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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的沈从文及其家人


--作者:青兮

 

红楼梦已醒了。宝玉在少数熟人印象中,和国内万千陌生读者印象中,犹留下个旧朝代的种种风光场面,事实上,在新的估价中,已成为一块顽石,随时可以扔去的顽石,随时可以粉碎的顽石。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沈从文日记 1949 128 日)

 

1949 年,这个在历史上注定不平凡的年份,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临了。

 

年初,北平城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正在安排和平解放。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这所曾是五四运动发源地和大本营的全国最高学府,在新的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再次风起云涌。

 

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洗礼的学生们激情澎湃,开始组织起来清算校内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沈从文很快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在北大教学楼,自上而下挂起了醒目的大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沉寂已久的北大民主广场也很快热闹起来,上面贴出了批判沈从文的大字报,并全文抄录了此前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斥反对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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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的北京

 

“清算的时刻到了!”

 

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小龙朱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去北大看热闹,看到爸爸的名字和其他人一起被骂,还被说成桃红色作家,年少的他不知其中深意,只觉得这颜色比起黑色、黄色什么要好,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回到家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了爸爸。小虎雏也跑去看,看过后觉得哥哥糊涂,因为他注意到大字报上面说爸爸“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着”。

 

听完儿子的描述,沈从文的耳边顿时有一个声音轰然响起:“清算的时刻到了!”

 

这个声音如同一面锣鼓,震动着沈从文原本就脆弱的心脏,震惊、恐惧、苦涩,搅作一团。想当初,他是靠着乡下人的一股犟劲在北平挨饿受冻一写好几年,终于从一个无名小卒跻身于知名作家之列,将成百上千一起学写作的人远远抛在身后。可是,时代骤变,如一场疾风劲雨,过去努力得来的成绩一下子被完全否定,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极为深重的打击。

 

沈从文年轻时在湘西当兵,看了太多打打杀杀,对动辄杀人流血的政治一直充满厌恶,所以多年来他从不加入什么组织,也不同任何政党亲近,有朋友来动员,他也总是拒绝。沈从文不投身于任何一个集团之中,却因此把两边都得罪了。

 

正当焦灼万分时,突然有一天,一封匿名信寄到了他手中,信内不仅画了一个子弹,还声称“算账的日子近了”。这封来历不明的恐吓信深深地刺激了沈从文,使他更感恐惧。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绝望压迫在他的心上。1948 年年底沈从文选择放弃全家去台湾的机会而留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会有被“审判”的这一天,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他还是感到极大的震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就像在沅水中行船的水手们,有一天遇到了数百险滩中最长最险恶的青浪滩,撞上这道“鬼门关”的人即使幸运地没有葬身水底喂鱼,也难保最后不会手里只剩一块破木板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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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沈从文悲观地预感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这个时代抛弃了,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明天的命运究竟会是怎样,就好像头上悬着一把随时会掉下来的利剑。他甚至产生了幻觉和幻听,总觉得自己被监视着,老担心隔墙有耳,因此说话时声音放得很低很低,还时常独自叹息道:

 

“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都是空的!”

 

见了小龙小虎,沈从文的眼神和表情都和以前不同了。他不再笑嘻嘻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们讲“豆豉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了。有时候,他走过来摸摸孩子的手,说:“爸爸非常之爱你们,知道不知道?”

 

看到爸爸好像变了一个人,尚不知人事深浅的两个孩子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向来遇事冷静的张兆和也急了。以前在云南的时候,沈从文也经常会陷入沉思,被一堆抽象的疯狂包围,写许多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可是这一次,情况好像远不是那么简单了。尽管她不停地劝说,试图让他相信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受批判的也不止他一个,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孩子们也乐观地鼓励他,可是这一切,仿佛都无法给他一点点力量。

 

许多朋友听闻沈从文病了,纷纷前来探望,给他带来一些不易得到的食物,陪他聊天。可是,朋友们的关心也没有起作用,沈从文依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应当离婚了”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了,北平城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着新年和春天,还有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是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沈家,却没有一丝欢乐的气氛。由于沈从文的精神状况不见好转,这个年注定要在阴霾中度过。

 

得知沈从文情况越来越糟,好朋友程应铨和梁思成放心不下,托人给他带了冰淇淋粉和一封慰问信,请他到清华园跟老友们一起过年,可以住在金岳霖家,吃饭就到梁思成家。由于多日来沈从文的情况丝毫不见起色,虽然新年将至,束手无策的张兆和也只好同意了。

 

大年三十这天,本是一家人团聚的节日。但为了缓解沈从文的精神压力,张兆和却不得不忍着痛苦让罗念生将沈从文接到了清华园,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张奚若等好友都在梁家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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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老友:梁思成与林徽因

 

沈从文刚离开,放心不下的张兆和就写信开导他:“多休息,多同老金、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

 

第二天,沈从文回了信,语气是无力而悲观的:“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重新学习,可等待机会。”

 

大年初一,许多朋友来沈家拜年,见不到沈从文,难免问长问短,张兆和只能忍着眼泪,强作笑脸,勉强应接。没有爸爸在身边,龙朱跟虎雏都觉得这个年过得真没劲,冷冷清清的。一家人都想念着几十里外的沈从文,期盼他在那里心情能好转起来。

 

此时的清华园已经解放,很安定,同城里的紧张气氛完全不一样,金岳霖与梁思成夫妇还如往常一样,怀着乐观的希望工作生活。沈从文来之后,受到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每天白天,金岳霖都陪着他到梁家吃饭,三餐后朋友们一起陪他聊聊天,白天只聊半小时一小时,晚上则久一些,会长到两三个小时。像过去一样,大家谈天说地,聊文学,聊建筑,聊绘画,聊老熟人,尽可能地解除沈从文的忧虑。晚上,在金岳霖的照看下,沈从文服下由林徽因送来的安眠药,再喝一杯牛奶,才能躺下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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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两三天,沈从文的精神看起来好了些,梁思成夫妇写信给张兆和,请她放心。但是,沈从文表面上一时的振作,并不意味着已摆脱梦魇,情况实际上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甚至,清华园里一片乐观的气氛,朋友们无私的好意和信任,都隐隐加重了沈从文内心的负担。想到自己陷入这样颓丧的境地,把生活全打乱了,连累了妻子,他深深感觉惭愧。读着妻子写来的家书,他拿起笔,恍恍惚惚地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批语,字字句句都是从未有过的绝望:

 

朋友们都关切你的健康,为了不使人失望,你应该多照料一点你自己。(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棉毛内衣一件是你的,中和弟二三日内回校,你换了衣服托他带城来洗。(衣洗不洗有什么关系?再清洁一点,对我就相宜了?我应当离婚了。免得累她和孩子。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游离。……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这些写在纸上的呓语,像是沈从文的一份精神病历,记录了他业已受伤的灵魂在狂乱中挣扎的过程,如一条绝望的鱼,在无水的鱼缸里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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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沈从文走后,张兆和也绷紧了神经,没有一天好受过。她得知此时的林徽因也正在病中,不仅因为着了凉在犯气喘,间或还发烧,可身体虚弱的她还为沈二哥担着一份心,越发显得这友情可贵了。她回信给沈从文时感动地说: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

 

“一切得重新学习”

 

就在沈从文来到清华园的第四天,1 31 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进城。得知这个消息,沈从文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既由衷地为北平和平解放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对解放军进城后的担心。而朋友们无私的关心、妻子的坚强支撑,这一切都感动着沈从文,却也更使得其精神重负愈加沉重。回信给妻子时,他仍是悲观的语调: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如果说沈从文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张兆和倒更像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都有一颗单纯的心,但对于人世的复杂,张兆和远没有沈从文经历得多,体味得深,所以当时很难理解他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悲剧心理。她曾乐观地相信,他去清华园同老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好好休息一阵子,因身心舒畅,总能有一种新看法,慢慢就会好的。但一周过去了,情况却不是她想象的那样,沈从文对业已被否定的过去仍感到痛苦,对自己不确定的未来仍感到绝望。也许,最强的痛苦跟最大的快乐一样,是只有自己才体会得最深的,别人只能感同,却无从身受。

 

为了不再给朋友们增加负担,张兆和只好将沈从文接回了家。

 

2 3 日这天,中国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刚从清华园回到家中的沈从文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解放军个个容光焕发,威严而和气,北平市民敲锣打鼓地来迎接,这是沈从文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军队,目睹过国民党种种腐败的他,确实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但另一方面,这也加重了沈从文内心的忧虑与不安,他无从得知,共产党上台后会怎样“处置”自己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旧知识分子。怀着这样不可解除的忧虑,沈从文在一片沸腾的欢乐中,越发感到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

 

沈龙朱与沈虎雏在大院里,孩子们每天聚在大院里打垒球、泼冰场、打冰球、开联欢会,玩得不亦乐乎,完全把这年冬天的寒冷忘记了。解放区里一片如火如荼,到处都飘着热烈的歌声:“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什么花儿开放呀结出了自由的果?什么花儿开放呀幸福来?”“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每一首听起来都是那么快乐,那么激昂,像阳光下的向日葵一样充满了希望。小龙小虎也学会了,跟小伙伴一起唱得很开心。可是一回到家,见到愁眉不展的爸爸,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过完年,寒假结束,学校也开学了。学校里到处是敲锣打鼓的声音,欢腾的气氛还在持续蔓延。每天在学校里,小龙小虎和伙伴们一起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接受新事物,参加集会游行,忙碌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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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二子:沈龙朱与沈虎雏

 

胜利需要巩固,革命要求进步。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年轻朋友来到沈家告别,他们有的进了革命大学学习,不久即可随军南下,有的准备投身到新的工作,为新中国做贡献。他们对沈从文和张兆和说:“沈二哥你多保重。三姐也得注意身体,你太辛苦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家,都是张兆和一个人在辛苦支撑。

 

此时,沈从文的病日益加重,陷入更深的纷乱和孤独之中。32日,沈从文在校改完准备交给开明书店的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在存底本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

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

 

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沈家,一个痛苦的灵魂挣扎着,独自品尝着自己不合时宜的孤独,疯狂而清醒。

 

张兆和的堂兄、革命烈士张鼎和的女儿张以瑛,听说沈从文的情况后,特地从天津赶到北平来看望他,尽最大努力为他排遣心中的苦闷。张以瑛还为他请来父亲的部下,同时也是张兆和在中国公学的校友,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党委书记的陈沂来开导沈从文。陈沂特意到家中和沈从文长谈,告诉他共产党的政策,劝他不要总是疑神疑鬼,还为他带来了一些政治学习用的书报。陈沂还鼓励张兆和尽快跟上时代,积极参加有意义的革命工作,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在陈沂的鼓舞下,张兆和决定去华北大学学习政治,小龙小虎也很是兴奋,他们想看看穿着列宁服的妈妈会是多神气。

 

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从来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对革命充满了隔膜,反倒是出身名门的张兆和,像两个儿子那样,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对革命表示出莫大的热情,接受起新事物来毫不费力,所以能很快融入新的社会。但仔细想来,其实这一点也不突然,张兆和自小在集体中长大,受到的教育也很正统,是受人尊重、得人认可的,性格上一直保持着做女学生时的单纯乐观。而且她的观念一直很朴素,早在结婚之初,沈从文因为希望她过得好一些,不要委屈了自己,还逼着张兆和时髦一些,她不但不买账,反而写信给他说:“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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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更像是从最平凡家庭里走出来的,朴素得甚至让人心疼。抗日战争沈从文逃难去往昆明,张兆和说到沈从文花钱没有一点计划节制时,她还有过一番自我检讨:“假如平时每月可以留下五十元,在这时候不会不无小补吧。”这样的话,你以前听着会嗤之以鼻的,现在也是,将来也还是。本来嘛,谁知道将来是个什么世界,这正是给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

 

跟张兆和比起来,常以乡下人自居却又爱淘点小宝贝的沈从文反倒更像个城里人。

 

陈沂走后,沈从文一直盼望着官方能给一个让他安心的答复。可是,没有回音。沈从文越来越觉得,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快就要掉下来了,心里的恐惧感一日比一日更甚。眼看张兆和去华北大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更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一种行将被抛弃的惶恐。这比当初在北平一蹲数年埋头写作时的孤独更让他难以忍受。自己不能阻止妻子要求进步,不能拖全家人的后腿,可是他真害怕她这样一离开,自己的神经更会受不了,甚至害怕她一去就不回来了。

 

沈从文深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往前走,力不从心;往后退,家国难容。他不知道该怎样做才是对的。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再加上过去的一切被否定的打击,无法被人理解的孤独感,以及连累家人的愧疚感,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脑海里纠结,最后拧成一股越扭越紧的绳索,将他紧紧捆住,最终无情地将他推到了崩溃边缘……

 

沈从文自杀:“我要回家”

 

328日上午,沈从文将自己锁在房间里,用剃须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些煤油。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昏迷中,沈从文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恰巧此时,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做客,从窗外路过听见了,叫门,无人应答;推门,门又打不开。他预感情况不妙,遂立即破门而入,只见沈从文倒在血泊中,已经陷入了昏迷。好在伤口不深,抢救及时,沈从文终于脱离了危险,亲友们也松了一口气。可是,他的目光里,仍旧充满了恐惧。他不知道自己刚从鬼门关回来,还以为被关进了监狱。见到张兆和,他急急地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

 

无奈之下,张兆和只好把沈从文转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见了小虎,沈从文抓住儿子的手,朝怀里按一按,尽量压低声气说:“可怕极了!你们不能想象。”还说看见有人戴了口罩,装成医生穿着白褂子,俯身看他死了没有。在他的幻念里,有个人真收紧了大网要朝他扑来,毁灭他。“迫害感且将终身不易去掉” ,这句当时写在日记里的话应验了。

 

像在一座孤岛中,沈从文看着整个海洋都在咆哮,惊涛拍岸,而他,却能在狂想中发出无人能懂的呓语。看到爸爸好像完全变了个人,天真的小虎甚至以为是因为国民党特务使了离间计,于是很仔细地观察四周,想抓出个特务来。

 

很多朋友去探望安慰沈从文,他却急急地冲人家说,希望有个负责人跟他谈谈,告诉他究竟准备如何处置自己。这让听的人好不为难:谁要处置他?谁才算负责人?后来,吴晗来做了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也是当时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此时,吴晗担任北平军管会副代表,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党内确实有自己的地位。但又能怎样?吴晗来了,把该说的都说了,沈从文却说愿意去磁县烧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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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全家福

 

见沈从文如此痛苦,张兆和也心如刀割,万分难受,向来坚强无比的她这一次几乎无法承受了。但是她告诉自己,不能垮,不能倒,如果连她自己也倒下了,整个家就要塌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沈从文好起来,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几天后,她写信将沈从文的病情和自杀细节告知给他的大姐和大姐夫:

 

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都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开,闹成现在这样局面,否则好好上课,慢慢来修正自己,适应新环境,不至到这个地步的。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错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

 

在这封信中,张兆和还向沈从文的姐姐姐夫询问沈家家族中是否有人得过这类病,试图从病理学上为他的发疯找出根源。因为她实在想不明白,这个相伴多年的男人何以会突然间变得这样脆弱,她希望能找出病因,帮他彻底走出阴影。这一次未遂的自杀在沈从文的脖子上留下了刀割的痕迹,而他用刀片割脖子上的血管的那一幕,张兆和几十年后都没有忘掉。

 

许多年后,家人才真正理解了沈从文当时的痛苦,明白他的“落后”其实并不是落后。张兆和带着悔意说:“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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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沈从文的重生

 

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我好像和一切隔离,事实上却和一个时代多少人的悲喜混同为一。我似乎已觉醒,或已新生。人十分善良。——沈从文日记(沈从文1949 11 13日)

 

对于沈从文来说,1949 年是没有春天的。

 

听闻沈从文自杀住进了医院,恰好在北平开会的女作家杨刚前来看望他,让他放宽心,还为他带来了《人民日报》和《进步日报》等几份最新的报纸。

 

看完报纸,沈从文知道了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还认真读了几个女英雄的事迹,她们的勇敢单纯,使他感动之余,又满心惭愧,认为那才是新时代的新人,感叹自己作为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同这些新人比起来,实在无用。沈从文当即向杨刚表示,自己决心向人民中间走,融入这个新的时代。可想到一个新的国家在慢慢长出羽毛,沈从文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叹息道:

 

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给我一个新生的机会,我要从泥沼中爬出,我要从四月五日《进步日报》辛群一文中的认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种种过失,从悔罪方法上通过任何困难,留下余生为新的国家服务。

我需要这点机会。衡量全生命过程,我应当还可要求在一切试验和斗争中,即在狱中苦役,看这个国家发展,也心悦诚服。(沈从文194946日日记)

 

原本早在 3 月,张兆和就安排好了进华北大学学习的事宜,但因为沈从文突然自杀进了医院,只好推迟入学。很快,就到了张兆和入华北大学学习的日子,5 10 日,沈从文把这一天称为“一家人最重要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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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张兆和哪里放心得下沈从文,入学的第二天,她立即给沈从文写了两封信,给他讲新的环境和生活,希望借此转移他的注意力,可谓用心良苦:

 

雍和宫是北平城里顶大的喇嘛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法器和古怪的佛像,二月里打鬼热闹得很。我走进国子监,国子监就是孔庙,红墙黄瓦和琉璃牌坊,在晚晴的色调中又寂静又富丽。正殿都封闭着,两廊的木栅里面有许多石碑,我一个人巡行浏览一番。里面玩的人很少,静得很,如果二十年前,在我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在这样孤寂情形下,我一定又要伤感了,现在我虽然也还是一个人玩,因为有你们,我从来不感到孤独和感伤。(19495 11日,华北大学,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

 

妻子的慈语慰人,令大病初愈的沈从文感到温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不曾倒下过,这一次也不例外。感动之余,沈从文又在家书上写下了批语:“三三,你太伟大了,你太好了,我怎么说呢?还有日子要挣扎,不能伤感!”可以看得出,这时沈从文的精神,尽管还很力不从心,但已经有了一些起色。

 

然而对沈从文来说,要想真正恢复身心,摆脱疯狂的梦魇,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认清现实,接受现实,赶上妻子和孩子认可的那条路。这对他而言,就好像要把自己伤痕累累的心掏出来,再重新换上一颗新的心,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要实施这个近乎惨烈的精神手术,必得在内部外部的共同作用下方能见效。因此这段时间,沈从文的心情依旧很不稳定。一时受到鼓励,他会振奋,但更多的时候,是犹疑。看530日这天沈从文写下的日记,即可见他受过伤的心,仍在滴着血: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沈从文1949530日日记)

 

这篇富有象征意味的日记被命名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它既是沈从文挣扎中写下的“狂人日记”,更是当时处于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痛苦精神状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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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在学校里学习政治,很少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只能写信来关心家人。朋友们也非常牵挂沈从文,巴金、章靳以、李健吾等老朋友多次去医院看望他,劝他好好休息,为病中的沈从文带了不尽的感动。

 

在情绪糟糕的时候,音乐能给沈从文带来许多安慰,抚平他受伤的心。他爱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的曲子,当那些抽象的音符在耳边流淌如一片大海时,他的心在浪涌中得到了休息,变得像孩子一样单纯。沈从文称音乐为“唯一用过程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它们如同一道温暖的阳光,照进了他沼泽地一般湿冷的心房,将那颗破碎的心一点点粘合起来,慢慢修复。在音乐声的抚慰中,沈从文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因此常常一边听一边拿起笔,在纸上写下长长的诗,以倾诉心中的痛苦,可是又经常写完便立刻撕毁,在他残存的诗稿《从悲多汶乐曲所得》中,他写道:

 

在乐曲的发展梳理中,于是我由脆弱逐渐强健了,正常了,单纯了。三三,你如自信已奋迅而前,上了大路,你带我走好。十六年中你的勇敢和你的单纯,及一种农村本质的素朴,对于我本是一面旗帜,永远在春风中泼泼作响,我认识那符号十分清楚。我为了你而忍受一切,在生存中接受种种试验。重新向现实学习,得到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一分。于弦管参差众音齐鸣,复杂进展中,理会到你和孩子的单纯与正直的意义。

 

就这样,沈从文在破碎中一点点修复着自己受伤的心。

 

看到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三三奔跑着,像一头小鹿,小龙小虎也赶在了前面,他们都说,前面不远,就是天堂,快跟我们一起跑啊。听见他们的呼唤,沈从文多么想赶上去,他知道,时代变了,只有改造自己,让自己变得合群一些,才不至于自毁,才能让生活得以继续,家庭得以维持。然而,这第一步要迈出去,却是何其艰难,他需要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三三,你理解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一同新生了。

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1949920日,北平,沈从文致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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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凤凰死后,会重生。经历了一次生死大劫的沈从文在朋友亲人的关心下,在音乐的鼓励下,已经渐渐放下了“解脱”的念头,如凤凰浴火,等待着重生。此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张兆和能够陪在身边,不要离开。他太害怕没有她了,只要看见她乐观的笑脸,他就相信自己可以重拾信心。他一度很担心张兆和从华北大学毕业后会被安排到别的地方工作,如果她真的离开了,这对自己必将是致命的打击。

 

于是,惶恐中的沈从文写信给丁玲,请求她不要安排张兆和离开自己,也不管她是不是真的管得了张兆和的工作问题:

 

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可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194998日,北平,沈从文致丁玲)

 

幸好,张兆和从华北大学毕业后,并没有被安排离开北京,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语文教员。听说这个消息后,沈从文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即便妻子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可是至少,她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柱,如果真的失去了,等于是把他最后的希望也毁掉了。

 

“要学习‘接受’,方能有个真正的‘新生’”

 

沈从文出院后,北大中文系已经没有他的课程了。但在住院时,沈从文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写一些文物方面的文章。7月,北大正式成立博物馆学科并正式开始招生,博物馆委员会中并没有沈从文的名字,但他常常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陶瓷史,或介绍一些具体的文物知识。8月,沈从文的病情基本好转,经郑振铎的介绍,进入了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自此,沈从文舍弃自己单枪匹马筚路蓝缕开辟出来的文学之路,走向了森林中另一条小路,而这一走,就是四十年。

 

在博物馆,沈从文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曾数过上万枚钱币。最初的一段时间,沈从文怅然若失,仿佛成了空心人。虽然说笑、吃饭、睡觉跟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却分明是机械的动作,麻木而无味。周围的人,那样亲近,却又那么隔膜。沈从文经常一面坐着,一面不知不觉就流下眼泪来,引得人侧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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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0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庄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它像一个从血染的废墟中降生的婴儿,刚剪断了与旧时代相连的脐带,正躺在摇篮里甜甜地笑着,纯真的脸上写着的全是希望。过去的一切苦难仿佛由此终结了,一切都是新生的。新的国家,新的政权,新的人民,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沸腾着,唱歌,跳舞,呐喊,大街小巷里也处处都是敲锣打鼓欢庆的声音。人们尽情地歌颂着,当何其芳开始写献给新中国的诗歌《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时,沈从文也将几日前开始动笔的长诗《黄昏和午夜》完成了,却是另一种风格:

 

神武门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沉默喑哑相对已半个世纪。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惟剩余点滴片段,保留在老年人记忆中,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

你饱尝人生辛苦忧患的过来人,或由于脆弱,受伤后即倒下永不再起,或由于坚强,于倒下后犹能重新上路,我明白你是万千中之一人,终得从‘沉默’启示中回复过来,要学习‘接受’,方能有个真正的‘新生’!你得觅路回来到来处去回到家里去,休息休息,在孩子面前展开一张盈盈笑脸,让他们感到有个爸爸,病体已行将复原。使他们活在应当得到的世界里,待羽毛丰满,筋骨强健,好勇敢而单纯,和万万人民一样,来准备迎接每个新起的日头,在阳光雨露中勤劳手足,完成社会国家的新生!……

 

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沉思中的沈从文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有如蚕食桑叶,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西北角的屋子,显得那样悄寂无声。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

 

这段时间,沈从文仍然处在恢复期,萧离夫妇、老朋友查阜西分别来沈家看望他,安慰中仍不忘劝导。在家中,沈从文可以说是唯一的“群众”,其他三个都是他的“领导阶级”,这让沈从文感到颇有压力。张兆和进华北革命大学之后,由于还没有入党的资格,年纪又已超过加入青年团的团龄,因此以团友的名义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儿子龙朱已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团员,小儿子虎雏也申请加入了少年儿童队,他在自传里这样写:“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星期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

 

沈从文不同意“斗争”两个字,就跟小虎说:“这个措辞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小虎说:“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就得交去!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着眼泪已挂在眼角,沈从文只好赶紧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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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爸爸同志的进步,两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没有少努力。有一天晚上,小龙小虎从东单劳动服务回来,兄弟俩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白天的事,沈从文也加入了。孩子们崇拜穿军装的战士,觉得爸爸在博物馆里弄古董没什么意思,就轮流给爸爸同志上课: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说着说着,小龙还掉下了眼泪。

 

被孩子们上了一课,沈从文有些哭笑不得,后来写文章,他形容这一幕是新式的《父与子》。看着孩子们单纯而天真的脸,他清楚地知道,政治已经渗入他们年轻的生命了。单纯的孩子们是太阳底下金黄灿烂的向日葵,热切地向着那火热的太阳转。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很简单,认为只要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新政权就是革命。大多数人从没有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对不对,都是在不够“理解”的时候就去“执行”,但沈从文做不到。

 

因为对于革命,他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只有极端枯寂而沉闷的工作,在万分困难中进行,对一切腐败取个不妥协方式,才是革命。革命是绝不能掺和混同于社会组织以内来进行的。我不能理解政治的多样性,如作家会中进行的跳舞会,和官场商场进行的社交政治,和革命有什么关联处。”沈从文由“思”出发理解的国家,跟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大不相同。而这样固执的“书生之见”,在那个用简单的“信”来衡量的时代,注定是不会被认可的。

 

“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

 

国家在发展,思想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前所未有地展开了,旧知识分子作为改造的重点,也一点点地被全面吸附进来,而这个改造的过程对于一些“顽固分子”来说,注定会是艰难反复而漫长的。195032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不久后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在政治学习组里,沈从文被认为是个差生。他不爱听报告,也不喜欢发言,讲政治术语永远不准确,革命歌曲一支也不会唱。学习之余,别人都打成一片,玩扑克打牌跳舞下棋,沈从文则喜欢去厨房,跟里面的炊事员聊天。

 

见爸爸一点也不积极,小虎看不过去,主动说要教爸爸扭秧歌,沈从文坚决不肯,他说:“我不扭。我给他们打鼓。”

 

小虎自己会打鼓,但以前从没听说爸爸会打鼓,于是马上找来一面小扁鼓,把鼓槌塞给爸爸,想看看爸爸打鼓的水平。沈从文笑着接过鼓槌,他试试音,然后半闭着眼睛,得意地打起来。可小虎很快失望了,他听过京戏班子、军乐队、和尚们以及耍猴打鼓,可父亲打出来的鼓声却是他没有听过的,轻柔的鼓点落下,如水花落在水面泛起涟漪,行云流水,飘忽不定,浪漫却一点也不革命,沈从文自己陶醉得很。小虎心里盼着这温柔的蹄声发展成千军万马的战场厮杀,可惜,直到最后,沈从文还是这样的打法,一点也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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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虎虽然有点失望,不过,起码这是爸爸同志的进步,写作文的时候总算有东西可以写了。

 

9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一家人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家庭联欢会。十七年中,沈从文第一次在小馆中叫了两盘菜,一家人度过了这重要的一天。

 

12月,在革命大学为期十个月的学习快要结束了,沈从文认真地写学习报告,最后一个才交稿。虽然最后他得到的评定成绩很低,但总算是通过了。

 

事实证明,在革命大学的这段日子,对沈从文的影响是不小的,只不过,他自觉受教育最深的,并不是组里学员头头是道的空谈,反而是那些话很少但做事最多的炊事员。在他们身上,沈从文切身感受到“劳动”和“人民”的意义。尤其是其中一位负责烧火的老炊事员,给了沈从文很深的触动,他还以其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老同志》。此后的三十年,沈从文便学习这位老炊事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声不响干下去。而每逢要写思想检查,沈从文都不忘说到在革命大学里炊事员给自己的深刻启发。

 

19511月,沈从文回到历史博物馆继续工作,正值寒假,便带着儿子小虎雏去午门上班。在五凤楼东边昏暗的大库房里,小虎帮助爸爸清理灰扑扑的文物,擦去一些不重要东西上的积垢。冬天库房里很冷,又不准生火取暖,擦灰尘的黑抹布都冻成了硬疙瘩,水还要从城楼下边端上去。沈从文经常给儿子普及一些历史文物知识,小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但为了不扫爸爸的兴,也就由他去说。有时,小虎还能听到爸爸一边工作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才是劳动呐!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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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历史博物馆与敦煌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敦煌文物展”,展出了一大批字画的摹本,内容丰富,吸引了很多人参观,沈从文则主动为观众进行讲解。就这样,沈从文一面全身心扎进工作里,一面历经着思想上的艰难转变。从沈从文 195192日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复杂的挣扎心理:

 

国家基础已确立,任何势力都不可动摇。但因为旧机构打毁,凡事在重新安排,不可免有些不接榫处,千头万绪待疏理。但是国家已日益好转,个人不算什么的!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

 

就像一座机器的运转,其上一颗齿轮的命运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此时,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面前,渺小的个人已无立足之地。

 

沈从文深感自己仍游离于新时代空气之外,为了更多地接触和了解新事物,他于这年10月自愿加入了赴四川参加土改的队伍。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写了许多家书,后来以“川行书简”为名收入了《从文家书》。就在即将离京的上午,他给张兆和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此行的决心和愿望:

 

……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能好好的在领导下完成任务。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你放心,我一定要凡事好好作去。和龙龙虎虎也作了保证,要来为国家作几年事情,不至于使他们失望的。(沈从文19511025日日记)

 

这次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活动,尽管条件艰苦,但沈从文的心情比早几年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他不但为川南风光深深吸引,还亲身见证了“地主”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的消失,这些都在他的脑海里引起了震动。而参加土改时受到的种种见闻教育,远比过去在革命大学的空洞理论要来得实际,因此也更能触动沈从文的心。看到这个国家的确有一股朴素而强大的力量,沈从文深受感动,他心中过去犹疑的部分渐渐瓦解了,转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热情。此后,沈从文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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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沈从文都是从“思”来理解国家,如今开始学着像张兆和、小龙小虎那样,从“信”出发理解中国的一切了,尽管他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完成这个转变,但以“信”为基础的工作方法和态度,确实深深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1953年,开明书店以“内容过时”为由焚毁了沈从文的各类书稿。1954年,香港《文汇报》刊载了一条台湾禁令,禁止沈从文的所有作品在台湾销售或出版,存书和纸型也全部焚毁。“文化大革命”一来,更是将沈从文保留在手边当作个人纪念的作品集子、未发表作品等以“代为消毒”的名义进行了彻底的大扫荡。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沈从文深感重新写作毫无希望。自己明白很是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把过去对写作的热情转化成另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更努力地在博物馆做他的说明员和研究员。

 

1957年,中央要求“大鸣大放”,身边的朋友纷纷响应号召,到处好不热闹。有人拿着上海《文汇报》的介绍信来采访沈从文,要他就解放后放弃工作发表意见,由《文汇报》代鸣不平。沈从文拒绝了:“我解放后改行,是自己决定的,有什么不平?”而早一段时间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就曾表明自己的态度:

 

近来正是“百家齐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19567月,北京,沈从文致沈云麓)

 

这一次“引蛇出洞”,丁玲、萧乾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沈从文则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张兆和事后想起来还觉得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转自《听道讲坛Tn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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