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傅山全书》整理内情


--作者:马斗全

 

98.jpg


99.jpg

 

整理《傅山全书》,是我今生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件事,多年来总不断有人谈起或问及,因此想到应该有文记录,为中国当代学术史和出版史留存一点资料。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于书的事记之尤详。不过《傅山全书》整理时的一切情况皆记忆犹新,几乎无须查日记。

 

1985年下半年,我因整理《傅山全书》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我历史系毕业,又好古代文学,算是文史兼习,又喜作诗填词,所以对这项工作满怀信心。该书为社科院课题经费项目,院里决定,院长刘贯文和副院长张海瀛为主编,我和尹协理实际整理,受张海瀛领导。我全力从事点校整理工作,不属任何研究所室,所以有人戏称为院直属人员。尹为刊物编辑,编馀时间亦主要用于此。我与尹未明确分工,一切都是两人商量着办,因我新来,尹算老人,又大我好几岁,我一般尊重他的意见。尹头脑灵活,也能吃苦,整个整理过程,两人合作还算顺利。小不如意者,尹没上过大学,从工厂调来未久,点校古籍有些力不从心,两人难免有时意见分歧。印象最深的一次,尹所点一处明显错了,我说一定要改,尹坚持不改。无奈,我只好搬出老学者孙玄常,孙先生同我意见一致,尹这才不再坚持。如是几次,或伤尹的自尊心,然学术的事没有办法,我只好以对他更加恭敬来弥补,所以凡受累和跑腿的事我都主动去干。

 

为方便查看傅山手稿,我们请收藏馆所管理员或相关人员参与整理工作,将傅山文字抄出。省博物馆藏品最多,因有的管理员文化水平过低,所抄不能放心,我须去仔细核对原件,所以那几年没少跑博物馆。有时为了一个字,也得跑一趟。博物馆较远,为节省时间,也因骑自行车很累,于是我常在博物馆食堂吃午饭,下午接着干。因与管理员熟了,再说她们的报酬是签名后我替他们领取、分发的,后来有的文物也可拿回来核对。有的错字过多,改得太乱,还须我重抄。因抄不过来,还请人帮助抄过一些。我和尹协理对有些点校不能放心,须找有关专家审阅指导,例如麻烦孙玄常、李裕民等先生,都是我因个人关系去求助的。多次遇到疑难问题,须向赵瑞民先生请教,也是我登门或打电话请教的。虽多繁杂劳累,有时却也乐在其中。例如一次傅山书法中一个字我与尹都认不出,我即去省博物馆找于此最为在行的吴连城研究员。吴老说很像某两个字,再端详了一会儿,肯定地说非此即彼。我说,那就是彼。吴老问何以见得,我说此为诗句中字,据此处平仄可断定是彼而非此。吴老很是高兴,说那就放心了。我也很高兴,那个字如果吴老也认不出,我就真是毫无办法了。

1987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沈主任曾约我写过一文,介绍《傅山全书》搜集整理及进展情况,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83期卷首。

 

尹协理当时不止一次对我说:咱俩才是真正的主编。此言虽不谬,但我觉得既已同意院里所定,就不要说这话了,再者恐他借我之言向院长表达什么,所以只是一笑,不说什么。当时只想着尽快干完这既费时间又不太顺心的差事,好去做自己的研究。

 

由于工作量太大,辛苦了三年,整理工作总算完成了。封面题签,我提出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徐文达书写,一则徐先生为著名书法家,再则徐先生为省博物馆馆长,对我们工作很支持,我跑博物馆时曾数次找他。尹亦同意请徐书写。我去找徐,徐欣然答应,精心书写了两张供挑选。我和尹选定一张,交出版社。

 

这期间还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时去出版社送稿取稿,都是我去的,责任编辑为孙某。那次我从孙编辑那里拿回书稿,按孙的意见再作处理后,尹协理要我莫送孙,而送给水某。其中原委我不太清楚,只知尹欲换编辑,而导致出版社发生编辑权之争。我说一直同孙联系,怎么能忽然送水,再说我也不认识水。尹要我推说去送时找不见孙,所以就给水了。撒谎是绝对不可以的,我当然不会同意,还是送孙,并且为了免生枝节,事先给孙打电话,确认孙在社里时才去送。书稿在出版社放了很久,两年多后才有动静。不知后来是出版社的决定,还是尹协理从中起了什么作用,总之孙最后败北,编辑权归了水。

 

1991年开始校对,当时还是铅字排版,校对任务很大,主要由我校对。我虽年轻身体好,但于文字过于认真,发现失误还得查对资料,时间又紧,一天终因劳累晕倒在办公室。这是自己今生唯一一次晕倒,诗句“晕眩竟至于欹倒,雠校何为太苦辛”,便谓此。卧床休息数日,稍好点,又强支撑开始校对。校对完成后,出版社没有要原稿,我便保存了全部原稿。

 

书要出版了,问题出现了。一天尹找我说,做主编没啥意思,他并不愿意,两个院长硬要他做主编。这当然是假话,此时我才知道尹要做主编,并已达到目的。我说,原定他俩挂名主编,我俩整理,你这样一来让我怎么办?于是我和尹即去见张海瀛,一见面我便问张:尹协理说他并不愿意做主编,你俩为什么硬要他做?尹大惊失色,急忙喊:“没有!没有!我没有说……”看张脸上无奈的冷笑,我能大体猜想出此前他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事。院长“主编”的书很多,还不曾听说发生过这样坏“规矩”的事。尹楼下刚说的话,上楼就不承认了,我语气还算平和,问了尹一句很不留情面的话,尹一言不发。如此尴尬场面,什么也不好谈了,我心想看两个院长如何决定再说。但一直无消息。

 

100.jpg

 

以至校对完了,终未见《前言》校样,我问尹,尹吞吞吐吐,说他已校对过了。我坚持要看,尹只好拿给我看。我一看,背着我所加全书由他们“审定”的话,完全违背事实,根本无法接受。为免生米煮成熟饭,我须止住书的出版,于是即写一声明去出版社。社长不在,便从门缝塞进其办公室,大体谓:我是《傅山全书》主要整理者之一,署名问题尚未商议好,此书不能付印。一周后,我再去出版社,见到社长,社长奇怪地问:你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我说我们并没有见过面,更没有谈过。社长很吃惊,拿出一张纸递给我。是盖有社科院章的公函,告知出版社:《傅山全书》署名问题已谈妥,请照常出版。社长说:你们院怎么竟会有这样的事!让我回去同他们商议,并向我保证,我们不谈妥出版社是不会付印的。我回来即见张海瀛,痛斥他们竟如此行事,至于捣鬼欺骗。张无话可说,显得很无奈。

 

他们原以为就这样强行出版,你一个年轻人,能把院长怎样,没想到事与愿违,于是不得不坐下来同我谈。我们四人在院长办公室会面,刘贯文首先问我的意见。按说我应该坚持一定要依原先所定,不同意最后忽作变动,两个院长一定心中暗喜,尹则完全被动,只好认了。但我此时对他们欺骗我和出版社的行径极为反感,已懒得理会这些,再说尹确实也付出很多,于是我提出:你俩并没有审定一个字,只挂名好了,《前言》不能写由你们“审定”,而应如实写明实际系谁所干。两个院长表示同意,最后从校样中删去“审定”字样,主编只提及名字外别无一语,而增加我二人如何做了大量工作的话。然后四人签名确定。(关于此次争执,我1997年先后于《深圳特区报》和《山西经济日报》发表《“没有办法”说署名》予以披露和谴责,后收入拙著《南窗寄傲》。其中有这样几句:“未整理未改动一字,当‘主编’已经违反著作权法了,怎么还好要‘审定’之名?因我坚决反对,最后还是从清样中删去了背着我所加他们‘审定’之类的话。”)这样一来,尹协理既当上了主编,又写明实际所做,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大赢家。两个院长心中难免不快,但应该想得开。最为吃亏的当然是我。不过我原先便未在乎这些,此时更是烦透了,只想好歹与他们尽快了断。还因为我较为自信,觉得自己的职称晋升和社会影响并用不着古籍整理部分。

 

后来谈到《傅山全书》,我便只说自己是“主要整理者之一”。尹协理的正式介绍则是“院长刘贯文、副院长张海瀛、研究员尹协理主编”,其用意很明显,这样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常见的领导挂名。他若如实依原书之署名,或依实际职称作“研究员刘贯文、研究员张海瀛、副研究员尹协理”,不但看不出领导挂名,而且效果也完全两样了。其实,整理工作快完成时尹才获得副研究员资格,并非以研究员身份参加整理《傅山全书》,而是后来评职称时以《傅山全书》“主编”申报研究员。由此知关于署名的介绍,还很有讲究。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傅山全书》出版后,却闹了个大笑话,封面和书脊竟然错作《传山全书》!我问尹协理,是谁更换了徐先生题签?尹说是水编辑要换。因为进入印刷出版阶段后便是尹同水联系,并不告诉我任何情况。就连随后到处散发的征订单,也不让我见到,我还是从山西大学牛先生那里知道的。尹瞒着我,应该是为了发行费,因为他以前曾说过我俩可赚一笔发行费的话。如果不是瞒我,我能看到换了题签的封面,便不会错作《传山全书》了。还有,《前言》所罗列参与整理人员中,印刷过程中加上了并未参与者之名。此应与刘贯文无关,无论张海瀛还是尹协理所加,总归是舞弊,属学术造假,正经文人所不为。

 

《傅山全书》的整理稿酬,两万元,张海瀛列表人均五千,让我和尹协理签领。我想起刘贯文说过稿费归我俩、他俩只挂名主编不要稿费的话,便问张:刘院长不是说不要稿费么?张说:话是那么说的,稿费哪能不要……。尹协理因得加为主编,不作声,于是只好均分。我当时的感觉,是张欲分得。若刘不拿,张便无法拿了。

 

还有购物事,也应一记。《傅山全书》经费支出由张海瀛签字。我们出差、购买用品和文物(个人手中的文物是需要花钱买的)等报销,皆由尹协理经手。报销傅山批点的《庄子翼》时,财务科长按院里规定,要尹先去图书馆登记、办理借阅手续,方予报销。尹不肯,去找张海瀛,张让财务科不经登记报销了。尹协理抄录完傅山批注后,便再没有拿出来过。随后的购买,也都不用登记了。还买过一架很贵的照相机,尹说他把发票开作“翻拍仪”才得报销。其实我们一次也没有“翻拍”过,只是供尹持有。办公用具,本无须买,院里有现成的,我们一直用院里的。后来尹协理主张买了几个很好的办公柜和一张办公桌,没想到竟被盗。我因被他们弄得很不开心,《傅山全书》出版后,尤其是随后他们又找我要继续如此整理其他古籍,我拒绝了,就不再去那间办公室。后来张海瀛告我说办公室的东西全没了。我建议张马上报警。一则办公柜办公桌不能放家里的,应该是院外干什么用或变卖。好几件大物件搬下办公楼、运出社科院,应该能查出的。再则也为避嫌疑,因我曾也持有钥匙。没想到张不肯报警,说算了吧。这些都很是令人不解。

 

更出人意料的是,2018年春,我因山西人民出版社前增订再版了《傅山全书》,不但不付酬,而且也未告知一声,拟追究出版社责任。交涉后始知,早在六年前,出版社计划再版时,曾同张海瀛联系,张以主编身份代我等签协议并领取稿酬八万元后,竟一直隐瞒至今! 

 

 

转自《南窗闲稿》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