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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秋,我们却为活命而逃亡


--作者:孙春龙


你走的那天,连饭都没顾上吃。这是我和姐姐失散69年终于相见时,姐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2018623日,在得知找到姐姐的消息后,86岁的我经由台北飞抵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比我年长3岁的姐姐陈光仪不顾亲人劝阻,和孩子们一起,从位于秦岭山下的周至县翠峰乡乘车,奔波近百公里来到机场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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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对我的牵挂,和我对她的思念一样,情真心切,尤其是在人生暮年,愈发浓烈。


姐姐说的那天,发生在1949年。那年的插秧季节,在国军96军学兵营服役的我,匆匆赶回南京的家里,告诉母亲和姐姐,部队要开始撤退了。姐姐要给我做饭,我告诉她,来不及了,就转身离开。那时,我不知道要撤往哪里,更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家。


1949年,我只有16岁,刚刚当兵一年多。所谓的撤退,其实已乱如覆巢的蜜蜂,各自逃命。我和一群惊慌失措的散兵,从南京步行到了福州,出发时,稻田里正在插秧,而到了福州,田地里的稻子已经开镰。


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从厦门太古码头乘船前往台湾高雄。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


我叫陈光楼,1933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我的出生地,如今属于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


我的父亲做了多年的盐业生意,为家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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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保定的家里有一座共计36间房子的四进宅院,有专门的厨师、丫鬟和车夫等,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位奶妈照顾。


这段安逸的日子被打破,是在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9月,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对保定进行狂轰滥炸。当月24日,国军战败,保定沦陷,我们全家开始了第一次逃亡。


那年我只有4岁,我清楚地记得,我被奶妈紧紧抱在怀里,坐上一辆黄包车逃跑。在路上,黄包车夫中暑晕倒,奶妈找来水给车夫冲洗面部。后来,我睡着了,等醒来时,发现在奶妈的家里。


3个月后,我们全家终于在北平团聚。那时,我的大哥在北平就读辅仁大学,二哥、三哥、四哥分别读中学和小学。我是陈家最小的儿子。


毕竟家底还在,我的父亲买下了北平西四牌楼前口袋胡同一号的一座四合院,将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在沦陷区里,苟且度日。


1990年,我从台湾第一次回到北京,专程去看这个四合院,发现里面一片乱糟糟,住了好多户人。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父亲开了店铺做生意。曾做过老师的母亲,负责我们的学业。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厉,不好好读书,就不给饭吃。我是幼子,小时候很调皮,没少被母亲收拾。


69年后,当我见到姐姐陈光仪时,姐姐问我,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不好好学习,母亲不给你吃饭,我偷了一个馍给你。


怎么能忘得了呢!我笑着回答,如果不是姐姐,我可能被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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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儿时的记忆跟随了我一辈子,所以在后来,当被政治切割约40年的整个家族重新聚在一起,而唯独没有姐姐陈光仪的消息时,我的落寞可想而知。


在沦陷区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到了抗战后期,占领北平的日军似乎感觉到了末日将至,四处搜刮民财,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被抢劫一空。父亲的生意,也破产了。


市面上已经没有粮食卖,只能吃政府限购的混合面,一种用玉米心、豆饼、糠秕等混合磨成的粉。


那时,我的大哥已完成辅仁大学史地系的学习,前往重庆的教育部任职;二哥亦从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任职于徐州的日中经济合作株式会社。


1943年,我们全家再一次举家南下,后在南京安家。


日本终于投降了,绵延八年的战火,让我们这个曾经拥有36间房屋四进院落的陈家,变得一贫如洗。


姐姐陈光仪在南京结婚了,姐夫是一位名叫吕达志的宪兵,他们的相识还有一段故事。姐姐有一位闺蜜,她和母亲在南京火车站摆摊谋生,被宪兵驱赶,生活一时没了着落,后来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吕达志,心地善良的吕达志,帮他们开了绿灯。


闺蜜的母亲,将吕达志介绍给姐姐,姐姐被他英俊的外表吸引,而对方的善良,更让她倾慕。


1947年,吕达志随部队移防台湾基隆,姐姐随军前往。但仅仅在一年后,思乡心切的姐姐希望回家,吕达志选择了退役,两人返回南京,并且有了孩子。


不知道后来,姐姐有没有为这一选择而后悔。


1948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15岁的我去了部队,成为一名娃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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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们家的命运再次发生重大转折。当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一天中午,我匆匆回到家里,向亲人们告别。那时,母亲和姐姐已经住进了难民营。母亲嘱咐姐姐陈光仪给我做饭,我忍着眼泪告诉他们,没有时间了,我必须马上回部队。


那是一个我至生都难以忘记的时刻,我甚至能感觉到母亲和姐姐在目送我离开,但是我不敢回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每一次告别,可能都是永别。


部队开始南撤,解放军紧追其后。在福建永泰,我们被陈毅的部队追上,死了好多人,有一颗60炮弹落在我的身边,我跳进了稻田,没有死。


我想妈妈,我想回家。我告诉我的班长,班长警告我说:你回去了,会被打死。


若干年后,我去台北西门町的剧场看戏,散场时,被人流裹挟前行的我突然回想起1949年南撤时的场景,都是三五一群,各自跑路。


没有选择。


在前往台湾的轮船上,我不停看到有病死的士兵,被扔进海里。那是1949年的中秋节,从海上可以看到硕大的明月,而我们,却在为活命而逃亡。


后来我才知道,偌大的陈氏家族,从1949年开始,天各一方,命运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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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台湾后,我随部队辗转多处驻防。刚开始时,我一直坚信,再等几年就会回到家乡,因为蒋介石告诉我们: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反攻一直没有开始。


受母亲的影响,我心里明白,只要刻苦学习,才会不误此生。在业余时间,我就去书店看书,因为不好意思在一家书店看得太久,就一个书店看一个钟头,再换一家书店。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科目,就去专门的补习班学习。


后来,我陆续参加了陆军工兵学校、陆军军官学校的培训以及国防部行政及技术人员考试,从一名传令兵成长为工兵科技术人才,并进入国防部工兵署,专司工程图纸设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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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主持设计蒋介石在阳明山的一处住所,以及陆军军官学校校庆时蒋介石的临时官邸,还因此在蒋家吃过饭,早饭就是馒头、炸花生米、咸菜和稀饭,午饭有客人的时候也不过是四菜一汤。


令我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78131日。那年,我已经45岁。


那天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三,一位同事因为太太生病,换我来单位值班,那时,我在陆军总部工兵署任中校工程官。


当天中午,我接到人事部门电话,咨询我是否有一个哥哥在兵工署服役。同属陆军总部,工兵署在2楼,兵工署在3楼。我明确告诉对方,没有。放下电话,我突然感觉奇怪,怎么会说这样的问题?我回拨电话去问,对方告诉他,是兵工署有一个人在问,这个人在楼道看到值班表上写着陈光楼的名字,和他的弟弟同名。


我想,都在一个楼上办公,既然和他弟弟同名,见见也好。我约了对方在楼道见面,等他来时,我愣住了,他长得和我很像。我们相互对视了几秒钟,我已经感觉到,他是我的哥哥,根据年龄不会是大哥,也不像二哥和三哥,于是我问:你是四哥陈光棫?


对方已是热泪盈眶。


我们兄弟两个,同在1949年逃亡台湾,虽然在同一个单位同一座楼上办公,竟然最后以这样的机缘重逢。


在四哥的介绍下,我才得知,曾在教育部工作的大哥也到了台湾,在新竹清华大学任教。我们连夜赶往新竹,和大哥见面。


因为时代而离散的兄弟姐妹们,在经过漫长的分别后,终于一点点开始靠拢。


曾记得沙滩会一场血战

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

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

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

……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

我好比弹打雁失群飞散

我好比离山虎落在平川

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

想老娘不由人珠泪不干

……


一曲《四郎探母》,会让每一个台湾老兵泪流满面。


198711月,台湾允许老兵返乡,我们三兄弟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乡的大哥,终于见到了在大陆的妻子和孩子。1949年,他仓皇离开南京时,大嫂和孩子们所在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这一别,已近40年。


因为我是军官,直到1990年才被批准返乡。父母早已去世,坟墓已不知所终,我在荒野长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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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分别于1958年、1959年相继离世。这对置办了陈家大业的夫妻,却没能躲过时代的饥寒。


留在大陆的亲人,给我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是一张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位时值妙龄的女人,身穿一袭绣着花边的棉布旗袍,淡定绝美。


那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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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育了14个孩子的母亲,在临终时,却没有孩子陪在身边。他们或早早夭折,或散落于天涯。


我的二哥和二嫂,在1949年时已经拿到了两张前往台湾的机票,在排队等候飞机的时候,接到了一位在解放军任师长的舅舅来信,告诉他们,等新中国成立了,需要知识分子,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吧!况且,如果你们走了,家里的老人谁来照顾?


在最后时刻,他们选择了留下。


在文革期间,二哥因曾在沦陷区的日中经济合作株式会社工作,被认为是汉奸,遭到免职和批斗。虽然在后来平反,但二哥愤愤不平,他说,当年进到沦陷区为日本人工作,是通过在教育部工作的大哥介绍,替国民政府的情报机构收集日军的情报。


有朋友宽慰二哥,如果当年确认他是旧政府情报机构的人,可能他连文革都活不到。


曾任国民政府军法官的三哥,也是为了照顾父母而留了下来,后来被劳改21年。


政治的对峙缓和之后,我们兄弟姐妹,终于再一次团聚一起,而唯独没有那个最疼爱我的姐姐陈光仪的消息,这个庞大的家族如凸月,似圆非圆。


大陆的亲人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新政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政策,姐姐和姐夫吕达志回到了老家四川荣县。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还收到过他们的来信,但之后就没有消息。我们通过当地公安查询,依然没有结果。


命运多舛的姐姐,她和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丈夫,能熬过那个比战争更为混沌的年代吗?


2002年,我的女儿陈婉容考入山东大学,成为首批赴大陆读大学的台湾生。对于台湾学生来说,这并不是很好的选择,但我却特别高兴,我嘱咐女儿:到了大陆,帮我在网上发帖,找找你的姑姑,虽然我已经不抱希望了,但还是希望能有她的消息。


越到暮年,我越发思念那个当年最疼爱我的姐姐。


女儿没有忘记我的嘱托,但发帖毫无消息,也是意料之中。或许,我们只有在天堂相见了!


女儿告诉我,她的大学第一课是军事理论,穿着军装的教官讲的是如何攻打台湾,满堂学生看着她哄堂大笑。


女儿在大陆上学,让她对大陆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认识了很多大陆朋友。正是缘于此,十多年后,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


2018610日晚上,我一时心血来潮,翻出自己的考试院特种考试及格证书给女儿看。人到了暮年,总是喜欢回忆。


这张证书获得于1968年,证书上盖的时任考试院院长孙科的印章,引起了女儿的注意:国父的儿子竟然当过考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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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大陆朋友的微信群里,她还发了张我一身戎装的照片,告诉大家,我们家曾经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大户。


突然,女儿对着手机大叫起来,爸爸,快看,二姑找到了?


什么?我一时愣住了,你说什么?


女儿给我看一张发在微信群里的手机截图,上面有一段文字:


人到暮年,思亲心切,我叫陈光仪,出生于河北保定市……七弟叫陈光楼,生于1933年。解放前我作为一名中学生,流浪到四川,后辗转至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我目前已儿女成群,生活幸福。年轻时,因生活所迫,无暇思亲,但想在晚年和亲友见面相聚,了却我毕生心愿,使我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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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仪,这不就是我的姐姐吗!


女儿迅速打电话过去,发现这段文字的是一位名叫陈宝成的记者,陈宝成说,他看到女儿在群里发的消息,因为职业习惯,就通过网络搜索陈光楼+保定,突然看到一段寻亲启事。


网上的资料发布于20098月,没有留任何的联系方式。9年了,姐姐还在吗?


当陈宝成了解清楚来龙去脉后,他找到龙越慈善基金会,对方是帮助寻找战争失踪者的公益机构。


后者通过做警察的志愿者,查询到在周至县翠峰乡陈家村有一位名叫陈光仪的老人,年龄相仿,而且还在世。


第二天,志愿者上门走访,问这位已经89岁的老人,是否有一位弟弟,名叫陈光楼。正在做家务的陈光仪放下手中的活,睁大了眼睛,问了一句话:他还在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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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的姐姐跟随姐夫吕达志来到了四川农村。从1937年,再到1949年,这个国家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都是我们家族的一次滑铁卢。


因为姐姐文化程度较高,被安排到生产队担任记工员。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吕志达在挑煤时,煤堆起火,因其国民党旧军官的身份,被扣上破坏生产的罪名,送往劳改队。


一年后的冬天,姐姐被允许前往劳改农场探望丈夫,她带着孩子,在劳改农场的一条河边,看到了河对岸的丈夫,正在地里干活。丈夫也看到了他们,他们双方远远地相互望着,没有敢说一句话。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姐姐接到消息,丈夫病故。让她略感欣慰的是,负责管教的警察告诉她,他在里面问题认识到位,没有受太多折磨。


也是在那一两年,姐姐陆续接到娘家的消息,父母先后离世。父母不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家族,不再像之前的那样,在受伤之时,如同人体内的血小板一样,迅速聚集,凝血愈伤。


姐姐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1962年,一位熟识的人说,陕西有一个地方叫周至县,粮食较多,可以吃饱饭。为了活下来,姐姐卖血换了路费,来到陕西周至县,嫁给翠峰乡陈家村的陈建国。位于秦岭北麓的周至县,是全国的商品粮种植基地。


生活的落魄和时代的辗压,加上父母已经离世,要强的姐姐在这次迁徙之后,与整个家族断绝了联系。


但是,苦难并没有终结。


1976年,姐姐的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当时,他们最小的孩子,仅有7岁。


有一天夜里,生产队的几名妇女找到姐姐说,总不能让娃娃饿死,我们一起去乞讨吧。有着5个孩子的姐姐没有拒绝,为了孩子们能活下来,这个出身大户人家的小姐,放下了所有的尊严。


幸运的是,她乞讨的第一户人家,非常善良。她至今记得,那是县里一名30多岁的干部,正在院子里擦拭着当时很少见的自行车,他看到打扮还算讲究却满脸泪水的姐姐,招呼说,讨饭不丢人。得知她的生活现状,这位干部就让妻子做饭,给了姐姐一捧麦面、一个馒头和几包苞谷粒。


慢慢地,孩子们长大了,加上改革开放政策的到来,姐姐一家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到了晚年,她常常告诉孩子们,想念她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弟弟陈光楼,他走的那一天,连饭都没顾上吃,还是个16岁的孩子,兵荒马乱的,还活着吗?


村子里有人去北京当兵,她委托对方帮找曾在北京23中当老师的大嫂,但没有消息。


2009年,姐姐80岁生日时,儿孙们齐聚一堂。她告诉孩子们,她此生最后的牵挂,是失去消息的亲人,在她的口述下,孩子们在网上为她发布了一个寻亲帖,写下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写下了无尽的思念:


年轻时,因生活所迫,无暇思亲,但想在晚年和亲友见面相聚,了却我毕生心愿,使我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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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9年后,这个帖子被一位好奇的记者偶然发现。


在得知姐姐的消息后,我立即办理手续,在孩孙的陪同下,我从台北飞抵西安。散落于天南海北的陈家后人们,也再一次集结。那轮凸月,终见圆满。


原本定好在家里等我,但在前一天晚上,姐姐临时改变主意,要和孩子们一起到机场。为此,她专门穿上一件红色上衣,胸前绣着一朵绽放的白牡丹。


在国际到达出口,隔着玻璃门,我远远地看到一个白发老人正在向里面张望,那一定是我的姐姐。离开那年,她只有20岁。在之后的69年时间里,我们都是保持着这样眺望的姿势,隔着海峡,却不能相见。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紧紧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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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一口浓重的陕西方言,让我一时听起来有些吃力,而姐姐听力衰减,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我们姐弟两个,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话。幸亏姐姐认识字,孩子们把我说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看,她再接话。


其实,除了思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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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的那天,连饭都没有顾上吃。姐姐对我说。似乎这一场景,就发生在昨天。1949年的插秧季节,我永远无法忘记。


我告诉姐姐,那天告别时,我还专门抱了抱她的孩子,我的小外甥。姐姐的神情突然有些落寞,我才知道,那个孩子,在不久后就夭折了。


如果不是战争,家境富裕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姐姐,她的人生,怎会是这样一个场景呢!


在周至县翠峰乡的家里,姐姐为我备好了满桌的饭菜。她一边给我拿着各种吃的,一边重复着那句话:你走的那天,连饭都没顾上吃。


我带给姐姐的礼物,是一张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位时值妙龄的女人,身穿一袭绣着花边的棉布旗袍,淡定绝美。


姐姐把照片捧在手里,异常平静地说了一句:那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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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龙哥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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