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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奇珍按


《我的弄堂往事》写于2006年,当时是作为往事留痕给自己看的。不料同学看了很感兴趣,遂征得我的同意后刊发在网刊《民间历史》。时隔12年,我对部分章节作了些微增删,再次授权《民间历史》重新发表。有趣的是,我那耄耋之年的长兄达效文看了以后竟也有感而发,写了他对曾住过的三条上海弄堂的记忆。长兄是1932年生人,他三岁半入学,16岁考进光华大学,在学校里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于19495月上海甫一解放时就参军跟随曹荻秋魏文伯的西南服务团去了四川。之后他在外地工作,几十年中仅回过两三次上海。因此,他对弄堂和故居的回忆仅限于解放前的那段时光。


雪泥鸿爪忆旧弄


--作者:达效文


父亲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刚到上海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住过,不久后搬到方浜路晉昌里居住。我是在方浜路期间出生的,淞沪抗战爆发后搬进了法租界马浪路西成里,抗战胜利后又搬迁到山阴路祥德邨。上海的弄堂,浓缩了社会万象。我在弄堂里生活、成长,接触了各色人物,见识了各种事情,弄堂是我人生的大课堂,给我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记忆。


晉昌里


晉昌里是上海的珠宝富商马晋卿所建,整条里弄才十几个门牌号。马是上海伊斯兰教的名人,曾多次捐资兴学,济困,还为抗战捐款。晉昌里的住户主要是穆斯林。我们住的是一幢二楼二底房子底层的西厢房。同住这幢房子的邻居姓改。改老太太是马晋卿的妹妹。那时候由于我太年幼,还不记事,只有几件事印象较深。


方浜路地处上海老城厢,离老城隍庙很近。老城隍庙有园林,有商铺,十分繁华。那时父亲经常带我去老城隍庙游玩。我记得九曲桥下的池塘里育有一对鸳鸯,毛色非常艳丽,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水禽。我最高兴的是父亲买来饼饵,让我往池塘里投喂,顿时会引来成群的乌龟和鱼儿围抢,煞是好玩。方浜路离外滩也不远,父亲有时也带我去外滩看轮船,看那波澜起伏的江水,聆听那轮船低沉的鸣笛声。这些初历人生的遭遇,居然印象如此深刻,至今八十多年过去,却依然记忆犹新。


我妹妹南珍一两岁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翻着白眼惊厥了过去,母亲急得哭喊南珍的名字,不知所措,父亲马上出门去请医生,被惊动的邻居也都赶了过来。不一会医生来了,我看见他一手握住南珍的两只小脚,把南珍倒提起来,在身上拍几下,瞬间就缓过来劲了。我就觉得这位医生真是好神奇,好像有魔法一样。


晉昌里弄堂口的对面是敦化小学,是马晋卿出资兴办的。因为附近没有幼儿园,父母亲在我三岁半时就把我送进敦化小学,让我跟着玩,想让我玩上两三年再正式入学。我年龄太小,学习成绩自然不好,但却勉强能及格,也就踉踉跄跄地跟着升了级。因为学校就在对面,所以上学放学有时由父母接送,有时就是我自己走。一次放学后我自己回家,过马路时,有一辆黄包车从北边拐弯飞快地跑过来,把我撞倒在地,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血流满面。黄包车夫见状赶紧逃跑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受伤,也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前夕,老城厢的居民为了避战,纷纷迁入租界。我家通过张大千的关系,搬到了法租界马浪路西成里。


西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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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里建于1926年,沪上的一些文化名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1617号就是张大千的住宅。周巍峙、黄宾虹和影星上官云珠都曾在此居住过。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居民大量涌进租界,人口极度拥挤,住房极其逼仄。西成里这种二楼一底的房子,一般要入住两三户。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鱼龙杂处。有的住户比较有钱,主要是一些小老板,如开米行、酱坊的,大老板是不会住这种地方的。这种人家一般都是独门独户,生活比较奢华,有的还有包车,就是漆成黑色、装潢华丽的黄包车,并且雇有车夫。中间层次的是知识界,有医生、教师、律师、工程师、公司职员等,生活境况不一,除少数稍微宽裕外,多数生活比较清苦。最底层的有工人、小贩、报贩、舞女、龙套演员等,他们都挣扎在贫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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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里1617号是张大千的故居,他迁往苏州后成为了他四哥名老中医张文修的住宅兼诊所。抗战爆发后,张文修全家迁往大后方,就把房子转租了出去。我们家通过张大千的关系,也从老城厢搬了过来。 


张文修对房子进行了改造,把两幢房子的天井打通,上面加盖了玻璃顶棚,估计是用作候诊室的。改造后拆除了16号的楼梯,把楼上的前楼和楼梯间打通,连接成一间厢房。我们就住在这间厢房里。


我们家的生活起初还过得去。珍珠港事件后,日军侵入租界,洋行关闭,其中包括父亲所在的杜邦洋行,父亲也因此失业,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我们兄妹精神和身体健康成长,父母亲费尽了心血,首先要省出钱来,保证我们的学费,如有余钱,则不吝买书订报。伙食是两稀一干,保证让我们吃饱。母亲每天给我们调剂花样,菜包子、糖馒头、面疙瘩,虽然很少有肉,但我们都吃的很香。那时最苦的是父亲,他每天一早出门,总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饿着肚子回家,他的午饭就是用开水泡剩饭,就着自己炮制的四川泡菜充饥。抗战期间父母亲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而我们小孩子则是老大新,老二旧,缝缝补补给老三。另外父母每年都必买公园的pass ,保证我们能经常接触大自然,亲近树木花草。在那段清苦的日子里,我们家依然有欢声笑语。


16号的一楼,从客堂、楼梯间到灶披间,都租给了金祖荣。金先生是生意人,做报关行发了财,家里有收音机、留声机、电风扇等当时一般家庭置办不起的新玩意。他为人和善,但有吸鸦片、赌麻将的陋习。40岁时做寿,大摆宴席,请来弹词、滑稽、滩簧艺人唱堂会,极尽奢华。事前有个算命先生曾告诫他,40岁不宜做寿,那样会折阳寿,生意也会败。他不听劝告,执意而为,结果没多久生意就黄了,生活陷入了窘境。这并非算命先生的话灵验,而是由于战局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做不成了,他的报关行也就黄了。金先生那时有四个孩子,却个个都很争气。老大培德知书明理,谦虚有礼,最受称赞,解放后参了军。老三美莉妹妹也参了军。老二福德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天天在一起,一起玩也经常打架,感情非常好。


1617号的亭子间也是打通的,入住的是沪上的国文名师俞长源。俞先生国学功底深厚,曾在沪江大学、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等名校任教。他藏书颇丰,惜因居处逼仄,只能堆放在筐子里。放暑假时,他们为节省开支全家回扬州,就把房子托付给我们代管,我和南珍就暂住进去。我常到他的书筐里探宝,掏出来的经史子集我看不懂,最后掏出一部《绣像今古奇观》,如获至宝。这部小说成了我整个暑假的最佳伴侣。


俞先生育有二子一女,儿子俞律、俞启是我的好朋友。俞律稍长几岁,勇敢睿智,是小伙伴里的孩子王。他经常从同学家借来京剧唱片,又从金家借来留声机和《大戏考》(京剧唱片的唱词集),大家跟着学唱。我从那时开始接触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了解了京剧的各种流派。我后来爱好京剧,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俞律还带领小伙伴们到公园去捉蟋蟀,黑夜里讲完鬼故事又带大家到山东会馆的坟地去比胆量。


17号的客堂里有一部电话,张文修离开时,托金家代管,金家就在拨号盘上加了一把锁,电话只能接听,不能拨打。俞律鬼聪明,他发现拍打听筒挂叉可以拨号出去,于是我们就常常偷打电话,主要是打报时台问时间。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有意思。俞律继承父志,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卓有成就,著述颇丰,文革后任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会长。


17号二楼前楼住的是中法中学的法语老师贺先生。那时候实行灯火管制,低瓦数灯泡外面还要加个黑布罩。贺先生每天晚上都在极度昏暗的灯光下,戴着近视眼镜批改作业,十分辛苦。他有时候还对我讲解法语和英语的不同处,不过我也听不懂。由于教师的薪酬很低,难以维生,于是在小沙度路开了一爿烟纸店,因为比较远,来去不便,干脆全家都住到那边去,也把这边的房子托付给我们代管。他的两个子女都小,和我不是同一拨的伙伴。有一次他家男孩在弄堂里玩耍时摔了一跤,把上嘴唇撕裂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当时贺先生没在家,贺师母不知所措。父亲见状,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钞票,让我赶快带他们母子去找伤科名医、我的武术老师王子平。我急忙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前去。王老师看裂伤太大,让赶快到医院做外科缝合。我又带他们找医院做了缝合手术。那时的民营医院服务态度极好,在我办手续还没交费时,手术就开始了,很快就缝合好了。孩子才五六岁,很坚强,一声没哭。我那时也只有十一二岁,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不知道是哪来的主意和勇气。


这两幢房子里,三户读书人,一户生意人,相处还算融洽,基本上还是读书成风,礼让关照,不沾恶习,没有被生意人的庸俗陋习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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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里是老式石库门房子,二楼一底,进门是天井,底层是客堂和灶披间,中间隔着楼梯,楼上有前楼,灶披间上面是亭子间,再上面是晒台。老式石库门没有卫生间,家家户户用木质的马桶。每天早晨收粪车来时,家家户户拎着马桶出来倒粪,弄堂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气,经久不散。弄堂里还有一个无遮挡的小便池,男人们当众方便,十分泰然,毫无赧色。


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每逢过年过节,西成里就会呈现出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楼下金家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每年一过腊月廿三就忙碌起来,在17号的客堂里挂起福禄寿三星的画像,长条几上摆好锡制的烛台和香炉,八仙桌上擺好用锡箔叠成的元宝,到除夕那天,红烛高照,香烟缭绕,鸣响炮仗,焚烧元宝,孩子们排队磕头领压岁钱。小伙伴们看了都羡慕不已。中秋节也很热闹,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上香斗,有钱户的香斗层数就多,有人就借此比富。香斗上插着纸扎的月宫和嫦娥,月亮升起的时候点燃香斗,恭送嫦娥升天。整条弄堂里弥散着檀香的浓郁香蕴,也是令人难忘的。


在西成里还见识了婚丧嫁娶的各种仪式,有西式婚礼,也有中国传统婚礼,有和尚做法事超度亡灵,也有道士做道场祭奠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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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里有各种小作坊。我们隔壁就曾是一家小织袜厂,一楼摆放了十几台手摇织袜机,孩子们没事就去看织袜子。弄堂里还有做年糕的,做辣糊酱的,做雨伞的,做鞋帽的。还有许多游贩,是就地现做现卖,譬如有手摇制作冰淇淋和龙须糖的,也有弹棉花的和修棕綳的。弄堂口则有修锁配钥匙的,卖大饼油条和蟹壳黄的。过街楼下有练功排戏的,一出出就像个大舞台。弄堂里每天都有各类叫卖贩子,烂货吔,啊有洋瓶申报纸卖伐?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刮剌松脆白糖梅子黄泥螺虾酱,一声声犹如交响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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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里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所大学校。生活在这里,我接触了各色人物,见识了各种民俗场景,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祥德邨


祥德邨位于山阴路北端,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人占用。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被遣返回国,他们聚居的虹口区便腾出了大量房子,于是租界里的住户纷纷外迁。我们也就在那时租下了祥德邨5号。


祥德邨的房主是张天宠,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当时上海租房子要付顶金(押租),像祥德邨这样档次的房子,在沪上一般要2030条大黄鱼(一条是旧制市秤10两),但张老先生说,我这个人不爱财,来的都是我的朋友,顶金只要10条就可以了。


1945年秋末,我们搬到了祥德邨5号。那是一所西班牙式的联排小洋房,造型非常优美。 


来到新的住处,顿觉气象一新。首先是幽静,远离了喧嚣的市井。这里处于城市边缘,是山阴路的尽头,也是祥德路的起点,柏油路就铺到祥德邨弄堂口。祥德路长不到200米,再往前就是稻田和菜园。西边一路之隔是虹口公园,空气非常清新。山阴路的北段没有商店,没有摊贩,行人稀少,几乎没有机动车来往。这里没有哇哩哇啦的大声谈笑,没有高声叫卖,没有不顾他人感受而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极大的。这里有的是悠扬的钢琴声,还有蛙声和秋虫的鸣叫声。


其次是干净卫生。这里有梦寐以求的卫生设备,再不用天天倒马桶闻臭味了。这里有煤气,再也不用生煤炉倒煤渣了。弄堂里也总是保持得干干净净。


再就是周围人的素质不一样了。祥德邨的住户都是知识阶层的,都有体面的职业,知书达理,互相尊重谦让,没有商场的市侩,没有不务正业的混混。


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是十分美好的。


之前居住在5号的的日本人,一二楼是梅野八郎一家,三楼另住一家。那时日本已经投降,所以那些日本人对我们比较谦恭有礼,我们也没有歧视他们。在他们等待回国的短暂日子里,彼此相处得很好。


梅野八郎在上海从事什么工作,我不了解。但看得出这个人是有文化,有素养,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他收藏有日本浮世绘画作,有很多日语歌曲唱片,这些东西带不走,都留了下来。由于文化的差异,我们并不喜欢,都给处理了。他有自己专用的信封信笺,上面印有梅花图案和签名;有计算尺和绘图仪、地球仪和石膏塑型的三维中国地形图;有精致的各种矿物标本;他还有中西餐的各种精致考究的用具,楼下还设有一张西餐台。


梅野八郎对房子的改造,在祥德邨是独一无二的。他用的煤气灶是四个火头,下带烤箱,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厨房里安装了一台小锅炉,专门用来烧洗澡水。二楼的卫生间安放了一个半人高的日式木质大浴桶。他还专门邀请父亲和我去体验过日式泡澡。


楼前的小花园,虽然园地很小,但是经梅野八郎精心打理,种植了多种花木,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令人印象最深的,一是两株龙柏,矗立在客厅飘窗的两侧,侧枝盘旋而上,酷似两条盘龙。我们搬来时还只长到飘窗的檐边,后来长到了二楼的窗口,四季常青,在万物凋敝的冬天,仍然苍翠傲立,十分有生气。还有一簇蔷薇,起初只长到二楼阳台边,后来长满了整面墙。每到五月,满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只露出门窗,一进祥德邨就闻到扑鼻的玫瑰型的芳香,成为祥德邨的一景。


三楼住了另一户日本人,看来不及梅野富裕,人都很和气。这家有个16岁的女儿,具有日本女孩特有的温柔和美丽。女孩被父亲的四川老乡、空军飞行员冯大谦看上了。他托父亲做媒。父亲推辞不过,去说了几次,但她父母不放心把女儿独自留在中国,于是婉言谢绝了。


房东张天宠家在8号,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老两口有个女儿张碧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1946年毕业,老先生特意邀请我们参加她的毕业演出音乐会。那天演出的,除了她,还有一位学声乐的。倒是声乐曲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Ave Maria》、《The Last Rose in The Summer》、《Alleluja》、《玫瑰三愿》,这些美妙动听的歌曲,成了我终生的记忆。后来我的几个妹妹都跟张碧华学过钢琴。


7号一楼住的是韦牧师。因为祥德邨和对面青庄的住户多数是基督教徒,因此韦牧师是颇受尊敬的。每年圣诞节平安夜,四川北路和山阴路的基督教徒都会结队上街,手持蜡烛,有的拉着提琴,有的唱着圣诞歌曲,到青庄和韦牧师家祝贺,气氛非常欢快热烈,也是祥德邨的一景。


韦牧师育有二女一男。大女儿韦郁瑾住在4号,她和丈夫郁为瑾同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他二人的名字里,各取了对方的一个字,这样有两字相重,两字同音,以示永远相爱不弃,此事传为佳话。小女儿韦郁琇曾经和我同学。她有明星般的美丽,甜美可人,是班上男同学们垂涎的梦中情人。他们都擅长乐器,两个女儿弹钢琴,儿子拉大提琴,女婿拉小提琴。业余时间他们常在一起演奏,俨然是家庭音乐会。这时候弄堂里响起乐声,邻居们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


7号的二楼住了一户画家,不清楚他的姓名。他在家里办了一个绘画班,还为话剧《大雷雨》画舞台布景,就在弄堂里支起布景架,他站在梯子上作画。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前上海军统曽派特务以学画为名,打进绘画班监视他的活动。


上海的弄堂,是社会的大舞台,是生活的百科全书。所闻所见使我终生受益,也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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