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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亦父亲


--作者:陈小鹰


陈小鹰,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到新华通讯社工作至今,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著名的摄影家。参加过多次奥运会、亚运会和单项体育国际大赛,数十幅作品在国际、国内摄影大赛中获金、银、铜奖。是业内知名的文字、摄影"两栖记者"。 



感谢神奇的微信,今天居然收到50多年前小学同学的信息。他问我当年的班主任、也就是我的母亲现在还好吗?他还说春节期间想来给我的母亲拜年。我一时语塞,告诉同学母亲已经去世3年多了。


他马上打来电话,说这一辈子都在寻找你们一家人,即使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我也要来的,到班主任老师的墓前多磕几个头,表达我一生的感激之情,你妈妈影响了我的一生啊!说着说着,他哽咽了。


母亲的这位学生、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姓侯,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一辈子也是教书育人,今年就要退休了。


我找出这篇文章,略加整理,发给了老同学,也算是万家团圆的春节里,对母亲的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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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我生下来时没见到父亲。那年整风反右,他被打成极右派,关押在湖北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那是1957年。


三年后,父亲劳改释放,才见到他已三岁的儿子和五岁、六岁的两个女儿。遗憾的是,三个孩子都不随他姓刘,而改为跟妈姓陈了。而且,三个孩子都坚决不开口叫他爸爸,因为我妈说过,她既是母亲也是父亲。


父母都是普通小学老师,在湖北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上教书。父亲入狱那年,我娘还不到25岁,一个月345元的工资,养三个孩子,每月还要给外公外婆寄十元,偶尔给父亲还要捎点香烟和生活用品,家里生活困难可想而知。但她坚强乐观,不仅书教得好,还带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处演出。


后来文革期间,她们学校演出过全本的《红灯记》和《沙家浜》,母亲就是总导演,还出演李奶奶和沙奶奶,我姐演铁梅。我当时尚小,只有羡慕的份。


我娘能歌善舞,人又长得漂亮,穿着白底黒色圆点的衬衣,扎着两条长辫子,在当地很显眼。我爸劳改时,追求她的人不少,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以实际行动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和我爸离婚。我妈说我把孩子们的姓改了,只是为了他们以后少受牵连,可他是孩子们的亲爹,我不能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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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母亲和父亲。


在我的印象中,很少有慈祥温柔的母爱,更多的是威严父亲般的厉害。我读小学时经常被同学欺负,心理叛逆,佯装强硬,只要同学骂我臭右派,就和他们拚命,加之心理扭曲,时常说一些反动话,为此,常有老师、同学、家长在我妈面前告状。


每次被告状,我妈就会给我一顿暴打,劈头盖脸下手没有轻重的。最厉害的一次,给我一个碗一根棍一个破布口袋,将我赶出家门出去讨米当乞丐,大半夜被妈的同事找回来,妈还是不让我进屋,只好住在这个老师的家里。


我的童年是灰色而痛苦的,一天两顿,米饭永远不够,菜是三分钱一碟的白萝卜炒红萝卜,我妈加上米汤一煮,勉强够一家人吃个半饱。


我穿的衣服永远是有补丁的,逢年过节有一套出客的衣服,是两毛多一尺的白官布做的上装。裤子是日本化肥尿素袋子,我妈用蓝色的靛粉煮染而成的,一出汗两腿就花了。


记得学校一位年轻的徐老师,给我一条旧的咖啡色的卡其布裤子,我妈重新剪裁后给我穿,那便是我最好的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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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在澳门。


我母亲课上得好,语文、算术音体美一人全包,就连老师们晚上办公,也是她的煤油灯罩擦得最亮,为此年年都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她对学生远远厚待于我,使得我一直很不解甚至嫉恨于她。有个姓傅的同学因家境困难几次辍学,我妈多次夜里家访,来回近十里路,有一次还被狗咬伤过。不仅如此,她还为他出学杂费丶课本费。


那孩子上学时自带的午饭就是一搪瓷缸子水煮蚕豆,我妈用米饭票换下,还说:我家小鹰喜欢吃这个。弄得我好烦躁,又不敢顶撞老娘,就故意在人多的地方放臭屁,还恶作剧地放屁前用手指舔上口水,伸进裤内沾上屁气,再去摸傅姓同学的嘴巴,当然又免不了又遭母亲的一顿暴揍。


长大以后我逐渐明白,母亲对我之所以如此严厉,或许她的潜意识中把我当成了父亲的影子。她有许多的痛苦,包括对父亲的怨恨,压抑在心无处发泄。而我又那么淘气,让她忍无可忍。一旦我犯事,她就整个地发泄到了我的身上。


40多年后,那位傅姓同学已经是昆明市税务局的局长,他说几十年来一直在找我母亲的下落。有年大年初三,他一家从湖北老家赶到湖南,进门拉着他读大二的儿子一起双膝跪下,连连叩头,哽咽地说:恩师啊,恩师,终于找到您啦!


看到此情此景,我才感到母亲的伟大和高尚,心想她一辈子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和磨难,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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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香港。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父亲从未恩恩爱爱过,她对他说话从来就是厉声粗暴的。但是,我三岁时父亲从劳改农场回家,母亲却给他买的丝绸小灰格子衬衣和三节头皮鞋,毛哔叽的裤子。我妈说:不能让人看不起他。


我父亲回来后,仍是摘帽右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民办老师的饭碗,却又不安分。文革开始后他到处申诉,说自己没有反党,当右派是被冤枉的。其后果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湖南老家劳动改造。


直接带来的后果,是我和我姐被勒令退学,下到母亲学校附近的双湖公社金桥大队第六生产队劳动。那个时候,小街上全是臭右派反革命的老婆陈XX”的大字报,我和姐姐还深夜偷偷上街去撕过。


可我的母亲没有倒下,她更坚强了。首先积极找当时被贫下中农宣传队接管的学校领导申诉自已的清白,继而要求解决孩子上中学的问题。


经过多次交涉,我姐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姐一直是好学生,还是班干部)上了另一镇上的农业中学,而我因劣迹斑斑还是不能上学。母亲又想办法把我从湖北带到湖南父亲老家的县城,找亲戚和父亲当年的同学朋友帮忙,终于让我读上了初中。


19708月,我来到湖南澧县,就读县城先锋中学初二最后的一学期,对我来说,犹如从地狱跃进了天堂,我发誓要好好读书。 两年后高中毕业(那时初中高中各两年),我才15岁,也是在一个农场上山下乡了。


插队知识青年的生活固然艰苦,但我也倍觉比在湖北小镇上的小学岁月,要幸福百倍。至少,这里鲜有岐视,能吃饱饭,也少了母亲给我的皮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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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父亲在北京。


父亲在老家劳动改造的待遇也不错。放了一年牛后,因乡里的学校没有英语老师,就让他边改造边教书。用他的话讲是:放下教鞭拿起牛鞭再拿教鞭。


我妈几经波折也调入澧县县城教书,把我姐也转到城关一完小当代课老师。两年后,父亲落实政策,调入县城恢复工作。经过我娘2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家终于团圆了。


197810月,我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本来因为家境贫寒,根本没打算放假能回家过春节的。在临近放寒假时,收到母亲的来信,告诉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已被组织上彻底改正了,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们了。最后一句是:儿啊,快回家,让我们全家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团圆年吧!


我嚎啕大哭,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平反,更多的是似乎第一次才感受到了,真正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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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家福。


2017-01-24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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