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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


--作者:阎连科


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老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清楚地记得,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我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空洞浩大的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似乎情真意切,壮怀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四百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作文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稿纸时,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过去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画,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上百考生,连考上中专的也难求一个。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志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志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写成了北京大学。


我也一样。


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决然地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我的一个名为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型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春光乍泄。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年里,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本根。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


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作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转自《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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