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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铭记他们的牺牲


--作者:艾晓明


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决定,将2017年的奖项授予我,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几年前我也曾担任过该奖项的评委,我知道,齐氏奖项的要旨是奖励那些用文学艺术、包括视觉艺术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我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工作者,我相信,这个奖项以我的名义获得,实际上更是对所有从事同样工作的人的激励。


我从2003年开始摸索摄像机,2004年开始和胡杰先生合作,首先我要感谢他给我的指导和启发。后来我自己独立进行拍摄,更要感谢许多与我在片子中合作过的公民记者和行动者。而如今,从公民报道到独立纪录片拍摄都面临很多的危险和打压,一些拍摄过尖锐题材的纪录片导演流亡异乡。曾在我作品中出现过的郭飞雄、唐荆陵、王荔蕻、许志永、林祖銮、屠夫等先后被重判,还有一些人失去律师执业资格……而我所采访过的五七蒙冤前辈,不断有人离世。但我们应该记录的历史和现实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没有开始讲述。


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2015年,在甘肃伊吾古道,我走向双塔水库附近的山谷。在高伟先生等几位兵团老知青的博客中,他们讲到当年的情景:


伊吾古道离水库大坝约两公里一段路面,非常难走,不仅路面凹凸,而且路中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骷髅,由于甘肃气候干燥,尸体不易腐烂,许多人头呈干尸状,不但五官俱全,须发完整,且面目狰狞”……“老乡们说:山凹里有一片很大的墓地,埋的都是当年修水库死去的犯人,那些人头就是从山坡上滚下来的。


我找到了亲历者之一李先生,向他了解当年他所踏上的路径。他曾在文章中写道:


距离大坝约一千多米的地方有长约百米的房屋地基和地窝子的痕迹,显然这里曾经住很多的人。在距离这些房屋痕迹不远的正北方向埋着大约一两百具尸体{也许更多}因为埋的很浅相当一部分尸体都裸露在外,有的尸体头部二三十厘米的地方插个宽两厘米高十几厘米的小木牌,木牌上黑色的字写着死者的名字,死者大都成为木乃伊,面部大都狰狞恐怖也有个别的睁着眼睛,这些死者起码还有薄薄一层黄土盖身。更有可怕的是在大坝西南侧大约三四公里的一个三面环山的山坳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尸体,尸体身上的衣服大都风化了几乎就是堆放了一大大堆的木乃伊,凡是见到的人绝不会再去看第二次”……


这些遗骨的见证者不仅有知青,还有劳改局干部。坊间流传的死因有两种,一种是犯人暴动越狱被枪杀,另一种是1960年被饿死。有知情人披露,修建双塔水库的大部分是劳改犯,有上千人,这些人准备暴动,但走漏消息。结果,暴动者就在山谷里被军人歼灭。


这个悲壮而惨烈的故事让我无法忘怀,但是即使李先生,也不愿再做我的向导。人们本可以是记忆的承传者,但是,对权力的恐惧重新掩埋了记忆。当我到达那曾有反抗者激战的山谷时,并没有看到任何战场的遗迹。沟壑绵延,先烈的足音早已沉寂,惟有落日黄沙,风声呜咽。


有多少历史因此销声匿迹?每逢清明,返乡祭祖的人潮汹涌,多数人是当年大饥荒幸存者的后代。而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个事件的意义:他们的祖辈父辈竟然因绝粮而丧生,为什么?即使在村庄里,饥饿的记忆也很淡漠了。大饥荒造成了两种结局,一种情形是,很多牺牲者没有可能抚养后代,父母之死后紧接着是孩子的夭折,所以没有后代去祭奠他们的先人。还有一种情形是,大饥荒培养了一种牢固的生活态度,即苟活胜过一切。无论怎样,只要活下来就行。价值观和权利都是次要的,公民责任更可忽略不计。我访问一位幸存者,他告诉我当年嫂子把扁担削成萝卜丝给家人吃,但我的采访无法顺利进行,因为他的家人坚持认为不能再说这些故事。


恐惧是普遍的存在,以至于我们更容易忘记,曾经有过英勇的反抗。反抗者几乎穷尽了所有手段:结社、组党、印刷小报、夺粮或者如前面那些尸骨呈现的越狱逃亡……这些故事被掩埋、篡改和遗忘之后,我们继承下了犬儒的生活态度。它几乎是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是极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个纪录人,听说到上述故事,是不能不动容的。饿死三千万也好,五千万也好,毕竟只是冰冷的数字;走近死亡的具体面貌,灵魂便受到震撼,且更坚信:铭记他们的牺牲,乃是我们的天职。


我看过一些有关二十世纪的迫害与屠杀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如前苏导演帕拉捷诺夫《石榴的颜色》、智利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的《乡愁之光》、《珍珠纽扣》、柬埔寨导演潘利德的《残缺影像》、法国导演克罗德·朗兹曼的《浩劫》……类似的作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影片在创作方法、影像叙事和理解力方面,构成了我的现代经典。那些牺牲者的影像唤起我们同为生灵的人性,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我热爱这些具有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作品,但我自己做起来,却只是相对原始的社会调查性质的访谈。我们缺乏很多工作条件,最缺乏的是言论自由保障和公共交流空间。


我读到过朋友的影评文章,其中有一个细节在此纠正。我的父亲并不是五七蒙难的右派,不过他也没有逃过文革的劫数。他为什么不是右派呢?因为在鼓励鸣放期间,我的母亲即将分娩,家庭里正在准备迎接一个小生命。父亲经历了镇反和审干的动荡,不敢鸣放而保持沉默。此后终其一生,父亲不希望我们子女与权力抗衡。他曾为我签署零八宪章而暗自担忧,直至垂暮之年失去记忆之前,他还在问我:刘晓波被放出来没有?


我们是在父辈和后代之间交替的一代,与父辈共同经历了毛时代,还要与后辈一起,走出这个时代的阴影。就此而言,我们有责任去寻找、保存和传递相关的历史记忆。因此,即使困难和力所不逮,还是要往前走。走多远,算多远--这便是我常常对自己说的。


幸运的还在于,我不是惟一、也不是孤立的纪录人。我看到有更年轻的公民记者在行动,有一些独立纪录片导演在默默坚持;而像屠夫、唐荆陵那样的勇者,即使在狱中也没有停止人权报道。他们扛住了黑暗的闸门,让我们看见光的存在。


感谢各位评委的努力和齐氏文化基金会的鼓励,我将捐出全部奖金,用于救助以道义能量和艺术创意推进公民报道和独立记录的人,以此向齐氏文化基金会致敬,向给中国的公民运动和独立纪录带来希望的人致敬。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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