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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与我的第一次科学研究


--作者:潘惟钧

 

1955年进入北大生物系,开始是动物学专业,后改为遗传学专业,1960年毕业并留系任教。

 

在当时遗传学已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学,中学都不容许讲遗传学。1956年为体现“双百方针”召开了青岛遗传学会议,1957年开始可以在北大开设遗传学课了,被强制命名为“摩尔根遗传学”,由李汝琪教授讲授。实际上是作为“米丘林遗传学”的对立面的“脱离生产实践”的资产阶级学说而开设的。两门遗传学同时开设,还举办了两次讨论班。那时的讨论班当然是一面倒地批评遗传学,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李老先生坐在那儿听着,不发一言。也许他怕引火烧身,也许他认为实在不屑于一辩,更可能是两者兼有。对此我们学生觉得很扫兴,巴不得他站出来辩论,气氛就活跃,火药味就浓了。

 

1958年大跃进,人民日报和中央台不断报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小麦地,水稻田亩产10万斤的高产卫星,而且还登出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小麦和水稻丰满得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为了追赶“科学前沿”,我们生物系全系师生在党总支书记陈守良亲自带领下奋战三天,把蔚秀园(就是我现在正在写这份回忆的地方)里14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全部拔起来,硬插入一亩地里,奢望也放一个卫星。结果当然颗粒无收,总结起来都怪自己毛泽东思想没学好。

 

第二年,人民日报和中央台又报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各地农民纷纷成功地进行了牛与猪,牛与羊……的动物远源杂交,以期培养出特大号的猪羊,还附有照片。(随便说一下,对于影响如此之大和严重的,长时间的造谣,人民日报却从来没有辟谣和道歉,只是说“浮夸”而已)。在那些年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早已把遗传学理论彻底打倒了。谁敢再用遗传学理论来质疑这些“卫星”的真实性,那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思想,找死。李汝琪当然懂得“沉默是金”的活命哲理。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北大校长陆平坐不住了,他向我们传达了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刘仁的重话:农民弟兄已经创造出了这样的奇迹,还要养活这么一大批脱离实际的生物学家干什么?陆平警告说:现在到了你们生物系和生物学生死存亡的关头,连农民都赶不上,生物系还有办下去的必要吗?赶紧赶上去,不但要远缘杂交成功,而且要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

 

于是我们班的毕业论文就是动物远缘杂交,全班同学整整半年,停止一切课程,“白手起家”建起养兔场,接着把牛精液,猪精液,狗精液,海狸鼠精液,鸡,鸭,鹅的精液给兔子作人工授精。

 

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56级)则常驻动物园采集大象的精液,作象X猪杂交,想让猪长得像大象那么大。面对一头被诱导发情的大公象进行采精,真是把小命搭进去了。

 

当时,北大生物系与全国农民进行着同样疯狂的“科学实验”。但不同的是,我们在王平老师的领导下,花了极大的努力,防止公兔们通过极其简陋的破烂兔笼与输了牛精,猪精,狗精的母兔偷情,而且每批杂交都作兔-兔交配的对照。结果当然彻底失败。第二个不同,是承认失败而没有弄虚作假。这大概就是“有着深厚科学底蕴”的北京大学在当时境况下,唯一能够保持的“科学性”吧。

 

最后是我们全班同学共同“发表”了唯一的一篇毕业论文:“论动物远缘杂交的伟大意义”,因为自己什么也没做出来,所以重点放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农民弟兄做出了足以颠覆遗传学旧理论的伟大实践。而我们没做成功是自己没学好……思想,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应当向工农兵学习。这篇毕业论文在大会上宣读时还邀请了科学院遗传所的专家来“受受教育”。

 

我虽然半年没上课,但是与班上几位男同学一样,学到了一般学生想像不到的手艺:采集牛,猪,狗,兔,鸡,鸭,鹅和海狸鼠的精液;用手一摸就知道母兔肚子里的胎儿多大了,等等等等。我还学会了给兔子结扎输精管。你们也许不知道,兔子是“交配刺激排卵”的,所以在给发情母兔作人工授精之前,先要用结扎了输精管的公兔与其“假交配”,刺激她排卵。

 

终于毕业了。我被分配留在生物系任教。

 

此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卫星:农民将蛇的精液对家蚕人工授精,成功地获得杂种。目的是培养像蛇那么大的蚕宝宝。

 

于是我作为生物系教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百折不回”,“再接再厉”继续动物远缘杂交:重复蛇X蚕杂交。

 

当时已入秋,北京不能养蚕了,只有到广东去进行这项杂交研究。

 

说走就走,连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来不及拿,就孤身一人去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的蚕种场,开展家蚕的远缘杂交。

 

这次因为就我一个人,没人监督,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工作。第一步就是重复农民放的卫星。人民日报说用注射器把蛇的精液注入母蛾的腹腔就行了。我用同样的方法反复把雄蛾的精液注入雌蛾肚子,无法受精,意料之中的。查了书本才明白原来雌蛾输卵管末端泄殖孔处有两个半粒米大小的储精囊,雄蛾在交配时将精液射入储精囊,雌蛾产出的每一粒卵上都有受精孔,卵粒经过储精囊出口时精子就从受精孔钻进去。于是我用酒精灯拉出玻璃毛细管,导入雄蛾的精液,再用嘴把精液吹进雌蛾的储精囊。结果产出的卵受精率达到95%以上,与天然交配的受精率一样。

 

接下来就进行远源杂交了。这种心情挺有意思,明明知道做不成功,但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并且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我先用蛇和猪的精液与雌蛾杂交,失败。再输入亲缘近一些的昆虫精液,包括蟋蟀,蝗虫,萤火虫,螳螂,……,总之身在农村,五花八门的虫子有的是。还是不成功。最后一遭是与亲缘最近的蓖麻蚕杂交,仍然失败。

 

一个人“孤军奋战”了整整4个月,灰溜溜地被教研室召回。

 

在向教研室全体教员的汇报会上,(这是我第一次以教员的身份参加教研室会议)我特别强调了雌蛾生殖器的结构,受精途径,蚕X蚕人工授精的成功,说明按人民日报所说的把精液注入腹腔是根本不行的。我列出了全部数据,……。

 

讲完,大家沉默不语。只有一位老师作了评论:“我们所从事的是人类从来没有进行过的伟大事业,只有抱定必胜的决心,才可能成功。假如一开始就抱着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反正做出来什么就什么的所谓科学态度,那注定要失败的”。这段评论教我受用终身!散会后教研室主任王平悄悄对我说:“还是该实事求是”。

 

以上就是我毕生第一次科学研究的故事。第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转自《君子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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