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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早年参军和后来在远征军的情况


--作者:李乾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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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乾棣200684岁时的照片

 

我出生于1922125日,5岁开始在上海中西女塾幼儿园上学,12岁毕业于上海民智中学附小,后考入上海清心中学,1936年没有上初三直接跳入上海建国中学高中一年级,并在193778月初参加了上海市第三届集中军训,总队长为国民党87师师长王敬久(黄埔一期中将,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升任71军军长)。

 

19378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我在报上见到一则广告,号召受过军训的学生在八月十九日到沪西徐汇中学报到,参加“上海市学生模范大队”做战地服务工作。虽然我还未满15岁,但出于对日寇的憎恨,毅然瞒着家人,拿着一条毯子就跑去报名参加了。

 

这个上海市学生模范大队后来改名为“71军战地服务团”,团长为罗克仑(黄埔四期,上校,原军训总队的总队副)。团内设有三个组,一个交通组、一个宣传组、一个救护组、还有一个女生队。每人发有一身军装、一支步枪、100发子弹和一顶钢盔,我被编在宣传组。曾去医院慰问伤兵及去街道宣传抗日。我也参加了在晚上乘车摸黑去前线71军军部,向王敬久军长敬献宝剑的活动。

 

11月大场失守,日军在金山湾登陆。我随团撤离上海,经嘉兴到杭州后又转至浙江龙游,参加浙江省保安处干部训练班,接受连排级专业军事训练。班主任为宣铁吾(黄埔一期、中将),教育长为吴琅(上校、陆大毕业),中队长为徐树人(中校、黄埔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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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父亲李松泉,1909年毕业于哈佛电机系,获硕士学位,19121917年在上海交大和复旦当教授,19378月奔赴国难,在中国空军当工程师。曾参加汉川,西昌,安康,长汀等大型军用机场的修建。抗战胜利后任北平机场扩建工程处副处长。1948年坐中国空军的船带着我的小叔和堂姐--黄炎培的两位外孙女,去了台湾

 

19383月,在武汉的父亲从继母那里得知我已由上海撤离至龙游的消息后,派人来到龙游训练班,拿着父亲的照片和航委会的介绍信替我办了请长假的手续,经南昌、九江去了武汉(父亲早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七七事变后也参加了抗日,任空军地勤工程师),和父亲见面后让我跟一个姓张的人到重庆复学上高中二年级。 1940年一月高中毕业,我考入了成都金陵大学汽车专修科,后转入电机工程系。

 

1941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迫使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同盟国。美国制订了一项援助中国的计划,那就是X-Y-Z计划,X代表的是印缅战区,Y代表的是中国战区,Z代表的是美军在中国南方沿海港口登陆作战的部队。内容包括由中国成立远征军,由美英配合重新打通一条滇缅公路并随公路敷设一条输油管道,用以增强在中国战区空军的燃油供给,支援中国战区向广西雷州半岛地区进攻,从而使美军在这一地区登陆,并从海上运送重武器装备供应中国军队,并配合作战以展开反攻。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方面答应先装备中国60个师(后来实际上减为12个军,也即36个师),并在印度兰姆加和中国昆明设立训练班,培训中国的中下级军官,当时在昆明设有步兵训练中心(ITC)即Infantry Training Cetre和野战炮兵训练中心(FATC),这方面就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

 

1942年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教育部到各大学招考翻译人员,当时说去印度工作两年,文凭照发。432月发榜通知我被录取,当时金大被录取的共有二十多人,由学校派车送往重庆,出发时有老师同学欢送。到重庆后暂住南岸黄角桠,后由军委会外事局发了一套军装和军委会的工作证,并由局长商震上将接见讲话后,坐美军飞机至云南昆明。我被分配到美军步兵训练中心战术组Infantry Training Center Tactics Section 担任翻译。这个训练班除战术组外尚有武器组、通信组、医疗组。我翻译的课程有班攻击、班防御、排攻击、排防御、连攻击、连防御,村落战,展开前卫等,我在那儿还见到了史迪威将军,当时的美军班主任为勃兰特上校,此人后来被派往延安担任美军驻延安的联络处处长。

 

美方在44年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特别感兴趣,他们开始阅读斯诺写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也即《西行漫记》),并说八路军消灭的日军比国民党军多。并主张凡在中国抗击日军的部队都应得到美国提供的援助。

 

我在昆明美军步兵训练中心工作期间,我的父亲应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的邀请,为表演魔术慰问美军也来到了昆明。(我的父亲李松泉并不是职业魔术师,他是土木工程师。而是在美国留学期间,用业余时间学习了西方魔术,是将西方魔术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仅在赈灾及劳军时进行义演)。

 

陈纳德少将是美国14航空队的司令,14航空队下豁两个联队即68联队和69联队,还有一个中美混合大队。它的前身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是美国援华志愿空军队,俗称飞虎队。我爱人的两个哥哥黄衡一、黄启宇在40年初即去飞虎队当过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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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远征军坦克集群行进中

 

在现代战争中,一个国家没有制空权是要挨打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我看到上空出现中国自己的飞机时特别高兴,后来1938年在武汉见到苏联援华空军与来袭的日寇飞机博斗,击落多架敌机时也感到十分兴奋。但越到后来1939年日机对重庆的连续大轰炸,1940年我在成都上大学时,一有空袭警报,成都飞机场的大飞机也向西北方跑警报,就感到很失望。自从飞虎队来中国后情况大有好转,尤其是在1942年以后就看不见来袭击的日本飞机了。

 

1943年底我正在野外场地替美军教官翻译“村落战”课程给学员讲课时,来了几个中国的高级将领,其中有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几位美国高级军官,共七、八个人来视察观摩教学情况,由于我早年受过特殊的军事训练,对军事用语比较熟悉,对课程翻译得较好。那天下午有一个美军上校叫马瑞乐的(英文名Goerge B. McReynolds)找我,说:上午他也随那些中国高级将领去听课去了,他们都称赞我翻译得最好,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要成立一个美军联络处,由他担任处长,他要物色一个翻译跟随他去担任联络处的首席翻译,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愿意。于是我就随那位上校去了设在云南楚雄的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由司令部的参谋长萧毅肃宴请和接待了我们。当时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为卫立煌(上将)、副司令长官为黄琪翔(中将),共辖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各辖两个军,其中11集团军司令为宋希濂驻地为云南大理, 20集团军司令为霍揆彰驻地为云南弥渡,9集团军司令为关麟征驻地为云南砚山,5集团军司令为杜聿明驻地为云南昆明。

 

在印度的两个军分别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新一军的军长为孙立人,孙毕业于美国佛吉尼亚军事学院,新六军军长为廖耀湘曾留学法国。这两个军归史迪威将军直接指挥,副总指挥为中国将军郑洞国,称为中国驻印军。

 

我和马上校最初是住在楚雄美国空军的招待所内,后来由长官司令部安排到西山的一处住所,联络处后来又来了七、八个美军的军官和十来个士兵,军官中有空军联络官、有负责情报的、有负责作战训练的、有负责后勤补给的、另外还有一个无线电通信组负责和在昆明的美军总部联系,另外还调来了七、八个翻译人员。

 

我的工作主要是随马上校参加长官部召开的各种军事会议,和到长官部所属的各集团军和各军去视察。其中有些事需要特别提出来说一下:

 

随马上校去越南边境与法国驻越军方联系的事:

 

1944年二月有两架法国飞机在云南蒙自机场降落,据说是当时驻在越南的法军有意和在中国的美军取得联系,共同抗击日本占领军的事。

 

我们从楚雄出发经开远、个旧先至金平,在云南个旧有一位美军军医(少校)参加进来和我们同行,同时还有远征军某部的一位杨团长陪同,和两个美军通信战士一起,带着简易的报话两用电台,到金平后再往前就只能骑马前进了,大概走了有两天,到了一个傣族土司的村子,我们坐着独木舟快到时,岸边的人们用水泼向我们表示欢迎,那位土司姓刁,带有上尉军衔。

 

第二天从越南方面过来了两个法国军官,一个是上尉,一个是中尉、那个中尉还带有一位越南藉的夫人。可惜的是马上校与那位法国军官的谈话用的全是法语,我听不懂。后来马上校告诉我:那位法国军官所说的大概情况,一是日本在越南的驻军情况,二是在越南的现有法军情况,三是说欧洲战场上德军已处于劣势,希望美军在反攻缅甸时能同时支援法军开展对日军的进攻。后来马上校向昆明美军总部写了报告,下文我就不清楚了。

 

那个地方离越南非常近,只要跨过一个小小的河沟就是越南的地界了,我曾在别人指引下跨过了那条小河沟,还远远的望见了那边驻有日本兵的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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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与民众亲如一家

 

那次去还碰到有一架美国的战斗机在附近失事坠落,马上校一方面让土司派人去寻找跳伞的飞行员,另一方面他要亲自去失事飞机坠落的地方,他说飞机上配备有很好的照相机,如果没有摔坏,他要把它拿回来。这样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他和我走了20多里路,找到了在半山腰上摔坏的那架飞机,已经摔烂成了一堆废铁,机枪也弯了,只好空手而回。回到村里,那位跳伞的飞行员也被人寻到带回来了,我看他穿着一件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背上印着中国的国旗和“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爱护”的字样。马上校叫通信组赶紧给昆明美军14航空联队发报,告诉他们失事飞行员已找到,即可随我们回去。

 

随美空军联络官陶恩中校去中缅边境开辟前进机场:

 

随着对日发动反攻打通滇缅公路的日子日益接近,考虑到空军要及时对地面作战部队的支援,一方面要配合地面部队攻击敌人,另一方面要及时供应地面部队急需的各种军用物资和给养,这样原来在云南昆明和云南驿等地的机场离前线就太远了些,在地图上看,在靠近缅甸滚弄的中国国境线这边有一块叫“勐撤”的地方比较开阔,但是否适宜开辟为前进机场需要专业空军人员去实地考察,这样在我们联络处的陶恩中校就带着我出发了,那次还给我发了一顶美式钢盔和一支卡宾全自动步枪,我们先由楚雄坐吉普车至云南弥渡,在20集团军总部和美军在那儿的首席联络官康登上校会合,再去到云县,又南行至镇康第二军军部所在地,和军长王凌云见了面,那儿的美军翻译是我金大的同学黄启洪。由第二军派了一个班的武装士兵作我们的警卫,还专门派了做饭的厨师跟着,还有一个副官照料我们的生活。

 

由镇康再往东南方走就只有舍车骑马而行,翻山越岭,有时过原始森林连马也很难走,地上长着很高的杂草,只好手拉着马缓慢地步行。这样经过三、四天的路程到了地图上标注“勐撤”的地方,是一片广阔的平整草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我和陶恩中校用步测的方法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走到边,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基本上是个方形的,周围有些山但都不是太高。陶恩中校连呼“好极了!真是一处理想的修建机场的好地方”。

 

这样又向前走了一天的路程,到了另一处叫“勐赖”的傣族土司寨子,那儿离开中缅边境也就不到50华里,那个土司姓夏,才189岁。那是一处两边有着小山的沟状地带,美军打算在那儿修一处简便的小型机场,康登上校说他不想走路回弥渡了,他想让在弥渡的美军联络处派遣一架小型联络机来接他回去,他问附近有没有能向弥渡20集团军总部发电报的地方?土司下面的办事人员说“附近没有,但20里外有一个官方监测日本飞机空袭的站台,他们能向20集团军总部发报”。

 

这样由康登上校口述,由我写了一则电文,内容为“弥渡20集团军总部转美军联络处,明日下午3时左右派一架L5型飞机到勐赖(经度多少、纬度多少)接康登上校回去,着陆地四周燃有四堆篝火”。第二天上午,陶恩中校指挥土司叫来的几十个民工把寨子前的一块土地平整了一下,用了将近4个多小时就把场地平整好了,下午2点多又把四堆篝火点着,等着、等着,3点刚过看见从东方飞来了一架L5型小飞机,大家都高兴极了,但是那架小飞机却没有看到我们,一直往西飞去。这下我们可都急了,哪不就飞到日本人那边去了吗?这种L5型飞机是木制、无装甲、无武器、无防卫能力的小飞机,它飞得不高,速度又不快,一颗步枪子弹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幸好不久它又飞回来了,慢慢它看到了我们,降落了下来,把康登上校接走了。

 

我们回到楚雄,向长官部提交了一个报告,要求在勐撤和勐赖两处修建前进机场,经报送重庆军委会得到批复“同意在勐撤修建前进机场,但由于勐赖距前线太近,不同意在那处修建机场”。后来得到消息勐撤已修建成了一个大型机场,对反攻缅甸起了重大的作用。

 

我前后两次去过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村寨,对那儿的风俗习惯很感兴趣,下面简单的说一下:那儿的少女都很漂亮,但老了就变得不好看了,俗话说“少如观音、老如猴”。那儿的女的比较勤劳,男的比较懒,所以又有俗话说“男无女要作丐、女无男可作摆”(注:作摆为做佛事,意:女的勤劳致富后挣下的钱可以请喇嘛做佛事)。那儿没有让孩子上学的学校,孩子小时都得到喇嘛寺庙中去当小和尚学习文化,长大后再还俗。

 

那儿不用纸币而用值半块钱那样的小银币。那儿用的武器是一些光能打散弹的老式鸟枪。男女恋爱是很自由的,男方可去喜欢的女家窗子外唱歌,得到女方同意即可入住,生下孩子后才办婚礼。姑娘们白天可以在河里公开洗澡,甚至使有的司机忙于观看而开翻了车。

 

那儿住的房子是很干净的竹楼,喝茶是用一根绳索把煮茶的壶吊起来,里面放的是茶磚。主食吃的是大米饭,那儿的稻子一年能有三熟。老百姓见了土司都要跪下磕头。对我这样的翻译人员则称呼为“通事”。

 

参加反攻怒江战役的重大军事会议:

 

19444月中旬,原在昆明的美军地面部队司令窦尔恩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突然来到了楚雄,第二天由马上校和我陪同他们去了长官司令部,由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接待召开了反攻怒江战役的重要军事会议,会议最后决定:1、在云南大理洱海进行部队渡江的训练;2、渡江的先头部队由20集团军属下的54军两个师担任,配合有中国和美国的工兵部队;3、渡江的橡皮艇等器材由美方负责准备,并由美国教官教导使用;4、长官司令部的前进指挥所设在保山;5、总攻日期定在511日;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在会上还特别叮嘱我们要注意保密。

 

隔了十多天,窦尔恩将军和他的参谋长以及昆明美军总部的十几位军官又来到了楚雄,加上马上校和我都在第二天跟随着卫立煌和参谋长萧毅肃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到了保山后我们发现几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各军的军长也都先后到了那儿。长官部直属的155重炮团也开到了那儿,14航空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飞机也都进入待命状态,工兵和渡江器材都已进入各预定的渡口位置,准备渡江的先头部队6个团也已进入各渡口的出发攻击位置。卫长官一声令下,510日晚趁着天黑,还下着雨在6个渡口的6个团都准时渡江出发了。真是奇迹,虽然在过江后在攻克松山、龙陵、腾冲时有过激烈的战斗,但那次渡江,由于日军在怒江西岸沿江没有防御设施准备,我们的先头部队在破晓前全都安全的渡过。由于有先头部队占领阵地进行警戒,后续部队也都在11日黄昏前渡过了江。

 

这时马上校突然通知我说:咱们赶紧回楚雄去,有新的任务。回到楚雄后才得知美军已派了一个叫白尔司的上校来接替他担任联络处的处长,还带了一个叫陈啸虎的翻译。要求马上校立刻到云南驿空军第69联队报到,负责陆空联络事宜。后来得知经过浴血奋战,中国驻印部队新一军、新六军从雷多出发,节节胜利,八月攻克了缅北重镇密支那,45128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滇西部队胜利在缅甸边陲的芒市镇会师,中印公路也正式打通。

 

在云南省云南驿开办陆空联络训练班之事:

 

到达云南驿以后,我们住在云南驿空军招待所内,离飞机场很近,我们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飞机场内,那儿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飞机,有轰炸机、运输机、驱逐机、联络机、侦察机等。

 

美国飞机的分类是这样的:轰炸机的型号前冠以B,是英文轰炸机Bomber的字首。运输机的型号前冠以C,是英文运输机Cargo Plane的字首。驱逐机的型号前冠以P,是英文驱逐机Pursuit Plane的字首。联络机的型号前冠以L,是英文联络机Liaison Plane的字首。侦察机的型号前冠以R,是英文侦察机Reconnaissance Plane 的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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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鼻翼上绘着鲨鱼图案的P40战斗机旁相互拍照,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啊!约翰.弗洛曼摄

 

我在那儿看到最多的是P51型驱逐机,它是P40P50驱逐机的改进型,飞机有装甲保护,机首是呲牙裂嘴的老虎头(注:应为鲨鱼图案,中国人把它当“老虎头”),还是原来飞虎队飞机的标志。驾驶员一按按钮,飞机上的6挺机枪即可同时发射。在飞机场见到的十多架驱逐机的机身边侧上都漆有每一架飞机击落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队飞机的架数记录,少则45架,多则89架,真是痛快!

 

由于怒江反攻战役的扩展,空军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任务,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要,因此马上校就专门负责与云南驿空军方面联系合作,派出专职教官成立陆空联络训练班,由我担任翻译。前线参战部队派出军官来接受学习,我记得一共办了七、八期,每期一周。内容为敌我双方飞机型号的识别,L5型联络机如何从低空飞越,来拾取地面部队的信件?地面部队又需要作哪些准备,将信件怎样悬挂起来以便于联络飞机拾取?地面部队对于空中要求什么样的支援?在地面上用白布摆成什么样的图案以表示:需要补充弹药,需要补充给养,需要向前方敌阵进行扫射,方向为何?距离多少?需要向前方敌阵进行轰炸,方如向何?距离多少?需要拾取信件等。

 

在云南驿办完训练班后,我又跟随马上校坐L5型联络机转至云南个旧、砚山、文山等地办陆空联络训练班。这种小型联络机是由一个美国驾驶员在前座坐着驾驶,我则背上降落伞在后面坐着,出事时只要把胸前的红色环一拉,人就会被弹跳出来,伞也会自动张开。

 

随马上校调往贵州青岩13军军部实施Z大反攻计划:

 

1945年初,由于滇缅路已被打通,驻印军和远征军的任务都已完成,当下的任务是要向广西进发,在雷州半岛地区攻下一个出海口,以迎接美国的登陆部队即Z部队的到来。这时在中国战区的广西南宁地区成立了第二方面军,司令为张发奎,在贵州的贵阳地区成立了第三方面军,司令为汤恩伯。原在云南保山的远征军部队71军也调归汤恩伯指挥,还有就是汤的嫡系部队13军。13军军长为石觉,下辖2个师,即第4师和89师。13军也是美械装备的部队,那时军、师、团各级都有美军的联络人员。第三方面军方面的联络处长为博意准将,参谋长为佛里南上校。马上校为13军联络处处长,部队处于整训状态。

 

4月份马上校突然通知我说:为了实施Z计划,现在需要选一批优秀的翻译人员去美国工作,待遇从优,每月300美元(相当于现在5000美元),是去美国跟随登陆Z部队去当翻译。当时要我去贵阳美军总部报到,听候考试选拔。经过口试,我和其他两名翻译人员从数十名应试人员中被选中。然后被送往昆明美军总部,那儿还有从别处选拔来的优秀的翻译人员和我们一共20多人,集中在这儿由美国军官教我们唱英文歌,练美式操,并称呼我们为专家。准备去美国的护照一办下来就坐飞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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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爱人,出身名门,43年毕业于北京朝阳法学院法律系。时年21

 

这时由于我父亲从福建长汀坐飞机回重庆时飞机失事下落不明,我只得请假坐飞机赶回重庆,后来又忙于结婚,只得放弃这次出国工作的机会。我回到贵阳后,13军军长聘请我到军部担任中校英文秘书,并给重庆军委会外事局发了请调电报。我与石觉军长多次参加第三方面军的军事会议,在7月份在贵阳美军总部还见到了魏特迈将军(他是继史迪威将军任美军驻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

 

7月份部队奉命向广西出发,这时第二方面军已攻下广西柳州,我跟随军长坐船沿西江向梧州方向进发。部队八月初攻下南丹,八月中攻下梧州。这时从美军炮兵部队的报话两用机中得知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完)

 

 

编后记:

 

作者的女儿李力女士说:

 

晒下一位远征军老兵及夫人(我父母的金婚照),父母同年同月生(192212月),是抗战时迁到重庆的南京青年会中学的高中恋人,后各分别于40年考入金陵大学和北京朝阳法学院。43年初父亲从金陵大学奔赴抗日战场,在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美军联络处任首席军事翻译官,父母于45年抗战胜利后结婚。抗战胜利后远征军撤编,父亲到傅作义部队,于49年元月随傅作义部起义,515月因反革命罪被捕,76年元月特赦,母亲等了25年。母亲于196685日文..革开始因不堪忍受污辱曾跳河自杀,幸而被救起来,我们差点家破人亡。79年在甘肃省委统战部的支持下,母亲以妻子的身份向河北省高法提出申诉,要求为父亲平反,终于在85年父亲获得平反。这是1995年父母庆祝金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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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乾棣和母亲黄振颖的金婚纪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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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黄振颖教龄三十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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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天水铁中初五八丁班毕业生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二位学生张蓓莉是前总理温家宝的夫人,去北京前常和同学们来看当了三年班主任的黄振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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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铁三中初六六级三()班同学给教了三年语文的黄振颖老师过九十大寿,穿大红风衣的是黄老师的女儿李力

 

我很佩服的是,父母虽然一直在经历政治运动,但心态非常好,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且热爱生活,都工作到六十五岁才离开工作岗位。离休后,每年都出去旅游,而且办理了省图书馆的借书证,借阅多种书籍丰富自己晚年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

 

 

转自《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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