旧式蓝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树下。走到跟前时,父亲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着老太太,用浓重的乡音问:你施玉兰嘎?


哦,回来了嘎。老太太答非所问地说,然后指着我和弟弟说:哪个是阿豪?哪个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妈。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无数次地想,父亲和大妈见面时,一定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没有想到,在离别41年之后再见时,他们夫妻之间,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难、分离,以及思念,似乎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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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妈施玉兰


后来才知道,大妈为了等我们回家,就这样在村口的大树下,站了整整一天。


父亲走到大妈身边,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说:你辛苦了,你辛苦了!这对曾经竹马青梅的表姐弟,就这样说着话,往家走去。


父亲的举动,就像一位长官在嘉奖胜利归来的士兵。


一起前来迎接我们回家的,还有父亲的儿子王磊。那个曾在信中无数次呼唤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岁的中年人。而真正与爸爸相见时,他却难以开口,一直淡淡的,没有多少话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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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和父亲


小时候一直期盼着爸爸回来,别人都有爸爸,我为什么没有。后来长大了,我和妈妈已经不抱希望了。现在突然回来了,就像是做梦一样,很奇妙的感觉。王磊很平静地说。


两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他,但他多年后竟然记得一个画面:他耍赖皮哭,父亲打了他屁股两下。父亲教训他的画面,是他对父亲唯一的记忆,如同珍宝一样,深藏于心,一辈子都舍不得忘。


8


大妈在接到电报时,就开始准备了。他们刷白了房子,从乡政府借来新的被褥。


父亲被安排和大妈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两位老人的楼上。夜深人静时,月光从房顶的窗户照进来,不隔音的木板下传来父亲和大妈忽高忽低的谈话声。


我们同父异母的三兄弟没敢说一句话,侧耳细听,只听得父亲翻来覆去说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对不起你们了。


大妈则说:你也不容易。


每当谈话陷入沉默时,父亲就抢着说:过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说了,你们受的苦我都知道。


强势的父亲,没有给大妈任何倾诉的机会。


我也终于明白,当我问母亲和大妈谁更好时,父亲为什么会说母亲一无是处。大妈对他的包容和体贴,以及作为一名传统妇女的隐忍,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亲的归来,让大妈高兴不已,她忙前忙后张罗饭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却不肯入座,我去请了好几遍,她才悄悄告诉我:我从嫁给你父亲那天起,从来没和他同桌吃过饭,这是老规矩。


在准备的饭菜中,有一盘浸着油渍的破酥包,异常醒目。


回家的父亲,还偶遇了当年随他征战的勤务兵,勤务兵头发花白,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亲跟前,敬了一个礼:长官,您回来了!


多年后,父亲提到这个场景,依然是唏嘘不已。


留在云南的勤务兵,也曾遭受了历史的折磨,但毕竟,他可以留在家乡,与亲人厮守。


9


父亲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为凤庆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坟曾在文革时被毁。当地统战部门为了向曾为副军长的父亲示好,专门拨了一块地用于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坟前,父亲长跪不起。儿子出行或归家时,都要向母亲跪着告别或请安,这是在泰北华人中,至今还保留着的一个古老传统。


当年离家时,他告诉母亲,他只是出去避避风头。这一去,就阴阳两隔。


40年前,父辈们流离于缅北的丛林中,居无定所之时,留在家乡的妇孺们,也在惊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个有着数十间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门窗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四合院前的操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1950年后,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个哑巴忠实地守在奶奶身边。


再后来,所有人被赶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门被贴上封条,财产全被没收,家人住进一间阴暗潮湿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半年后,茅草屋倒塌了,他们只能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借住。


母亲被批斗时,我只能站在旁边,边看边哭,等批斗的人走后,才赶快扶起母亲,去找点草药来给母亲敷在伤口上。王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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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与儿子王磊及两个孙女


因为父亲的身份,小学毕业后,王磊就不能继续念书了,开始和母亲在生产队干农活。


曾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时,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给自己准备的楠木棺材,用来给那个忠诚的哑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灵前,没有一个可以披孝的儿子。


10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经去世了,埋骨异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亲平安返回泰北后,相信了共产党没有说谎,也在一年多后回家探亲,遗憾的是,见到了我父亲的三伯母却没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错过。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亲,见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们相见两年后,大妈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亲的疯病愈发严重,为了探究母亲的过去,我带着新婚妻子前往云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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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从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亲的秘密,那是一段连父亲都不知道的经历:出身大户人家的母亲,年轻时曾嫁给当地一青年教师,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母亲以陪杀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枪毙,5岁女儿也在监狱受了惊吓,夭折。


母亲被释放后,外婆集齐家里所有的钱币,捆在母亲身上,送她跨过怒江,逃往缅甸。


我终于明白,母亲的一生,为什么会活得那般惊恐,那么不安!她对我们的溺爱,对父亲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


可惜,行伍出身的父亲,一生也没能明白母亲内心的创伤,他甚至连母亲的生日都不知道。终于,母亲再也无法承受历史的沉疴,在恐惧和不安中,彻底迷失了,成了父亲口中一无是处的妻子。


1994年,我们邀请二伯母前往泰国团聚,那年,二伯已经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遗憾的是,二伯母临走都没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没有原谅自己的丈夫。


他们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恋爱的。关于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儿子,会在下一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讲述。


2005年,我的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这对阴差阳错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辈子过得都很分裂。他们的内心,各自都有着历史的创伤,却相互没能理解和宽慰。


十年后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来到泰北美斯乐,我带他去了父亲的墓地。他跪在父亲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见到父亲时一样,依然是淡淡的,没有多少话可讲。


就像做梦一样。



转自《龙哥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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