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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胡裕树先生的交往点滴


--作者:沈亚明


在复旦大学当学生的那些年,可说是我的如鱼得水的岁月。回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过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友好。而我在校大部分时间,胡裕树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早就想涂抹几段回忆文字,感谢胡先生,并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


多年前,同届同系编辑《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八一一毕业三十周年大聚会纪念册》,我曾鼓动同学分别写片段,毛遂自荐当秘书,串织成文。可叹我在同窗时代,把集体活动视为窗外事,如今哪来号召力?结果只以个人名义,贡献一篇追记陈炳迢老师,文末附数语,缅怀汉语专业诸先师 (胡裕树、汤珍珠、钱凤官、柳曾符和周斌武)。去年 7月,起草短文《胡裕树汤珍珠二先师各一事》,却因意外干扰,搁下未续。年初惊闻孙锡信老师逝世,即向同学们诉感慨,孙老师对我很友善。随即补言,教过我的老师都很友善。由是思念复起,动笔之欲渐增。数月前读胡中行学兄大作 《随胡裕树先生编教材》(《文汇报》2018326日),得悉胡先生百岁冥寿将近。遂排上日程,今夏须还心愿。


本篇所忆与胡先生的交往点滴,主要是在毕业留校之后,我当太学生(比大学生多一)的阶段。


主任主编


起笔先纠结了一番,大学生四年,我与胡先生算不算接近?这很难衡量。取一条简单标准,至少在毕业前,我从未去胡先生家拜访,自然也没在他家吃过饭。


猜想几十年后的情形已不太一样,容略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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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胡裕树、杜高印、陈望道。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按:随照而来的解说词是陈望道与学生们。相助辨认杜高印的是贺国伟和陈光磊。)


我读书期间,复旦尚未通行电邮,电话也不方便,同校寄信似太费事,师生交流以面对面为主。老师一般没有单人办公室,但大多住在校园附近的宿舍区。不少老师相当随便地告诉学生地址,欢迎去串门。有的老师在发表文章前,会约我去预览,告辞时师母拦门赐餐。也有时,因我没留意钟表,被留下改善伙食。一来二去,便与一些老师的家眷也不生分了。


有意思的是,留校后老师们客气了一声:我们是同事了,从此再也不招待我了。胡中行兄说有经费请吃饭,可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毕业前蹭的饭,看得出都是老师自家便饭。有次与同学路经在市区的汤珍珠老师家,她直接领我们去厨房,教我做番茄蛋汤面。


我们那一届汉语班,统共只有十几个学生。本专业教过我们的老师,都不陌生。全班就两个女同学,据另一女生李小玲描述,我上课时目不斜视向前看。依我后来自己的经验估测,站在黑板前的老师,大约会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呆学生。再者,课堂上答老师问或者刚下课请老师答问,也是常有的事。尤其胡先生给我们开的是专业选修课,带有研讨性质。此外,偶尔我还被师长招去,列席接待海外学者的小型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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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级汉语班全体女生与系主任和班主任毕业合影。左起:李小玲、胡裕树、范晓、沈亚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前,1982726日。据我笔记,那日下午公布分配名单。据同学们回忆,胡裕树先生作为系主任,在大会上逐个念学生姓名,宣布去向。


这么一倒溯,大学高年级时,应与胡先生在不少场合有过接触,可遗憾的是,具体事例均已淡忘。仍存的记忆是,若在教室外碰到胡先生,会略作交谈,但我也会略感拘谨。问了同学,都说胡先生平易近人。那么问题恐怕在我,是我有点遇回避的习性。谁让胡先生当了系主任?


我留校头三年没有教课,参与两个编书项目。一个是《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和汤珍珠主编,书名很早已定。另一个是对外汉语系列教材,后取名《今日汉语》(Chinese for Today),由胡裕树主编,汤珍珠和徐志民任副主编。许宝华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非常熟。他主动对我说:你先去帮胡先生。汤老师是系里指定我的,带着我先去编教材。


教材组首次开会,胡先生告诉我们几个新教师:77级留校人多,78级一个也留不下。(凡浓缩引语,免用引号,下不另注。)胡先生停顿了一下,我感觉被看了一眼。胡先生接着介绍,他如何借教材项目把我们留下的经过,言辞辅以手势表情,不夸张,但达意。


他们要我编教材。胡先生止住,一手松松握拳,稍稍俯首,略倾一侧,似作权衡思考状。


我急着听下文。


胡先生不慌不忙而语:我说,给我人。摊开手掌,头往另一侧偏,微微昂起,面露笑意。眼光扫了一圈全屋,在座者一个不漏,众人皆开颜。


在胡先生挂帅的教材编写组里,不管刚留校还是教了几十年书,都是中文系的老师。整个团队十人,气氛也可用友善二字概括。读书时我被嘲笑不食人间烟火,想来不太善于跟大家打成一片。原是同一小班的老班长贺国伟,还是毕业后在教材组日日共事,才获不见外感,延续至今。


两位副主编汤珍珠和徐志民老师,分工照应日常事务。主帅胡先生主外,兼顾种种头绪,不必天天来看部下。虽然胡先生每次到组内议事,都毫无架子,我也常直抒己见,但不知怎么在编写组办公室外相遇,我仍感到一丝拘谨。


南下出差


第一次感到在胡先生面前完全放松而且特别开心,是在跟随他编教材一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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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贺国伟、胡裕树、汤珍珠、沈亚明。广州火车站,19839月,贺国伟提供。


1983年初秋,《今日汉语》编写人员出差,走访外地各院校,为第一册试用本征集反馈。我们兵分两路:教过我的陈阿宝老师,还有留校一年多的陆丙甫、胡中行和吴悦,组成四人小分队,专访北京。余下大部队由胡先生亲自率领,巡视闽粤二省。南下随行共五人,两位副主编携三个青年教师汤志祥、贺国伟和我。而青年教师里,其实整个教材组、整个汉语专业、甚至当时整个系,又数我最年轻。兄长级的同事们还有个专门我的玩笑:未成家便是未成年,或曰不成家就不算成人。因而我不由自主地,心态上甘居末位,哪怕书面上常被称作亚明兄


我自小听父亲沈仲章讲旅行探险,一向心仪山水风景。有机会外出,我满怀希望,公务之余,多多踏访古迹名胜,跃跃想要提建议。可再不懂事,也知人微言轻,按捺着不语。


多项公差不轻松,座谈、观摩、参拜业内专家(汤志祥兄补充,访问过黄家教、张维耿等,贺兄说还有詹伯慧)……也够我们忙的。因行程紧,我与另一教师,大概是汤兄,还被主编们委以钦差重任,代表全队走访泉州的华侨学校。那年头的长途车,颠得够呛。至于候车站,也简陋得可以。


终于盼得空档,黄昏时节可到近处走走。中年老师给我们做榜样,恭恭敬敬地请示:胡先生,你说去哪里?(那时南方人说普通话,不用。)胡先生转头向我,微笑着问:亚明你想去哪里玩呀?又转头对大伙儿说:我们听亚明的,她说去哪就去哪。


胡先生能我?我不免惊讶,但没多想,迫不及待地抛出早已预谋的游览攻略(包里还藏着景点历史索引卡片,出国前的旅行习惯)。


一见到美景,我顿感欣喜放松。从此每每见到胡先生,我也感欣喜放松。


一件相连趣事:


那当口正值自由贸易兴起,靠近港台地区的沿海地带进货有源,摊贩集市比上海热闹得多。不知在福建还是广东某城,多半是厦门,我们也去体察民情。那不是我的提议,但有了胡先生听亚明的这句话,人人都可出主意。


六人闲步街边商场,来到一个摊位。凉棚口挂了件男式马球衫,蓝灰素色,针织变换交错,纹理深浅有致。左胸有只小小的袋鼠,绣工蛮精巧,引人注目却不扎眼,被胡先生相上了。胡先生戴眼镜,不脱学者模样。他的手指一触摸那短衫,摆摊的马上料定,来了个挨  的主儿,报出了天价。


同事们赶紧把胡先生抢救到稍远处,教育他必须讨价还价。胡先生对速成缺乏自信,求助说:你们去帮我把  小袋鼠搞来!


胡先生吐出小袋鼠三字,语气加重,口角处爱意显然  (我以引号强调)。及至搞来,眉宇间决心铁定。句末一手握拳,轻轻一甩,加了把劲儿(在我来是感叹号)。


补注两点:一是胡中行兄回忆,胡先生倾向简用标点。本篇随文略释符号和语用,揣测胡先生不会反对。二是汉语老师大多不喜  字,汤老师对该字尤为感冒。我揣测胡先生此处用,含入境随俗之意。


折回那时那地那件事。另两位青年教师自告奋勇出阵,费了些口舌,没花多少钱,获胜而归。胡先生当即套上小袋鼠,微微昂首,那很精神很满意的形象,我此刻闭目,仍在眼前。


讲课教材


这教材不是那教材。那教材指随胡先生编写的对外汉语系列教材,这教材指我为本专业开课的语言学教材。本节分几步,简述从那教材这教材的个人所知。


先说我为  那教材编练习。《今日汉语》是配套系列教材,光练习便有三小套。第一小套作为课本组成部分:每课课文之后都有课堂操练,每五课需单元复习,每册课本二十课,书末总复习。另有两套练习,分别独立成册,即课外作业本和汉字习题本,每册也是二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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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汉语》系列教材全套(缺《课外练习》第二册),汤志祥摄;《今日汉语》课本第一册内封。


最初主编们并没派我编那么多,后不知谁提议:让亚明一手包,可简化协调步骤。团队气氛友善,我爽快接受无二话。可惜,因练习皆我一手包,付梓时我已远行,没能校勘。我在海外听说出全了,便将整套教材推荐给几所大学。多番周折,练习册运到美国,才发现排版没有体现原设计意图。尤其汉字练习册,简直不能用。懊恼已迟,此为后话提前说。


回述第一节提到,我还参与编写  《上海市区方言志》。那也是个重点项目,早立了军令状。我得满上海跑,从事田野调查。复旦那时属郊外,交通不太方便。我一出校门,大都半天以上。教材组虽不严格坐班,但最好常在一起,互知就里,便于合作。尤其是编练习,属后道工序,必须参与前几个环节的反复讨论,熟悉已出现的词汇、语法、文化等方面的要点,才能紧扣,循环而不抢先


全套《今日汉语》含四个小系列:课本、课外作业本、汉字习题本和教师手册。依最初策划,各小系列各有四册。可因方言志无法再拖等诸多因素,调整了计划。课外作业本和汉字习题本,都到第三册为止,我于是脱身。课本仍有第四册,作为全教程复习,体例可不同于前三册,便由原来写课文的人一手包。至今我还没看第四册课本,不知书内有无练习。(胡中行兄补充,他为第四册写课文,吴悦配了练习。偏劳两位了。)


顺便提数事:制定编写大纲前,我们分工,从话题、词汇、语法、结构、文化内容等几条线,解析了几乎所有通行的对外汉语教材(好在那时数量不多)。书名《今日汉语》,好像是陆丙甫兄首先想到的。有套同名教材,晚出而且规模也小。据汤志祥兄,他编教师手册,也是三册一手包。《词汇总表》是后增的,贺国伟兄的辛苦劳作。我还推测,多亏贺兄承担了大量细致活,协助主编们打点,终使整套教材收尾。书稿送出后,教材组不复存在,猜测审校等责皆由出版社一手包了。一手包并非汤老师第一个想到的,但她反复说。开会人多用国语,私下人少用沪语,话音仿佛还在我耳中。


说到出版社,有个笑谈是皇帝女儿不愁嫁。这套采用繁体字、注重文化传统、针对海外华侨的系列教材,据闻在国务院侨办也挂了号。曾有几家大户来求媒,其中一户名门在香港,像是商务印书馆,擅长对外发行。组里商议时,小年轻钟情于香港那家。可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来央胡先生,坦言开张不久,若肯  亲上作亲,《今日汉语》可助出版社打牌子。(耳中也还存有汤老师说的  打牌子,也记得她说那是出版社原措辞。)主编们心一软,决定胳膊往里拐。许多年后,汤老师访美顺道来我家。我俩还妄发一通马后炮,颇悔当初没让香港商务  一手包。估计他们在校审和为出版物在海外打牌子方面,大概更有经验。


读了胡中行兄大作,才知这套教材荣获上海市优秀图书(19851988)二等奖。说来惭愧,我出国前,常听汤老师叹息,无人帮她料理杂务。我很不能干,不知如何相助。我出国后,反是汤老师替我料理留在复旦的杂事。她曾专程拜访我父母,通知《上海市区方言志》获奖。后又复印该奖状,一份送我父母,一份寄美国,却忘了告诉我《今日汉语》得奖之事。


长话短说,我腾出主要精力编方言志,语料收了很多,到了筛选入稿阶段。这时,教研室来要人,叫我去开课。不知是教研室主任还是哪位老师,当众这么说:该让亚明全面发展,否则将来职称高了,上讲台还怯生生的,学生不会原谅的。


汤老师是我的,与我各教一个班。她挑人多的,大概是文学班,让我教人少的专业班。课程名现代汉语,对汉语专业是基础训练课,其他专业则为普及教育课 (依我理解)。教学目标不同,但采用同一套传统教材,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


下面说说这教材


我径直跑去找胡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可不可以自编新讲义,不用你的老教材?


胡先生应声答道:当然可以!(非常干脆,值得加感叹号。)胡先生说,要是他自己开课,也不会再用他那套老教材。要不是文革早该编新的了。胡先生接着说,他上年纪了,国际语言学出了不少新理论,来不及一个个看,以后用你编的


我连忙解释,我准备编的讲义,不适合作为统一教材。我是想邀请学生与我一起探讨,取一个理论框架,依其原则推到极点(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敢用极点二字)。看看到底什么语言现象能被解释,什么不能。所以,这次开课我编讲义检验某一理论,下次开课我可能另编新讲义,检验另一个理论。


那阵子我正在憧憬语言学的前景,有些刚萌芽的想法。但除了与哲学系友人,从来没跟本专业的师友往深处谈。不知怎么一时兴奋,在胡先生面前大言不惭地说了起来。说着说着,又聊教学理想,诸如以训练思维能力为主,传授现成知识为次,重在激发求知欲和增强自学本领…… 我并没预习演讲,事后回顾,很不得体,而且语无伦次。


胡先生听得饶有兴致,见我暂停,他示意在等下文。见我卡住,他以表情或话语助我疏通。总的感觉,胡先生能我。临别,胡先生鼓励我不断探索,随时找他畅所欲言。


这是我与胡先生最长的一次谈话,不超过一小时,也许仅仅半小时。


再说汤老师与我各教一班,上课时间并行。有一天,我下课走出教室,见汤老师在门边候着。她说是特意提早放课来找我的,脸色蛮严肃。原来,我班学生告诉她班学生,我自教一套。你跟胡先生打过招呼吗?汤老师急急地问。我扼要简介了我与胡先生的谈话,汤老师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出国留学


倘若没有胡先生重提出国留学这个话题,也许我至今还在复旦。


话得往回说,说说我班的班主任兼指导员范晓老师。


我们由学校安排就业,临近毕业,范老师逐个找学生一对一谈话。轮到与我聊去向,范老师没有讲半句大道理,只是说:你太单薄,到外面去会吃亏。留在复旦,系里老师都了解你。


我感触很深,记得很牢。


没想到隔了些时,范老师又来约谈。他告诉我:上头说,要你保证不出国,才能留校。


我不认为那是对的,一声不吭。


从范老师的语调神色可知,那不是他的意思,但不得不传达。他两难,我也两难,都不愿为难对方。


范老师仗义,为我作了担保。尽管范老师对我说,啊呀不过一句话(言外之意……),但我能对范老师不义气吗?


三年过去。


一次,系里若干教师一起外出。好像是搭公车,车上乘客不算少,但也不算拥挤。我们各自找空处,三三两两自然成群。如果低语聊天,一般只有近旁几位可以听见。(这段记忆模糊,以下相当清晰。)


胡先生和我,还有另一位老师,碰巧比较近。胡先生突然问:亚明,你还想出国吗?


我愣住了。


虽然我相信,那个保证不出国的要求绝对不会来自教过我的老师,但我留校时胡先生正担任系主任。他对那事看法如何?我很想知道,但没有吭声。


静场约摸一分钟,当时感觉很长。我快憋不住了,差点儿想开口问,却又迟疑。


看来,胡先生确实能我。他直言对答我堵在喉咙口的疑问,说:那是不对的!(不加感叹号,不足以体现胡先生语气之斩钉截铁。)


无论学生期间还是留校之后,除了学术,我从来没跟任何老师评议不对


我与胡先生目光交接,都懂,所见略同。旁边那位老师(徐志民老师?)似乎明白胡先生说什么,一言不发地用眼神赞同(在我看来)。


胡先生追加简短数语,大意是如果他是我,会再次申请出国读研究生 (毕业前我曾申请,教务处不发成绩单)。之后我还犹豫了几天甚至几周,才去请教另几位老师,也该包括范老师。凡被问到的,都主张立马行动。猜想上头政策也有松动,这次我顺利取得了成绩单。


报名起步虽慢,录取通知倒来得快,整个过程不长。其间我找过几次胡先生,有关推荐信什么的。好像胡先生还替曾在美国的郑锦全教授,向我转达过一次口信。那时胡先生已不当系主任了,记得是去他家,他小女儿开的门。先前在南下途中,胡先生曾预测,我该会跟他小女儿谈得来。可惜每次登门都很匆促,没跟他女儿多谈。


一事,涉及系主任和推荐信。踏进复旦的那一年,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东润先生;挥别复旦的那一年,朱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


我们这拨本科生,无缘听朱先生讲课。应有机会听朱先生在大会上讲话,按理系主任该在迎新会上致辞?只叹出席盛会的机会,常常被我错过。直到毕业三年后,系里有位教过我的老师  (也许是周斌武先生?),带我去请朱先生写推荐信,才得以拜见,可惜想不起细节。估计引荐者(或者是孙锡信先生?)早已讲清原委,只是要我本人到到场,让朱先生见见。


我想,朱先生为我写推荐并不违反什么原则,他一定信得过那位老师 (真不好意思我记不清是哪位)。而朱先生作为我进校时的第一位系主任,概述系里老师评语,顺理。后来我去的学院,并不是请朱先生推荐的那所,但仍该感激他,还有那位好心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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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1 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十位是朱东润先生,第十一位是吴剑岚先生,第十五位是胡裕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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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裕树先生合影,19839月。


回到胡裕树先生,细想交往,事事值得回味。我在胡先生麾下直接工作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编写  那教材《今日汉语》。但如果从作为师生的角度,选择一件受益深远的,大概得数围绕这教材即现代汉语讲义的一席谈。我认为,胡先生支持青年教师不用系里传统使用的、他本人主编的现成教材,而鼓励后辈学生(我的心态始终是学生)自行摸索,意义深远……  此刻联想多途,思路尚未理清,希望胡先生在天之灵继续我。


回顾在复旦当大学生和太学生的八年,虽然关于治学与教学方法论,在本系谈得最深的一次是与胡先生,但系里不少老师都在学术方面,给了我相当的自由度。这里先简括总体印象,以后再忆实例。


恰巧又读到胡中行兄回忆章培恒先生的新作。我在复旦中文系的最后阶段,章先生是系主任。因他正在任上,专业又不同,我与他几乎无接触。读胡兄逃离一节,想起自身一事。为了我的归属,汉语教研室和方言研究所也曾争执,据说相当激烈。最终我到了教研室,而主管方言研究的许宝华先生照样待我友善,犹如自己人。(综合石汝杰、贺国伟等多位反馈,研究所的正式名称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与中文系平级或曰平行,互不隶属,但有兼职。范晓老师说,他的编制就是属于所里的,但也在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顺便解释:承蒙多位当事人预览,得以插入些许补充更正。我试用括号注,区分直接和间接知识。)


我始终不太清楚,哪些老师属于,哪些属于。篇首言系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也包括。可以说,都对我很友好,无一例外。过去我一直以为,老师爱护学生是理所当然的。转眼毕业三十六年,离开复旦也已三十二年,竟然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们表示过感谢。短短拙文虽晚,惟愿略道难以尽言的歉意与谢意。



转自《 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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