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好人好学问好手笔

－－作者：刘再复

（一）

春节前夕，2月7日，郑培凯与李欧梵、刘再复聚会，鄢秀 摄

两年前在香港时就想一篇谈论“郑培凯散文”的文章，想好好写，好好向年青的朋友们推荐，愈是郑重，愈是迟迟不能着笔。

今天早晨，看到剑梅转来的荣浩小兄的约稿信，说《香港作家》准备推出一期《郑培凯专辑》，邀我写一篇短文。读了短信，再也沉不住气了。先作一篇印象速写吧，研究性的评论以后再说。

二〇一四年八月底，我应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到“清水湾”边上的课堂里讲座“文学常识”。十月间，已经年满九十、一直对我护爱备至的蓝老（蓝真）请我吃饭。这位香港出版界的“老佛爷”，嗜书如痴，爱才如命，且一片天真天籁，在席间除了送给我范用老先生的雕像外，便是“品酒论英雄”。”

那天，他当着潘耀明、陈翠玲（三联前总编）、侯明（三联今副总编）、舒非（诗人）诸友问我，“你最喜欢的香港散文家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一是董桥，二是郑培凯。

蓝老听了之后，轻轻拍了一下桌子，端起小酒杯说：“太好了，我也特别喜欢郑培凯。他很有知识，散文言之有物！”，我接着说：“不仅有物，而且有趣。有理趣，有情趣，有史趣，有论趣，有古趣，有今趣。知识性可比周作人，但不像周作人那样爱抄书，所有的史实、知识、人物都融入他的清雅澄明的文字。”

蓝老说：“郑培凯的散文很有味，今天如果他在座，一定会给我们讲述许多酒的故事，茶的故事”。

我说，“他已是茶专家了，文章除了茶味之外还有许多酒味。不过，他的散文最有趣的还是人的故事。他的《汤显祖打虎》、《利玛窦在北京》、《陈老莲盯梢》、《马神父骂佛教》、《魏源咏扬州》、《理雅各与王韬》、《书呆子当官》、《慈禧太后吃鸡蛋》等，篇篇都很有趣有味。他写李慈铭、李嘉宝、王韬、徐霞客、章太炎、马一浮、康有为、梁启超、吴宓、冯友兰、周有光等等，个个都是活生生。他的散文经纬度，恐怕是中国当代散文家首屈一指。从经度上说，他的散文可说是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历史演义，从黄帝大战蚩尤到陈寅格有个间谍弟弟（爱国间谍），什么都写，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从纬度上说，他从大陆（青岛人）到台湾（台大外文系毕业），又从台湾到美国（在纽约佩斯大学当教授），再从美国到香港，东西穿梭，见多识广。”

蓝老补充说，“经度也可以说是读书多，特别是古书读得多；纬度也可以说，走路多，行万里。古今中外全收入眼底笔下”。我立即给蓝老作注：“正是，他到美国深造，在美国教书，英文很好，但他偏偏对中国文化爱得要命。无论是中国的雅文化，还是中国的俗文化，他都一往情深。凡是方块字文章，他都投以一片痴情，难怪他能当一个很出色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蓝老问："当中心主任不是很忙吗？他怎么还能写出这么多？”我答道：“不是一般的忙，是忙得焦头烂额，我每次看到他脸色苍黄，都生不忍之心。不过，娶了鄢秀以后，脸色好多了。"

蓝老熟读培凯。我本想告诉蓝老，培凯和我一样，总是“黎明即起”。散文写得多，但每篇都是呕心沥血的产物。但因席间还有许多话题，就止于培凯的“气色好多了。” 

（二）

春节前夕，2月7日，郑培凯与李欧梵、刘再复聚会，鄢秀 摄

 

南方朋友中，有两个被我称作“三好友人”的。一个是广东人民医院的院长林曙光，一个就是郑培凯。三好是指“学问做得好，当官当得好，做人做得好！”

我的朋友不少，但多数属纯粹的学者，从未当过官，如李泽厚、李欧梵、高行健等，他们都够不上“三好”。而培凯则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主任，算是一个官员。

然而，他这个“官”当得真好。他当主任时，几乎网罗天下人文科学的饱学之士，仅仅我在城市大学期间（1999－2002），就见到他请来的李泽厚、庞朴、张广达、李零、葛剑雄、唐振常、叶朗、高行健、李欧梵、许绰云、龙应台、陈芳川、何兆武、叶秀山、温儒敏等一代英杰。

我常对朋友开玩笑说，我在香港，见到了两位“宋江”，一位是《明报月刊》主编潘耀明，一位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他们招兵买马，招募天下英雄豪杰。韩少功听我一说，补充道：你是柴进。柴进也进入宋江的门下，不过他本身也被称作“大官人”。

要当好文化界的官员，第一条件恐怕是爱惜人才。郑培凯的极度忙碌，除了必须讲课、写文章、处理日常杂务之外，还必须为请来的各路“好汉”服务。而受其服务的好汉们，没有一个不说培凯的好话。我的“神瑛侍者”名单，也有培凯兄。

说他“学问做得好”，并不是说他会写高头讲章，而是指他的散文中充满学问。他的散文有一种底蕴，这是“学问”所赐。学问有两条路，一路是寻找“孤本秘籍”；另一路是在人们熟知的知识材料中“点石成金”。培凯两路皆通。他的长处虽不在于“点石成金”，但也点穿补正许多“人云亦云”的说法。

如他写蔡元培的辞职，说请辞并非对政府抗议，而是无法容忍教职员“好吃懒做”。其“兼容并包”并非没有原则。培凯善用古籍，却不刻意追求“孤本秘籍”，而是在广泛阅读中，自然地发现一些“奇书奇闻”，并作出自己很有见地的判断。

如文徵明其人其名，我们都熟知熟悉，而培凯所写的“文徵明与城市山林”、“文徵明的祖父”、“文徵明祖先是赘婿”、“文洪的诗”、“归得园二十八咏”、“文徵明的父亲”、“文林的宦途”、“文徵明九次落第”、“欲读已茫然”、“桃园问津图”、“停云馆”等11篇有关文徵明的文字，却让人信服他的读书功夫，考证功夫，钩沉探佚功夫，可见学问并不一定要作长篇大论，构筑体系，培凯在书海的游览中所写的这11篇文徵明，谁能不称赞其学问功夫呢？

也许有人会误解，以为培凯只会讲述古人故事、逸事、趣事，其实不然，培凯在故事的讲述中，常有一些尖锐但又委婉、含蓄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思想，是见识，但“怨而不怒”，温柔敦厚，锋芒均蕴藏于学问知识之中，这也许可以称作培凯的“春秋笔法”。如他对马一浮、冯友兰的批评，就属于这种笔法。马先生强调六经强调得过分失度，说“六艺之教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这显然言过其实，神化六经。对此，培凯缓缓质疑道：

马一浮强调六经是一切学问的根本，曾提出“六艺之教可以统摄一切学术”，企图重新确立民族学术的信心，寻回文化认同的根基与自信：“六艺不惟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

讲得简单直截，而且充满了自信，一派教主宗师讲道的口气，好像天下学问不过如此，一以贯之，六经而已。我总是觉得，这不像研讨学问，倒像耶稣释迦得道之后，“一览众山小”，是在传教。信众当然可以再做发挥，如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出自《易经》，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与阐释都出自（《春秋》。甚至还可以说维柯的《新科学》也是儒学的支裔，因为马先生说过儒学有《易》与《春秋》之不同范畴，统摄天下学问。

只要你信，马一浮就是宗师。

对于冯友兰先生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作“论孔丘”一事，他则从自己打开尘封十年的书籍说起：翻出冯友兰的著作《三松堂全集》十四册、《贞元六书》以及六十年代在台湾买的盗版书《中国哲学史》、《人生哲学》等。在翻阅冯友兰先生的著作时，因有所感，便缓缓写道：

随手翻翻，就出现了这样的字句：“我觉得心情越来越轻松愉快，觉得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批林批孔，这是很大的幸福。”“像我这样一个受孔丘思想的毒害如此之深的人，如果不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怎么能够肃清孔丘思想在我头脑中的毒害？怎么能够解除孔丘思想加于我的精神枷锁？事实上，我做过一次批林批孔，就觉得眼界为之一阔，一精神为之一振。”

很难想象，冯友兰这样的当代儒宗，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即使是受了威迫利诱，会讲出如此“革命”的激烈言论。孟子不是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吗？冯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八十岁了，比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还多活了七八岁，是怎么突然思想革命，脑袋开窍，眼界顿开，精神振作的呢？

他还特别说到，自己的批孔文章，《光明日报》转载不说，还冠之以“编者按”，让他如沐春风，十分感动，为此赋诗明志：“怪道春来花满枝，满园烂漫贺芳时。含苞才露嫩红色，便有眷风着意吹。”

再翻翻冯先生早年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有一节“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说孔子是教育家，“他讲学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他创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超过了苏格拉底在西洋历史上的地位。”过了四十多年，在《论孔丘》的最后一节“历史的结论”中，冯先生却大骂孔子既“伪”且“盗”，并说“伪和盗是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反动的知识分子所有的共同的、基本的罪行。就中国说，孔丘是为这种罪行辩护的祖师爷”。四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与各种革命运动，孔子在冯友兰的笔下，也就“天翻地覆慨而慷”，从碧落掉到了黄泉。

有趣的是，厚厚十四册的《三松堂全集》中，芝麻绿豆的便条文字都收，连他寄了一本《论孔丘》给吉川幸次郎的信（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也收入了，却没有收进《论孔丘》这本书。或许冯先生晚年“自惭老作”，回归儒学传统，继续当他的儒宗，把《论孔丘》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三）

郑培凯。

 

我说培凯是“三好友人”，还有一好是“做人做得好”，这就要谈谈自己的感受了。

我是一九九九年夏天受张信刚校长、黄玉山副校长的邀请到城市大学的。头半年在中文系（文学、语言、翻译系），结束之后，便受郑培凯的邀请，到他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工作将近两年。

培凯给中心作了规定，讲课的题目可自己选定，但要讲述五四之前的古代文化，不涉五四之后的现代文化。我本是研究现当代文学，这一规定便逼我作专业转向。幸而那时我和李泽厚先生合著的《告别革命》已出版，而且声明我们将“返回古典”，不再理会“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思维路向了。

因此，我便趁此机会，在中心开讲“红楼梦悟”与“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此外，还讲述了“中国贵族文学”、“中国流亡文学”、“中国隐逸文学”、“中国颂歌文学”、“中国挽歌文学”等。大约一个星期讲一次，比较轻松。二〇〇〇年春，我看到秋季的课程表，把我的课程增加了（一个月增加了两节）。

我立即到中心办公室找培凯。他的秘书告诉我，刚走了半小时，现在可能在机场，您直接打电话和他商量吧。于是我立即打电话找到他，说不同意给我加课程。他用很和蔼的口气告诉我：原想给你增加一点课时也增加一点工资，你既然不愿意就按原来的课时讲吧。

最让我感动也是最让我不安的是二〇〇五年我第四次到城市大学的时候，国内的陕西师范大学邀请我去作学术演讲。我从未到过古都西安，这回真想跨越长江黄河到西北一趟，便答应了。培凯得知此事后立即说：“我陪您去。你自己去我不放心。”我说，我已到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演讲过了，出入海关很顺利，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但他还是坚持说，不，我一定要跟你去。

培凯也去，自然是方便多了。我可再一次享受到如在北京的“待遇”，买机票，办手续，一切都由他的秘书帮忙。到了西安后，我首先想到韩城去拜谒司马迁墓，然后再去观赏兵马俑、大雁塔等。培凯全尊重我的意愿，真的是一路顺风。没想到，他在“陪我”参观“碑林”时却出事了。他在一座小亭子的台阶前突然滑倒，整个人扑倒在地。

这一倒地，惊动了周围的参观客，他们都围拢过来扶持。我在他身旁，急得冒出冷汗，完全处于惊恐之中。我知道他已年近六十，如果摔断筋骨，那就麻烦了。于是急忙问他有无伤痛？他知道我的心情，很快就爬起来，装着一点事也没有。

那一瞬间，我想到：为了陪我，竟摔了一跤，万一出事，我真的罪大恶极了！我说“他装着一点事也没有”，不是胡说，他回香港后拍片检查，果然受了伤，虽未损折骨头，但隐隐痛了几个月。他是个好人，宁肯自己承受全部疼痛，也不让朋友分担。此次经历，我更了解培凯了。二〇〇六年冬季，我从台湾东海大学返回香港，头一件事就到城大去看他。此次他送给我一幅字。他的书法真美，如同他的散文，其“美”并未被社会充分发现。

说培凯做人做得好，今天只讲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不过，自身的经历与体验最可靠。我不知道培凯兄在大西北为我摔跌的那一跤，有没有后遗症？此时此刻我在北美的洛基山下想念他，衷心问候他，但愿他能完全健康，身体也能像他的散文一样坚实，任岁月颠簸也照样韧长。

郑培凯简介：

郑培凯，山东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辅修历史。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协办中国文化中心(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re)，并担任中心主任及教授。代表作《流觞曲水的感怀》，《吹笛到天明》，《程步奎诗抄》等。

刘再复简介：

刘再复，福建泉州南安人。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

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共鉴"五四"》、《红楼四书》、《莫言了不起》等近八十余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转自《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