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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惊恐万分的童年啊


--作者:萧三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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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左一哥哥,左二我,后左一母亲,左二姨妈

 

前几天,哥哥告诉我,夏锋死了,肝癌,活了46

 

“就是小时候欺负我们的那个。”哥哥以为我忘记了,补充道。

 

“记得,记得。”我还以为他忘记了,原来他也没忘。

 

我们兄弟俩实在都忘不了他,但早已对他没什么怨恨了。

 

为什么忘不了他呢?因为他欺负我们,不是出于单纯的顽劣,而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

 

“你个小地主分子!”上学、放学路上,他见到我们就打,边打边骂。

 

我们不敢还嘴,更不敢还手,躲了,跑了。他嘴里爆发出狂笑,响彻行云。

 

他欺负我们,我们回家就告诉父母。父亲老实,什么也不说,只是叹气,母亲刚烈,非得找人家大人论理。结果,母亲就成了镇里组织的学习班的经常性学员。那些学习班,教训的就是像我母亲那样不驯服的人。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变相劳改营,因为那里既训话,又得接受监督劳动。只不过,时间并不长,一般也就几天时间,就放回来了。常常是,母亲还在干活儿,来人架了母亲就走,母亲不从,那就拖也得拖去。

 

有人用隐忍熬过艰难岁月,比如我父亲,但也有人用刚烈对抗艰难岁月,比如我母亲。

 

但谁希望自己的母亲总是被人拖去劳改呢?到后来,遇到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就不给父母说了。

 

那已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事了,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好几年,但在西南的乡间,阶级斗争思维依然顽强地活着。不仅在大人心里活着,也传承给了孩子们。夏锋的父亲当了多年大队书记,他确乎是个顿一顿脚地皮都要抖三抖的角色。

 

说起来,我们兄弟得管夏锋的父亲叫二爸,夏锋也算我的堂兄。

 

事情是这样的:伯父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祖父还在旺苍的劳改营里挖煤。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地主反革命的儿子,他只有入赘到夏家,否则就只能打一辈子光棍了。夏家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个抱来的儿子。伯父与夏家的女儿结了婚,生了三男一女,孩子们都只能姓夏。按我们当地的风俗,男子入赘到女方家,自己也要改姓,所以伯父婚后就姓夏了。夏家的那个抱来的儿子,长大后也不怎么管养父母,但他好像是很“追求进步”的,所以当了书记。他婚后生了两男一女,大男孩就是夏锋,念书跟哥哥一个年级,小男孩随母性,跟我是同班。

 

再也没有把“仇家”叫亲人的感觉更让人痛苦的事了,但夏家跟我们确实是亲戚,有什么办法呢?

 

要命的是,夏锋不是唯一欺负我们的孩子,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姓赵的女同学,她的兴趣是揪着我的头发打,嘴里骂的还是“小地主分子”。

 

这个女同学的母亲让我印象更深。有一次,她路过我家,在我家的露天厕所边脱下了裤子撒尿,哗哗哗,哗哗哗,毫无忌讳。那白花花的肥屁股啊,炫耀的是一个阶级的自信,甚至自豪。我后来得知,西方贵妇会坦然地在异性奴隶面前裸身洗浴,因为她们并不认为奴隶是人,所以也无所谓什么羞耻。我估计,赵家这婆娘大概也有西方贵妇的心理吧,与其说她们不知耻,不如说她们是不屑。

 

欺负我们的霸王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他们的血,是高贵的、纯洁的。

 

我变得沉默了,家里来了客人,我就端个小板凳坐在父母身边,听大人们说话。客人总是问母亲:“表嫂,你家娃娃是儿是女?”

 

“两个都是儿呐。”母亲的回应里透出深深的担忧,她怕我们兄弟长大了讨不着媳妇儿。

 

“儿呐,你们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就不在这儿受气了。”母亲的这句话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它是祝福,也是咒语。面对着绵延的群山,我恨不得长上一双翅膀,飞出群山。无数次,在梦里,我变成了一只鸟,扶摇直上云霄,头也不回。

 

在那样的隆冬时节,我也能感到一丝温情。有时候,我家当年的长工来看望我祖母,会对我们说:“你婆婆爷爷可是好人吶,给我们好吃好喝,闹灾荒还开粥铺子,舍粥。”

 

我心里想,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要武斗,还要打断祖母的手筋?我问祖母,祖母说:“打我的不是他们几个。”我追问那是谁,祖母说,她已经忘了。

 

于是,从我稍稍懂事起,大概十岁出头吧,就总是琢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消灭地主、人应该活在怎样的社会中之类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我思考到了现在,而且注定会贯穿一生。

 

我大概从小就是个读书种子,小学、中学,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很好,这带给了父母极大的慰安。到后来,母亲确信我能走出大山。到80年代后期,我们那里的阶级斗争气氛终于淡化了,母亲就变得骄傲起来,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将来要考学,不会像爹妈一样一辈子“修理地球”了。每到学期考试末,她知道我的分数后,就会去问夏家大人:“你们娃儿考了好多分啊?”人家还没回答,她就把我的分数宣布出去了。我知道,她在宣读她的抗议书。

 

“你家娃儿能考出去,我手板心里给你煎鱼!”我那当书记的二爸气愤地回敬母亲。

 

我的童年、少年,写满了惊恐和期望,为了消除惊恐,我走出了群山。我没想到的是,群山之外,还有绵延不绝的新的惊恐在。我并未走出惊恐。我甚至想,晚年我要是写自传,标题就叫《惊恐》好了。好在,我也没有失掉对自己的期望。

 

我用父亲的宽厚和母亲的刚烈来应付生活中的种种遭际,而这些遭际催逼着我反复思考小时候思考过的问题。

 

几天前,一个记者朋友来采访我对自由的理解,我说:

 

“有的人从书本认识自由,有的人从生活认识自由,我大概是从生活到书本吧。”我答。

 

想起夏锋我就生出感伤。他成年后,不知什么原因,也选择了入赘到别人家里。几年前我回到故乡,在路上还碰到过他。他背着背篼去赶场。那神情,早失去了当年的英武,真可谓满面尘灰了。见到了,相互点点头,发根烟,问候一下,就离开了。母亲说,他也不常在家,平时在外打工,过年才回来。

 

 

转自《萧三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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