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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绵延


--作者:李大兴



母亲逝世八周年忌日,兄弟难得聚在一起。现在人活得奔忙,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未必常能见面,更何况我去国已三十余年。


并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一起聊聊天,喝一杯红酒。在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之后,平安也许就是对逝者在天之灵最好的慰藉。此时此刻,抒情的词语仅仅显得空洞,细节的回忆才是令人百感交集的真实。


家兄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陈旭麓先生,他甚至连日子都记得:19873月的某一天。他本想请陈先生去一家湖南餐馆品尝家乡菜,连跑了两家都不开门,包括在西单北大街上,我记忆很深的曲园。最后他们去的是北京百年老字号、著名的八大居之一砂锅居,陈先生是平素生活很简单的人,偶尔大吃一顿就会很高兴,家兄和他尽欢而散,不料竟成永诀。


陈先生去世后,母亲曾经告诉我,陈先生是她晚年极少能够深谈的朋友之一。母亲平生朋友很多,然而很少对人敞开心扉,这并非由于她孤傲或者坚强,仅仅因为她对人与人之间所谓深层理解比较敏感而已。那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未必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我清楚记得大约是1973年的一个中午,母亲带着我约了陈先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那里著名的冬菜包子。她和陈先生长谈了整整一下午,应该是各自回顾了半生岁月、内心深处的感受与感情。我不知道当时听懂了多少,只记得因为吃多了包子一直很困。也许还是听到了一些吧?有一种印象:一个人心里可能隐藏着许多事,听上去离当下十分遥远。许多年以后,我对上一代人个人史的关注,或多或少是从这个下午开始的。


几天前和出版界的朋友聊天,还谈到陈先生的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论。陈先生从没有构筑史学理论的野心,但是他的新陈代谢论30年来振聋发聩,是当代历史学界中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新陈代谢的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家族历史变迁似乎也颇有益处,近世以来,家族的兴衰起落主要取决于家产、书香与功名的变迁,母亲的家族史是颇具范式意味的。


母亲这一支于氏乾隆年间因饥荒逃往东北,父子两代发家,就培养第三代读书,出了第一个进士,第四代更是全面开花,先后四人金榜题名,有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之美誉。两翰林之一便是母亲的曾祖父于荫霖,历任封疆大臣,功名最著。他因张之洞的举荐任湖北巡抚,文革中张之洞曾孙张遵骝先生与母亲一见如故。


在母亲的忌日想起陈先生,其实是因为陈先生的弟子,当今著名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前几年研究张遵骝先生捐赠的张之洞档案,其中谈到张之洞与于荫霖的关系。



于氏原居山东潍县小东庄(今潍坊市寒亭区朱里街道小东庄),山东连年饥荒的1787年,母亲六世祖于居安因妻子和幼子在家乡饿死,不得已携长子于龙川闯关东来到吉林伯都纳厅孤榆树柳条川(后改名太平川,今榆树市黑林镇太平川)。时于居安(17441818)已四十多岁,他年轻时曾经是国子监学生,又世习中医,便在此悬壶济世。于龙川(17751849)先为佃工,稍长后垦荒,尔后经商,父子二人奋斗20年,成当地首富。


于居安祖上也是书香门第,自己又读过书,极重视教育。因此于龙川的三个儿子,除长子凌奎协助管家、继承家业外,次子凌云、三子凌辰都应考中举。于凌辰大器晚成,42岁中进士,最后官至工部右侍郎。于凌奎虽未读书,却有四个儿子中了进士。于氏家族遂成吉林第一望族。


关于母亲的回忆以及她的家族史的几篇文章发表后,责编发微信给我,说有一位律师,也是于家后人,专门到编辑部拜访,希望和我联系并留下手机号码。我想着等回国时再打电话,就拖延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责编告诉我他又来了编辑部,我十分感动,立刻从芝加哥的地下室打电话到北京。在那个长长的电话里,我得知他的祖母于氏自幼生长于榆树,1931年迁居北京。说起来我们应该是平辈,他是我的远房表兄,他奶奶的祖父应该是于荫霖的十个大排行兄弟之一。


在炎热的夏日黄昏,蒙表兄宴请,按照高德地图的指示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陌生而喧闹的十字路口。然而半个世纪前,这里是我非常熟悉的金鱼胡同东口。路东是一家奶品店,自制的奶酪一毛五一碗,那美妙的味道是童年最幸福的记忆之一。我和表兄见面的餐馆位置在路西、原来的红星电影院,我曾经在那里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电影里牺牲的女郎高高堆起的发型那一年红遍北京,被称为维拉头


虽然是初见,却因为祖先的联系感觉亲切。历史是说不完的,足足聊了三个小时还是意犹未尽。表兄带来了他手头仅有的一本《于府风云录》,这本书我闻名已久,却是第一次见到。著者肖允楼先生、薛玉国先生汇集史料、采访考察,历时两年多、四易其稿,完成了这部集历史演义、史料钩沉、家谱年表等于一体的综合大作,对于氏家族史的记录与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


四十章回的《于府轶事》也写得流畅有趣,不过演义小说与信史毕竟是不同的:许多故事取自父老传说,即使是采自史料,出处自然也没有注明。比如于荫霖母亲和慈禧结拜姐妹的故事,显然是民间传说。于氏家族虽然在霖字辈达到全盛,但是做到省部级高官的只有一人,在全国范围内还谈不上有多么显赫。于荫霖久任职外省,又以方正著称,在京中未有结纳,既非后党,也非帝党。他虽然出自倭仁门下,却也并非一味主张理学,反对洋务。无论在广东,或者湖北,于荫霖都深得醉心新政的张之洞信任和举荐。不过于荫霖基本上是一个清官廉吏,与政治家张之洞的圆融通变完全不同。他们二人大约相互敬重、善始善终,但政见未必一致,意气未必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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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于氏家族有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的美誉,两翰林之一便是母亲的曾祖父于荫霖



《于府风云录》生动记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起与衰亡,大抵从1844年于凌辰中进士到1904年于荫霖病故的一甲子,于氏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在榆树及周边富甲一方。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往往在辉煌中不期而至,先是1887年于荫霖母亲赵太夫人病故,同一年掌管家族事务的于藻霖英年早逝,这两个变故直接导致了第二年霖字辈众兄弟的分家。家族产业缺乏管理,自然弊端丛生,结果是一名与于家反目成仇的秀才汤连魁进京告状,据说得到了时任吉林将军长顺的支持。于荫霖之弟,另一翰林于钟霖1890年被革职查办,他不忍被辱,吞金自杀,于荫霖也受牵连被免职。此后在外为官的几房再没有回到榆树,太平川于氏也多半迁出,散居吉林乃至东北各地,老家产业的声势从此不复当年。《于府风云录》依据的重要史料之一是于荫霖之子于翰笃编集的《于中丞遗书》,《轶事》里也有关于于翰笃的故事,宗谱里记载于翰笃之子名泽世。关于于泽世,书中没有成年后的记录,他便是我的外祖父,晚年改名哲潜,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里提到的曾用名有哲千、泽世。


于荫霖政声清廉固然由于家风,也部分因为家境。在外游仕的各房一直定期收到来自东北老家的供奉,类似分红。据外祖父回忆,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抗战中。其他各房情况固不得知,对于外祖父来说,这一部分一直是他重要收入来源。他交代的具体数字有故意缩水之嫌,不足为凭,值得留意的是在老家的钱收不到之后,外祖父的生活似乎受到很大影响。他先是卖了自己拥有的小四合院,然后又开始去法院任书记官,挣一份相当微薄的薪水。


表兄也告诉我他的奶奶和爷爷大约在九一八事变后举家迁到北京,用随身携带的细软就买了好几个四合院。由此可见,榆树、舒兰一带的于氏直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还相当殷实,只是据表兄所知,不似以往一家独大,而多与本地大户联姻。


于荫霖不纳妾,子孙不旺,仅得一子。于翰笃未能考取功名,捐了一个道台,终其一生,家境似乎相当优渥,在晚年还能将父亲柩骨从河南南阳迁葬于吉林舒兰天德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舒兰天德乡一带此时取代榆树太平川,成为于氏后人的中心所在地。关于迁墓的时间,《于府风云录》记为1931年,然而外祖父却说于翰笃去世于1929年。他记载母亲樊氏辛亥年去世,与现存史料所言相符,然而于翰笃迁墓和他本人辞世年份却互相矛盾,似乎尚须再做考证。


据外祖父讲,樊氏死于伤寒一类时疾,同时病死的至少还有一个姐妹。无论如何,于翰笃最后只有外祖父一个儿子。理学家于荫霖的信念显然不利于中国人传统那种儿孙满堂的梦想,以至于两代都是一线单传。外祖父有四个女儿,于荫霖这一支到我母亲这一代在姓氏上不再延续,只有血缘在我和其他后代身上流传。


外祖父于泽世早年似乎很有进取心,先上清末贵胄学校,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法学科。他的妻子是同出吉林的汉人后起之秀齐耀珊。外祖父大学一毕业就由齐耀珊之兄、时任江苏省长的齐耀琳介绍到督军冯国璋手下。第二年冯国璋代理总统,他也就当上了总统副官。不过好景不长,冯国璋不久后先下野、后病故,外祖父因而顿挫,从此每下愈况。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到了解放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法院职员,之前又当过律师,于是成分就被划成了自由职业者。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什么时候改成了哲潜,不过他老人家堪称世情练达,并不与时俱进,潜心居家30年,而且迁往南京,避开了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在米寿高龄上善终。



可以想象,经过战争和解放前后的翻天覆地,那些身为地主、商家的于氏大户或者逃亡,或者遭遇毁灭性打击。母亲逝世后,家兄曾经探访太平川,也去过于荫霖墓。如《于氏风云录》记载的那样,于府如今荡然无存、太平川如今是一个有些地处偏远的小村庄,从仅有的一点断井残墙,全然不能想象曾经的金碧辉煌。于荫霖墓则在八十多年里几度被盗,最后一次大概就发生在近年,除了墓穴也没有剩下什么了。他在墓前邂逅一位于氏后人,名字是泽字辈,然而他祖父的名字少千又和外祖父的哲千排行相同。似乎于氏历代名字辈分并不统一,也就无法断定是哪一支的哪一代。这位家住长春的后人说,由于爷爷、奶奶和爸爸去世得早,我们对家里的事知道的很少,今天见到大哥,才算联系上一支于家的血脉。《于府风云录》的作者薛玉国先生通过史料、采访和现场勘察,对舒兰于荫霖墓有详尽的第一手了解,他在答复我的询问时写道:于荫霖去世于1904年,其子于翰笃将其葬在南阳府城北面的李华庄,九一八事变前才归葬故里。该墓原有墓室三间,于十年动乱中被盗掘和破坏。墓前原立有神道碑(包括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外部精致,也在十年动乱中被炸毁。据《舒兰县文物志》(1985 年12月版)记载,墓室属青砖券顶,其上覆以厚约七十厘米的石灰浆层,非常坚硬。墓向坐南朝北,墓前两米处平放一花岗岩质长方青石供桌,长1.25米,宽0.8米,厚0.65米。还有一石香插,上部为元宝状,两角已残,斜倚在供桌前一米处,高0.75米,宽0.65米。于家茔地在此地共有三处,于荫霖墓居中,另两处墓地分别在东西各一里处,但未立墓碑,不知葬者系何人。东墓尚保存完好,西墓已遭破坏。西墓原有三个墓室,内放三口木棺,葬者为一男二女。据当地耆老讲,当年于荫霖的入葬仪式搞得十分隆重、奢侈,仅送葬队伍竟逶迤长达十余里,墓室内放七口大缸,全部装满豆油,以做长明灯。看书中照片,如今留下的只有树草之间的石供桌和一个斜倒在一边、部分残存的石香炉。


一个家族的绵延,其实也就像一炷香,缓缓地、幽幽地燃着,最终熄灭成灰。不过比香火传承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提供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家族的起伏、历史的湮没何尝不是两个世纪的变迁与动荡的一种呈现?肖允楼先生和薛玉国先生为了写作此书在舒兰一带寻找太平川于府后裔,见到了于居安第八世孙于泽民、第八世孙女于铁民,算来和我平辈,不过书中没有提到他们三世以上出自哪一房。榆树太平川于氏宗谱到第五代戛然而止,录入的第六代只有外祖父一人。等到充满动荡的二十世纪尘埃落定,三代人过去,后人寥寥无几,谱系不甚分明。


闯关东的人本来多半来自山东。据《于府轶事》,于居安父子也是投奔族叔而来到榆树的。如此说来,从潍坊移民吉林的于氏是一个宗族,于居安这一支只是由于后来发达成为首领,而其衰落也就导致了整个宗族的云散。两位作者为了追本溯源,专程去潍坊调查,探寻到在小东庄依然有于家后裔在那里世代务农为生。同属朱里街道的于家村里还保留着据说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于氏家庙,正堂悬挂着于凌辰返乡祭祖时题写的匾额燕天昌后。似乎无论外面怎样世事纷纭,于氏宗脉在这里一直延续。


事实上,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所谓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祖先多半仍是务农。门阀世族消亡以后,除了皇族,中国人其实都是农民的儿孙,母亲祖先的根基还是在齐鲁大地的苍茫平原上。


两位表兄和我在灯红酒绿的夜色里道别,我们相约下次回来时再一起追寻先人的痕迹。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中心部,不知何处飘来悠扬缠绵的萨克松音乐,一位摩登女郎挽着帅哥的臂弯从旁边款款走过。



转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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