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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忆母


--作者:邓天雄


邓天雄,1953年生于成都。初中未毕业到云南支边八年。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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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与母亲。


上篇——


又值寒冬,虽有空调,还是怀念儿时让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炭火,怀念寒夜里我长满冻疮的脚,总会被母亲捉住,捂在她温暖的胸膛。每忆至此,怎不叫人有泪盈眶!


母亲陈孝先去世五年了,心静的日子,常常会想起她。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待人处事,她的勤劳节俭,她的智慧善良,她的偏爱狭隘……哦,母亲,你不仅给了我身体,还浸染了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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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1981年。


母亲的勤劳


也许这值不得特别描写吧,天下的母亲大抵都是勤劳的。但看到今天城市里好几个女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就不得不惊讶母亲拉扯大六个孩子,却从未请过保姆,尽管家里也曾小康过。我自己怎样被带大虽有一些记忆,但印象更深的是妹妹的成长。


那时母亲在酿造厂工作,一早出门,牵着我,背着妹妹,直奔工厂。文革前工厂晚上常有政治学习,所以我们经常一天三顿都在厂里吃。母亲的襁褓和厂里的摇篮一度是妹妹生活的全部地盘。多年以后,母亲仍退而不休,只要一到我家,就将锅碗瓢盆用碱水洗得铮亮如新。有时回家,看到她背着孙子在厨房忙碌,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们也劝过她不要那么劳累,听到的还是她从我们小时就反复说过的话:变猪就不累,吃了就睡,就是长肥了要挨一刀。这些话当时好像没有听进去,可是它是怎样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人生啊。我中学时因替人出头差点被全校批斗,是班主任吴老师跟工宣队说,这个学生不仅学习好,还爱劳动,本质是好的,就让他写篇学习毛选的讲用稿吧。在云南农场时,我桀骜不驯,常顶撞领导,入团都成了困难户。是团支书徐平顶我,一句他劳动偷不来懒,让我后来的路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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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她的孙子,1986年成都南郊公园。


母亲的善良


母亲有个习惯曾让我们不解,她不喜欢煮稀饭,当然也不喜欢吃稀饭,即使晚年她牙齿基本落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后来知道了原因,那是她当师娘时落下的病根。


父亲在解放前开了个小作坊,请了几个帮工,还带了几个徒弟。母亲除了带小孩外,还要帮忙煮一大堆人的饭。父亲曾交代说,工人是下力的,稀饭不顶事。这话之后就成了对母亲的最高指示。多少年来,顿顿干饭,要不是过粮食关,她连稀饭的味道可能都忘了。父亲的几个徒弟因此对她像自己的亲娘。


我们的田师兄,解放后曾被启发批判自己的老板,可他说,啥子剥削哦,师娘还给我们洗衣服煮饭,大家都在劳动。1950年代初税收很重,作坊很难维持了,田师兄就出去打工,挣钱回来帮师傅缴税。后来他当了厂长,费了许多周折,才把公私合营时错误征收的住房还给了我们。


我们的大师兄,大的小孩比我还大,几个孩子见了我和妹妹只管叫师叔小嬢,旁人不解,他们一笑了之。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这些师兄们是绝不会忘记待他们如儿子一般的师娘的。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亲戚很多。因曾祖母太强悍,打跑了几个儿子,有的生死不知,有的流落在外。他们的后人有的找了回来,在大多亲戚那里都遭受了冷遇,唯独母亲热情相待。我们家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在成都的落脚点。吃住之余,母亲往往要送点旧衣物之类的东西。这种事虽小,却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我的大伯以前学道士,解放后还俗,没有一技之长,家境不好,去世又早,他的儿子有多少个团年饭是在我们家吃的啊。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增广贤文》里这些关于世态炎凉的话,母亲是知道的,但她以自己的善良,让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给了多少亲友以温暖啊!


我们住浆洗街时,邻居有个宋姆姆,老公是木匠,家中四个小孩。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月都要找母亲借五块钱,等过了十来天再还,到时候又再借。家里也有手紧的时候,但母亲从未推脱过。这边借出去,那边又叫我到二伯或者幺伯那里去借回来。跑路的往往是我。我难免不解和抱怨。母亲说,我们还有亲戚可借,他们那么困难,怎么好意思说不借呢?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就是我的母亲,类似的待人接物,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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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生日,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1996年成都永陵。


母亲的节俭


母亲出身农家,节俭是其本色。她晚年与我的矛盾多缘于此。记得住浆洗后街时,曾为了让她换一条毛巾而多次劝说,那毛巾可是洗得没一点毛,只剩经纬线了啊。她辩解说解放前没有用毛巾,随便一块布不也把脸洗了吗?


我没辙了,只好搬出三姐曾工作过的毛巾床单厂的事来吓她。我说你记得三姐的好朋友陈淑华不?她说记得。我说她现在惨得很。她问怎么啦?我说现在厂都垮了,在家待业,吃饭都成问题。她说好好的工厂怎么会垮呢?我说毛巾卖不出去呀,就是像你这样的太婆两三年才换毛巾,把人家工厂都搞垮杆了!母亲沉默半晌,终于幽幽地说了一句,那就换吧。对付母亲这一代人,上纲上线还是比较见效的。


小时候和妹妹跟母亲在厂里吃饭,十几块钱我们三人就要吃一个月,早饭、午饭都在厂里吃,连晚饭有时也在厂里吃。最奢侈的事就是发了工资的第二天,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在甜食店一人吃一个醪糟粉子蛋。有的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老干妈之类产品不感兴趣,这么说吧,大凡酿造厂里生产的东西我都不大喜欢,十几年啊,那些东西一直在为我佐餐,难道还没有吃够?


后来改革开放了,家里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可能是以前饿怕了,母亲对吃一点都不吝啬,经常炖鸡炖肉,还常说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才是真的。可对衣服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却是能省就省。她有件汗衫,洗了后挂在衣架上,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大洞小眼,像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我说老妈呃,你还是给我们留点脸面吧。她说穿在里面别人看不到,丢什么脸?后来给她买了新的,好说歹说,才把那件可以进博物馆的劳什子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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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生日,母亲和儿女们, 1997年成都南郊公园。


虽然家里也曾经过过好日子,但多数时间是贫困的。舍不得丢东西就成了母亲的习惯。浆洗街桥南街住的都是老式的砖瓦房,门坊门板间隔都是木头的,钉钉子很方便。母亲虽然把桌椅餐具等东西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可墙壁和门后挂满了各种袋子,使得家里看起来并不整洁。


这些袋子被我戏称为炸药包,里面究竟装的什么可能她自己也不完全记得。让她骄傲的是那个我外婆传下来的竹篮,我们叫簸簸,里面真是包罗万象啊,从各种针头线脑到我可以玩的黄蜡吸铁石,通通的有!每当有破衣服要补,母亲从簸簸中找到所需的材料时,那个得意劲就不摆了。


母亲晚年时子女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不时有孩子给她添些衣物,可她很少上身,有时还穿当年的工作服。当问她为何不穿新衣服时,她总说我留着走人户的时候穿。我可怜的母亲啊,还在想着要在她的兄弟姊妹邻居朋友面前光鲜一把,显摆一下。


她没想想,在她瘫痪的八年时间里,先她而去的有多少故人。邓陈两家,到母亲去世时,邓家这边她是同辈人中的最后一人,娘家那边也仅存一个表弟及弟媳。我们收拾遗物时,看到好多衣服都未穿几次,有的光彩如新。由于身材款式等问题,这些衣服后人很少留下,让保姆选了一些,剩下的付之一炬。节俭的母亲如泉下有知,该是怎样心疼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你常说的话,怎么就那样想不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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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生日, 母亲生病前最后一次外出,1998年郫县世界乐园。


母亲对文化的热爱


文盲的母亲对文化极其热爱。大跃进时她在厂里参加了扫盲班,一有空闲,就拿出扫盲班的教材诵读,念得我耳朵都听起茧了。特别是那篇今天我登上了天安门,比我结婚那天还要高兴,母亲老把那个念成还珠格格的“huan"。我还没上学读书听起都觉得别扭。你一纠正她她就笑,好像她是在有意搞笑似的。由于没文化,母亲在工厂里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她非常羡慕那些做会计文书之类工作的人,也常以那些人为榜样教育我们要好好学文化。


母亲没文化,却无师自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些道理。她很早就把我当经济人看待,以金钱来刺激我的学习成绩。一个5分一分钱,就是母亲对我一贯的政策。每逢期末,把各种作业本搬出来,一本一本地数5分,最后看到母亲含笑掏出钱来,那是我们母子俩最快乐的时光。


有了电视机后,看电视成了母亲的一大爱好。戏曲和电视剧是她的最爱。解放前她也曾跟父亲到戏园子看过几出戏,还听别人讲过一些戏文。母亲对自己还有印象的戏特别喜欢。什么穆桂英与杨家将、薛仁贵与樊梨花、刘备曹操这类的戏,她是百看不厌的。不但自己看,还要有人陪着看,经常兴奋地叫我坐在她身边,给我讲戏中的情节。


比起父亲来,母亲是幸运的,她的长寿,让她赶上了电视与汽车的时代。让我称奇的是,母亲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居然看懂了足球。每当看到球员把球踢出自己的底线时,母亲都要兴奋地大叫搅球(即角球,成都话本应读“ge”),引得我和儿子一阵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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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生日,母亲在家中切蛋糕,1999年。


母亲的智慧与胸怀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称得上是睿智的。她记忆超人,几十年前的事,能讲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大事上,她比父亲显得更有远见。


1950年代,国家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母亲不顾父亲反对,报名参加了工作,当时我才两岁多,母亲得下多大的决心啊。1966年父亲两次摔倒,终因脑溢血而瘫痪。他求母亲退职照顾他,母亲没有听从,自己仍旧上班,白天请父亲没有工作的大哥帮忙照顾,下班后自己不顾劳累,接着照管父亲的饮食起居。


晚年母亲曾讲起这些抉择的原因。她说当时搞公私合营,生意不能做了,我要是不工作,你爸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怎么养得活一大家人?后来他病了,又叫我退,那点退职金管不了多久,你们两个小的以后咋办?我当时要是退了,没有退休金,现在要给你们增加好多负担哟。


母亲有点信鬼神,却并不迷信。她有时讲起她听来的鬼故事,以及她自己看到的所谓鬼,绘声绘色。但讲完后她总爱补充说,这些可能都是假的,或者是看错了。因为共产党说没有鬼。她说,她的老家也就是成都郊外的神仙树,解放前时兴供奉坛神。家家都摆一个大坛子在神龛上,谁要动了可就不得了了。她亲眼看见她的一个长辈因为动了坛神而发疯,在酒席上把桌子掀翻,提起八仙桌的一条腿就舞了起来。但怪了,解放后不准供坛神,也没见谁发疯了。所以啊,母亲总结说,就算有鬼神,毛主席也是最大的神仙。他一出道,其他鬼神都只得让路了。


母亲有时也到庙里烧香,但从不刻意为之。她常说心到就行,菩萨又不炒菜,也不买东西。送到庙里的清油和钱,还不是和尚点灯炒菜买东西用了。有一次周末无课在家,母亲的几个老同事来约她去烧香,她说要给我弄饭,几个老友就笑她想不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然后就问我能不能以后工作了每个月给母亲几十块。我开玩笑说我只挣几十块,都给了我喝风啊?她们狂笑后劝我母亲,说还是组织靠得住,你现在不去烧香,以后下去了哪个组织管你哦?母亲听后只是笑笑。


尽管解放后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母亲对共产党和新政府却少有怨言。也许她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吧。解放前没有工作,在家中毫无地位,父亲尽管最先是学厨师的,但煮饭等家务都由母亲承担。家中大小事务皆决于父亲。父亲嗜好烟酒茶,甚至抽上了鸦片。每谈到此事母亲就说新社会好,她说那么多人劝你爸爸戒鸦片,都不成,共产党一来他就戒掉了。


她还说旧社会乱得很,外婆在神仙树家中就被棒老二抢过。天府广场以前叫煤山,刘湘邓锡侯两个军阀曾在那里大打出手,吓得家里人都往乡下躲。日本人扔炸弹炸成都,少城公园的动物笼子被炸坏,一只猴子跑到桂花街到处翻东西……总之,旧社会一片混乱,穷人更多,还是新社会好。在新社会父亲要弄饭了,妇女能参加工作了,没有吸毒卖淫等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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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生日,母亲因幺女迟到而生气,2000年天府广场。


母亲的为人


我能有较多的好朋友,是跟母亲的为人分不开的。母亲待客的理念是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少主人。母亲对子女的同学朋友异乎寻常的好,有多少同学在我家里吃过饭、留过宿啊,以致几个中学同学都称母亲为老妈。在我去云南支边的日子里,他们多次帮母亲刷墙打扬尘挑水。我从云南回来上学时,我家每个周末都是返蓉战友聚会的场所。那些欢声笑语,仿佛至今还在耳畔回响。


跟儿媳的相处,母亲也有自己的高招。会爱儿的爱媳妇,是她多次讲过的话。在我家带孙子时,中午她常常是随便对付一顿,等晚上儿媳回来时才炒新菜。儿媳换下来不及洗的小东西,有空时她随手就搓了。


母亲啊,你的爱心善念媳妇是有感应的。你去世后,我想把你的骨殖放在家中供奉一段时间,问媳妇怕不怕,她说妈那么爱我们,在家里只会保佑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直到现在,一遇到为难的事,比如自己的儿子儿媳考试、找工作、出远门,家里有了大蜘蛛,她都还会站在你的遗像前,心中默默念叨,祈求你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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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生日,母亲与儿孙们, 2000年成都人民公园。


母亲的偏爱与狭隘


写到这里,母亲差不多成完人了。但天底下哪有完人呢?


作为多子女的母亲,偏爱是个大忌。我观察到有不少家庭是因父母的偏爱而失和的。但这种偏爱又是很难克服的,母亲也不例外。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们家姊妹年龄相差很大,跟我挨着的姐姐都要大我7岁。姐姐哥哥们或早早工作,或在外读书。父亲过早去世后,陪伴母亲的主要是我和妹妹,所以母亲对我们两个小的特别关爱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两个小的中,又因为我是男孩,17岁就离家远走云南,母亲特别心疼。六个子女中,她最爱到我家,住的时间也最长。妹妹曾感叹说,我们妈爱娃娃的方式很特别,最爱小哥,就是要他多做事,多出钱。是啊,我25岁从云南回成都后,家里的事就主要由我操持。清明祭祀,母亲生日,除夕团年,都是我在安排,出力出钱多一点是事实。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母亲常到我家,除了帮我做一些家务外,有时还要贴一点菜金。特别是临终前几年,多次表示要把住房留给我,我拒绝后,又说要留给我的孩子。我说你不是常说竹子都靠不住还靠笋子吗?她方才作罢。


母亲瘫痪八年,我们姊妹齐心协力地照顾,得到了邻居和保姆的高度评价。现在每年几次大家庭团聚,其乐融融。很难想象我要是有贪念要了房子,会不会有这样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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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生日, 孙子和重孙为老人家唱生日歌,2002年红牌楼曾大妈餐馆。


母亲的偏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孩子和儿媳女婿做家务的看法上。前面写过,她认为会爱儿的爱媳妇,但在实践中,这个理念是没有贯彻到底的。我爱人一直想不通的是,母亲在我家时老是觉得我又工作还要煮饭,太累了。到我妹妹家又觉得妹妹要工作还要洗衣服,也太累了。可我妹夫跟我,她跟我妹妹做的是同样的事呀,怎么没有提一下他们也累呢?母亲的这种念叨让我和妹妹也感到难堪,还有点怕因此影响家庭关系。家家都是乖乖女,就是难见好儿媳要公道,打颠倒,道理母亲懂,可是……


晚年生病后的母亲对保姆是很挑剔的,这给我添了很多事。当时有个电视剧叫《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大家看后都觉得有点夸张了,但我家前前后后请了40几个保姆。要不是贺德花大姐能理解和善待老人,一人做了三年多(20031月到20068月),60个保姆可能都打不住。


母亲对保姆的态度跟她对其他人态度的巨大反差,让人不解,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受旧社会的影响,觉得保姆工作低贱,是下人。所以我们请她对保姆好一点时,她常说还要咋样,她都跟我一样的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是以自己为核心而划分圈层的,离自己越近的,道德责任就越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好,爱屋及乌,也对孩子的同学朋友好。但当一个陌生人到她身边时,她首先感到的是紧张和怀疑,怕人家对她不好,怕人家拿她的东西,这样善意就很难释放出来了。


二是母亲生病前是比较要强的人,一再说老人要有自己的房子,过自己的日子。但病后萌生了想跟个孩子的念头,自己又不好明说,就折腾保姆,让我们感到耗不起。说实话,我原本是有准备让母亲跟我的,种种原因吧,最终没能如母亲所愿,这注定要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隐痛。


2012-1-16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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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父亲、母亲、大姐秀珍、二姐玉儿、外婆、姨妈。1939年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


母亲的坚强


母亲是坚强的,每当我看到上面这张老照片时,就能深深地感到这点。


照片上的人,都是母亲的至亲。其中三人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去世,她们是我的姨妈、大姐和二姐,都是照片中年少之人。


母亲的人生从年轻时就屡遭重创。古人认为人生之悲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将其称为人生三大悲。这三大悲母亲差一点全都遭受了。她少年丧父丧兄,中年丧夫,青年丧子。母亲原有兄妹三人,家中良田数亩,本应是个温饱之家。但在她10岁时,她父亲突然去世,哥哥尚未成年,我外婆又是小脚,家景骤然陷入困窘。不得已,她被送到城里守经街的姨妈家寄养。


待其兄长刚成人,能挑起家庭重担时,却因肛瘘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病逝。我舅舅的死对母亲的打击之大,不亚于我外公的去世。直到晚年,她还常常提起,说你们舅舅人长得标致,又顾家,不仅会做田里的活路,农闲和过年过节时还要到城里推鸡公车,那些太太小姐都喜欢坐他的车,他要是不死,我们陈家可能就发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母亲未能上学读书。15岁时就开始说人户,16岁嫁入邓家。那时父亲还在餐馆里帮人,打工仔而已。其后就是生小孩带小孩,与父亲一道创业。1941年的流感和肺炎让母亲痛失亲人,大女儿、二女儿相继在病中离世。


命运于她,已经是太残忍了,其后的1945年,霍乱又夺去了她妹妹和长子的生命。放在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年轻的母亲是怎样挺过这一段苦难的岁月,而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淡淡地说,我们是惨,不过那时候恼火的人家多,也就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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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生日的母亲,2003年红星路广场。


1966年初父亲不慎跌倒小腿骨折,骨伤刚好在家中过门槛时又再次跌倒,引起偏瘫。当时家里除二姐在重庆读书外,其他姐姐哥哥都已参加工作。我那年才13岁,就不得不挑起照料父亲的担子。有一次烧肉烧糊了,怕母亲责怪,只好和妹妹吃一点糊的,把好的留下。后来大伯来了,情况才好一点。


母亲工作之余,全忙于照顾父亲。但父亲由于长期饮酒,已产生酒精依赖。尽管医生一再叮嘱不能喝酒,也制止不了父亲对酒精的渴望。最终父亲于1966年底因脑溢血病逝。父亲的死对母亲也是一大打击,她常对我感叹说,生你的时候你爸爸就说得子太晚,果然应验了。他一辈子没有说多少好话,就是跟你们说的那句你们妈这辈子太苦了,以后要对你们妈好,让我感念。你们底下的两个还小,好在我有工作,不管咋样都要把你们盘出来。


文革中家里没大人管,我成天在外游荡,让母亲操了多少心啊!196756132厂武斗那天,我在川医随车去看热闹,第二天凌晨5点才回到城里。在南大街昏暗的街灯下,我遇到了发疯般到处找我的母亲。母亲那时的眼神和眼泪,永刻在我的脑海。1971年云南军垦农场来学校动员支援边疆,我不顾母亲反对,偷偷把户口下了。


母亲从参加工作起,就知道自己是资方人员,哪里敢跟政府政策作对,尽管百般不愿,也只好默默咽下这杯苦酒。我对她的伤害之深,只有等自己懂事了时才能知晓。后来回家探亲时,听妹妹说我走后母亲经常叹气、失眠。妹妹甚至说,以后要有知青轮换的政策,她到云南把我换回来,免得母亲那么难过。生有我这样的逆子而未被气死,我只能感叹母亲的坚强!


199810月,表姨从台湾回来,母亲到守经街陪她住了几天。22号中午接到表妹的电话,说我母亲11点过上厕所时出事了。赶过去看到母亲时,她嘴角有点歪斜,是那样的委屈和无助。急忙送到川医,经救治后仍然落下偏瘫,母亲开始了八年的抗病生涯。


经历了长时间的打点滴,母亲刚回家吃饭时手老是颤抖,于是我们和保姆都轮着喂她。后来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她身体的恢复,就劝她试着自己吃。母亲听从了我的劝告,用筷子不行,就用调羹,尽管不是那么利索,哆哆嗦嗦的,这一吃就是将近八年!


我曾对母亲说,有些事我们有心无力,帮不了你,你自己要多动多锻炼。顽强的母亲后来外出时坚持自己扶着楼梯上下楼。她拖着一条病腿,挪着竹椅在家中走路锻炼的情形,是她生存意志的最好写照。 


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母亲的基因塑造了我。1971年去云南那天,分别时火车上哭声一片,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何而哭。在云南我唯一一次当众流泪是在第一次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时。包裹里有五斤腊肉,那时买肉要凭肉票,每人一个月只有半斤,我知道母亲和妹妹很长时间吃不到肉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会因感动而落泪,不为苦难而悲伤,这也是一种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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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她的长子、重孙女, 2004年芙蓉古镇。


母亲的诙谐与机警


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一点幽默感,一点看破人性弱点的机警,要顺利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殊为不易,所幸这些素质母亲都有。


母亲不是很会讲笑话,但她所讲的一些小事仍让我们忍俊不禁。比如她的一个堂兄一生节俭,偏偏生了个喜欢山吃海喝的败家子。这位堂兄想不通,有天到神仙树街上小酒馆要了一两烧酒,一小盘花生米,一边吃一边气呼呼地说:要捅大家捅!(捅发音dong阳平,成都土话,弄烂的意思。)


重男轻女一直是我几个姐姐喜欢跟母亲开玩笑的话题。直到母亲晚年仍有人问她儿好还是女好,母亲的回答滴水不漏,从来都是都好二字。但1983年我儿子出生时,母亲却无意中露了馅。她在成都包家巷产院逢人就问生了没有,是儿是女。一听是儿就说,一听是女就说也好。后来我们家的女孩,都只好谦称自己是也好了。


母亲一生机警,解放后尤甚。解放前她遭过轰炸和火灾,让她不得不处处留心。解放后这些事情没有了,但新问题又来了。厂里有一个叫何遇安的人,解放前跟我父亲一样,也开了个作坊,所以公私合营时是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厂的。1957年反右时,他因一个故事而被划成右派。原来以前他摆过他有天送货路过一个汤圆铺,就要了碗煮汤圆的水喝,结果伙计要收他的钱,他说喝点水要什么钱,伙计说你把汤圆都吃了。他很夸张地说那个汤圆之小啊。


当时听龙门阵的人都哈哈大笑,反右时有人把这事翻了出来,说他污蔑社会主义的汤圆太小,没有解放前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立场在作怪。这事对参加工作不久的母亲影响很大,她多次说我们是资方人员,说话要小心。那件事唤作是一个工人说的结果就不一样。直到很久以后,只要我们议论社会问题,母亲都会提醒干预,叫我们谨言慎行。


文盲的母亲一生从未上当受骗过,有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就在春节前几天,我还被一个钓鱼网站骗了200块钱。我家长期住在南河边,滨江路一带是诈骗案的高发地,也是母亲经常散步的地方。时不时有邻居上当受骗,多是一些老人。我们也担心她上当,就跟她讲那些案例。结果母亲说什么金币外币手表首饰,她都看到过,都有人冤(诓骗的意思)过她。她没上当,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贪。


母亲说,那些人把东西说得那么好,那么贵,结果又只要那点钱,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哦。我劝他们自己留着,他们说有急事要用钱,我就劝他们找公安帮忙。母亲的不贪是一以贯之的,对炒股票等行为,母亲不能理解。她说大家都赚钱,哪个亏本?钱又不会自己长出来。


对赌博,母亲更是嗤之以鼻。她常说,只看过赌博败家的,没看过赌博发财的。对房地产热,她更是感到害怕,她说地都拿来修房子了,以后吃啥子哟?她的名言是:利大本不归;你想别人的衫衫,别人想你的褂褂;你有九算,我有十算,你有十算,我晓得不干。


也许我们会质疑母亲的层次太低,都像她那样想,国家还怎么发展?股市、房地产、麻将馆不是都要垮杆了?事实当然不会像母亲想的那样,不过我们这些没有资源缺少信息的小老百姓,在投身那些高风险暴利行当的时候,多一分警觉,少一点贪念,不是很有必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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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生日的母亲,2005年温江澄园。


后记:


写母亲坚强那段时,泪水经常不自觉地涌出,爱人也在旁边看得眼泪汪汪。她劝我不要写得太压抑、太悲惨了。可那是事实、是真实啊。我母亲曾在酿造厂的门市部工作过,是名副其实打酱油的。可她的人生不是打酱油的,她不仅影响着自己的子女,还影响着许多跟她接触过的人。


看过上一篇文章的同学、朋友、学生和晚辈,通过留言、电话甚至面唔,表达了对我母亲的怀念。有人希望我再写一点东西,多附一些照片,于是有了下篇日志。母亲生前,子女们的成长和些许的成就曾给她多难的人生以慰藉,倘若人真有魂灵,愿借此文让母亲更好地安息。


2012-1-30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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