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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先生抗战年间的一次人生劫难


--作者:甘北林


甘北林,1954年出生在四川,后随父亲甘惜分调动到北京。1971年初中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三轧钢厂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国际共运史系专业。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调到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工作,1996年单位合并改名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先后担任学生处、学校后勤处、体育美育处的处长。2009年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任党委副书记。2014年退休。在张自忠路三号红一楼居住了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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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甘惜分回到他母校邻水中学。


一,卷入一二九大潮

 

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现重庆)邻水县丰禾镇六甲沟村一户普通的农户人家。家里兄弟七个,甘惜分最小。由于父母亲早早去世,他和六哥(甘止善)由大哥和二哥轮流抚养。


大哥是邻水县小学的教书先生,每天就把他和他六哥带在身边去学校教书(我们现在管这叫旁听生)。他居然就这么蹭听完了小学和初中课程。


二哥家以甘蔗榨糖为生,甘惜分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就捡食家里榨完糖后的甘蔗渣滓果腹,所以他的牙齿五、六十岁就基本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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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在家乡初中毕业,19岁考上县政府的度量衡公务员。1935年甘惜分在成都参加培训,赶上全国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他与邻水同乡熊复(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参加示威游行,集会结社,共同学习进步刊物(包括李大钊办的《新青年》杂志),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发奋抗日救国。


三个月培训结束后,他回到邻水县继续度量衡工作。在共产党领导下(熊复当时是共产党员),他参与组建并领导了邻水县抗日救国宣传队,开展各种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但他因此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1938年的一天清晨,他与熊复相约一起离家出走(真的是没告诉家里任何人),奔赴当时全国热血青年都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离开几天后,县政府就张榜通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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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甘惜分在延安。


二,延安岁月


上面这张照片,甘惜分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八年前就开始发布在微博上。年轻网友们尽管不了解历史,但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极少见过的国民党帽徽、草鞋及绑腿。


确实,在那个战争年代,普通八路军干部能照相是非常罕见的。甘惜分的这张照片,是他的四川老乡李少言(陕北工学院艺术专业毕业生,后来的中国著名版画家,曾任四川省美协主席)给拍的。


甘惜分后来被选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这个高级班里他聆听过张闻天、毛泽东、陈云、艾思奇等领导人轮流来给学员讲课(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国内形势),他的政治理论基础就是在这里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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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师生表演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女主角李波解放后一直在中央歌剧院从事歌剧表演艺术,与甘惜分是五十多年的好朋友。


那时的延安,不但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更是全中国有志青年集聚的地方。青年们每天学习理论和知识、唱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自给自足种植粮食,政治环境非常好,生活气氛也非常活跃,官兵一致,领导人和普通军民打成一片,领导人和普通军民一样居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任何人都能过去交谈。


延安那几年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甘惜分的回忆里总是充满了开放、阳光、愉悦、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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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最喜欢打排球(中间扣球者即是)。


三,在贺龙师长领导下工作


1939年夏天,八路军120师刚刚在晋察冀边区的陈庄打完一场胜仗,歼灭日寇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贺龙师长找到当时的抗大校长罗瑞卿说:我们的干部大都是长征过来的,有战斗经验而不懂马列理论,经验不能提高到理论。请你们帮忙给我们派两个政治教员,好不好?


罗瑞卿校长当时一口答应,从延安马列学院派出两个青年教员,其中一个是甘惜分,另一个叫文山。他俩之后成为几十年的密友,直到文山在文革中被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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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司令员木刻画,版画家力群作品。


几天后,两位青年教员就赶到了晋察冀边区会口村的120师司令部。师长贺龙、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都出来接见他们俩。随后就开始组织高级干部研究班,他们俩分别讲哲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党史,三个月一期,一共办了三期。


高干班培训了120师所有的旅团以上干部,其中包括廖汉生、杨秀山、余秋里等人。当然,更多的干部后来都先后战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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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师政治部全体合影。(能看见师长贺龙在哪儿吗?山坡上最后一排右3,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甘惜分在地面右3,只露了个头部。)


1941年,中共晋西党委开办党校,校长林枫向贺龙师长借教员,甘惜分又去给所有县以上干部讲了两期马列主义。之后回到120师政治部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42年,从中共总书记位子下来的张闻天,到晋西北搞农村问题调查,甘惜分被派陪同和配合张闻天组织调查。后来张闻天离开晋绥去了陕北,他自己就继续在兴县等地搞农村调查,并写出了一本十万多字的农村调查报告。也就是在其后的农村调查过程中,遭遇日本鬼子,被俘。此乃后话。


四,从被日寇俘虏到恢复党籍,历经四十年的艰难磨炼


19435月,按照晋绥军区政治部的指示,甘惜分被派往处于前线的绥蒙军区开展调研。一天,他跟随部队在平鲁县东港村时,突遭日寇偷袭,部队迅速撤退进山,甘惜分在山沟里掉队了。


他的挎包里都是我军重要的军事机密资料,为了不让机密资料落入敌手,他赶紧把挎包埋在了土里,刚埋好就被追上来的日本鬼子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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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左1)在山西搞调查。


被俘后,日寇用皮鞭抽打、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往嘴里不断灌水来逼供。面对残酷的拷问,甘惜分坚持说自己叫康有成,是文化教员。


他被关在黑屋子里,每天都不停地遭受日寇、汉奸的折磨。时间长了,看管他的汉奸真以为他就只是个普通教员,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管。他每天被监视着扫地打水,干些勤杂活儿。


就在他被俘后四个月时,机会终于来了。几个汉奸逛窑子回来,睡得像死猪。甘惜分偷偷溜出门,朝山里跑去。等太阳出来敌人才发现他跑了,开枪敲锣展开搜捕。


他一直狂奔不止,跑到了一个山顶的小村子里,问那里的老乡知不知道八路军在哪里?老乡说这儿就是八路军的游击区!甘惜分放声大笑,终于逃离了虎口。


又过了几个月,甘惜分辗转返回了晋绥军区政治部。但是,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年了,党籍没了,按照党中央规定必须接受组织审查。


所幸的是,他被俘前埋在地里的挎包,被农民种地时挖出并送到了晋绥军区政治部,经过清点材料一件不少。


甘惜分最危急的时刻,保护了八路军的机密。但党组织还是怀疑他,到底是怎么跑回来的?是不是已经叛变?他一年间只身深陷牢狱,拼死与敌周旋,伺机逃命归队,都是一个人完成的,战争期间无人能替他证明。


党组织为了继续考验他,让他放下包袱,耐心工作,等待审查(但没想到这一等竟然是40年)。从此,他到任何部门工作,都要接受过堂式的反复审查。


甘惜分总是说:我是被敌人抓住了,但既没暴露真实姓名,也没暴露真实身份,更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还千方百计保护党的机密。最后冒着被敌人抓回去砍头的危险,逃回来主动找党。有这样的叛徒吗?


可是组织上一直没派人去调查,所以始终没有给他结论。给他安排的工作,也是一般的文字处理任务。


解放战争开始后,晋绥军区政治部分派给甘惜分一项新任务——每天汇总绥蒙前线的军情,抄报给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再转送给新华总社。后来干脆直接派他到前线当记者,甘惜分就这样开始干起了新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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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1959年回延安旧地重游。


194911月重庆解放,上级委派晋绥总分社组织十几个人前往重庆,接管国民党的中央社,并组建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甘惜分被任命为采编部主任。


由于旁听采访党的重要会议必须是党员身份,1950年中共西南局批示让甘惜分重新入党,以利于他开展工作。他委曲求全,同意重新入党。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4年新华总社调他到北京,但同时却又以他的是否变节问题未审查完毕,再次撤消了他的党籍。


非常滑稽的是,甘惜分是不是叛徒这个问题,是在文革期间查清的。文革中,造反派给甘惜分戴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为了查实他的叛变事实,加重他的罪名,便组织学生到他当年逃出的山西省广灵县去调查。


曾经监管他的汉奸,早已被押往新疆劳改。造反派学生又追到新疆调查,竟然在新疆找到了当年的这个汉奸。他亲口证实,甘惜分当年就是以八路军普通文化教员的身份被关押的,而且几个月后确实是逃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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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混乱的文革时期,尽管查明了真相,但仍然没及时处理他的党籍等问题。直到文革结束多年后,在党中央全面拨乱反正、大批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依照上级组织部门的批示,才把甘惜分的历史问题一并彻底解决,恢复了他四十年前的党籍。组织部门批文下达的时候,是1989年,这时候甘惜分已经73岁了。


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听说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甘老师平时讲的都是马列主义,比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员,怎么也看不出他连党籍都没有。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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