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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如何确定领导人的去留?


--作者:《北方新报》编辑部

 

长征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于是也就存在着人员的去留问题。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谁都清楚主力转移后,留守部队将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疯狂反扑。而且,留守部队16000余人中多数是伤员,有好多还是重伤员,根本不能参加战斗。10万红军主力尚不能保卫苏区,留下的这不足2万弱旅难道就能使苏区不陷入敌手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同转移计划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李德等人的个人好恶划线的。

 

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些失误。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一个多月前,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负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他们多些仁爱之心,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理由很简单--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项英更是直言不讳:那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只有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的革命的党性!

 

194312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和古柏被留下。刘伯承因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据叶剑英回忆:“出发前,秘密准备,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审查,对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分成3类,一类可以随队出发,一类留在苏区,一类杀掉。还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是被捆绑着出发的,被编在劳改队里”。

 

许多年后,李维汉也在回忆中写道: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转自《水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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