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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上海文革人物潘国平


--作者:丁德法

 

2013418日凌晨五点,文革人物潘国平于上海新华医院去世,我不由对天长叹“人算不如天算”。本以为清明节过后,阎王老爷不会再向世间索命,挺过清明节潘国平的生命也许还可以延续。然而经过十几天的抢救还是乞天无术,潘国平终于在重症监察室走了享年68岁。

 

我与潘国平是在上世纪1965年相识的,那时我与他都是“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员。我们都好学上进,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东宫相聚一起。那时的潘国平很活跃,兴趣爱好广泛,欢喜摄影拍照,擅长曲艺与声乐,对唱歌、说唱、评弹组、沪剧越剧都感兴趣。潘国平善于与人交往,对人热情朋友很多。

 

1966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沪东工人文化宫也投入到“文革”中去,艺术团领导号召我们投入运动,我们便响应号召,目标对准艺术团的领导。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宁左勿右”,无限上纲,革命的调门越高越好,实际并无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以大字报相互声援,我写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潘国平用美术笔写了一张支持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体当时很引人注目。

 

后来我与潘国平“杀向社会”,认识了北京红卫兵,与他们串联,批判本单位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1966116日下午,我与潘国平等17个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发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被选为“工总司”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选为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11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再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们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春桥签订了“五条决议”,以后又作为上海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工厂。潘国平在整个谈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参加“安亭事件”的广大工人群众安全回厂,免受打击迫害。

 

在“工总司”的早期建设发展中,潘国平和王洪文都是主要负责人。潘国平表达能力强,对外联络也多,成功处理过许多事情。

 

1967225日,王洪文凭着他在保卫科的一套手段,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北路445),搞了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的常委范佐栋,调了卢湾区几百人包围了会场。潘国平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想去上厕所,也被拦住。他在会上提出这是谁调的人?连我潘国平也不能随意走动,有人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洪文才说出是他调动的人马。范佐栋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潘国平也受到排挤。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被看中。其实潘国平也同样当过兵、做过工人。但潘国平缺乏共产党员身份;而且那时潘国平太年轻,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所以不被看中。加上潘国平自身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是被王洪文排挤掉。为此,潘国平曾一度被离开工总司,回厂参加劳动。

 

1974年为贺龙养子贺兴桐部长,护送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陈振国红六军团的老红军回江西永新,路经上海,潘国平为他们安排车辆住宿,跑前跑后,很是尽心。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被判刑。对他的判决书是这样说的:潘国平“因参加1967年的一月六日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被判8年徒刑。此后,我曾拿着潘国平家的户口本,顶着他的兄弟名义,去提篮桥监狱探望潘国平。潘国平进监狱后,我曾为他代为保管他的一套家具15年。后来潘国平刑满释放,但不久又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年获释。在获他释前有关方面曾发函寻找我,因我在广东的居住不定,所以没有见到他们,他们就把我的老师谢景安教授请去建国西路谈话。我估计是要我专门“联系”潘国平。

 

1996年上海人都知道潘国平去了美国,大家说他不会回来了。

 

潘国平去美国后,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我也不知真假。近几年间,我曾听几次听说潘国平回来了,但始终只是听说,没见到他人面。我心里是希望潘国平能真的回来,毕竟美国只是他乡,他年纪也渐渐大了,还是叶落归根回来为好。

 

直到这次2013年春节,我突然接到远在美国的潘国平前妻、原芭蕾舞演员谭元元来电,告诉我潘国平在上海,身体很不好,要我想方设法找到潘国平,我这才知道潘国平已回国。我通过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朱国良,终于找到了潘国平。屈指算来,我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那天我走进潘国平的家里,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消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凭我的直觉,潘国平的病得不轻。他只能坐着,不能站立,我估计是心脑系统梗阻,幸好有钟点工为他打扫做饭。平时,他多是吃粥,就点肉松当菜。有时钟点工不在,无人搀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或者将用过的纸尿布就扔在地上,没人收拾。他整天躺着,表情沮丧。

 

我将为他买的三盒盒饭,放在他冰箱里。看他病得这样,我倍感凄凉,心里很难受,临走时,我留了500元在他枕边,叫他收下,他苦笑着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人民币了。

 

在我和潘国平见面之前,是朱国良经常去照顾潘国平的。后来我才知道,去年朱国良为潘国平垫付医药费一万二千元,钟点工的费用也是朱国良给的。但朱国良还要上班,正好我母亲家离潘国平家很近,走走只有五分钟,我经常去母亲家,所以朱国良很希望我来帮忙。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潘国平。我为他针灸推拿,帮助他练习走路,还请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战士李炳华为潘国平理发修面。朱国良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随时可以去潘国平那里帮忙,有时潘国平一个紧急电话,我就立即赶过去。他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我们也无法多谈。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愿见人,所以,原来“工总司”的人,只有我去过他家。一次潘国平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来了”。他还告诉我:他回国已三年半,两次中风。还有一次,我给他带去一本叶昌明1967年的工作笔记(复旦大学整理出版);还带去一份《世纪》杂志,上面有一篇红鸥回忆“安亭事件”的文章,里面提到潘国平。我拿给潘国平看,但他不要看,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让我统统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经很虚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请有经验的西医,我请来原市卫生局的主要负责人、二医大陈金祥教授为他看病,陈金祥教授与潘国平也是有47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国平要我请的专家。潘国平15年前在美国做过心脏搭过桥手术,14万美金医疗费是美国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钱。搭桥保险期是10年,15年已经过了期限。所以陈金祥教授建议,马上到瑞金医院或者中山医院做心脏血管造型术检查,以决定是否要重新搭桥或者装支架。他说:现在我还可以帮你住进医院,他要潘国平立即决定。但潘国平似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对我们具体说。过了两个星期,陈金祥教授又赶来看潘国平,这时潘国平的脸色泛黄了,陈金祥教授立即判断:肝复水!他感叹:晚了,肝复水是不能做造型的.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国平两次,有次我看到潘国平的心情还可以,就告诉他,他女儿玮玮从美国来电话,关心父亲的病情。我还告诉他玮玮来电时说的话:“我就一个爸爸,这么优秀,如果不行了,我怎么办?”潘国平听到此话,马上兴奋地“喔”了一声说:“她现在想到我了!”我说,你就一个女儿,怎么不叫人惦念?我于是赶快发邮件给在美国的玮玮,要她直接打电话给潘国平。女儿电话打来问候,谭元元也在电话中鼓励潘国平:“要有信心战胜疾病”,潘国平听了非常高兴,情绪好多了。谭元元还再来电话给我,要我到超市买好的食品给潘国平送去。

 

41日下午朱国良来电话,说潘国平昏迷了。我立即赶到潘国平住处。这是潘国平第三次中风,躺在床上,看到我来了,想讲话讲不出。枕边放着近万元钱。朱国良有事没在,他第二天赶来新华医院。我马上打电话找潘国平的妹妹,却怎么也没有人接。潘国平兄妹九个,我只有他最小的妹妹潘满珍的电话,而且还是座机。找不到家属,我只好打电话给谢鹏飞、原外交部一秘彭克和李逊。他们立即赶来。他们马上叫来120救护车,将潘国平直送附近的新华医院。正巧,此时黄金海家属出车祸,也送新华医院急诊。听到潘国平的消息,他也赶过来了。几瓶药水输液下去,潘国平神智清似乎有点清醒,他对着身边的彭克,嘴唇动了一下,冲出一句话“彭克!”顿时让我们感到潘国平有好转了。医生站在急诊室门口大声呼唤:“潘国平的家属在哪里?”急诊室周围的人听见,就有好几个人过来问:潘国平?是不是“工总司”的潘国平?上海滩60岁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国平。

 

找不到潘国平的妹妹,就没有家属签字,没有家属签字,医生就不能抢救。潘国平前妻的妹妹和妹夫赶来,代签了字,但他们仍不能算是家属。医生建议,可以打电话报110,这样医院就可以作为无主的昏迷病人抢救。谢鹏飞打了110,不一会,管这事的人来了。他一听说是潘国平,也立即就问,是不是文革中的那个潘国平。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潘国平的妹妹,原来昨天她赴苏州扫墓去了。有了家属签字担保,潘国平被由急诊室转到重症监察室,继续抢救。

 

在以后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老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祈盼潘国平能再一次挺过来。为潘国平治疗抢救的大夫是吴医生,去年潘国平第二次中风,担负45天抢救的正是他,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他了解潘国平的病史,更因为他那时将潘国平抢救了回来,这次也会抢救回来的。潘国平的老朋友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王腓利、张宝林、杨宝才,朱国良等,听说潘国平病危,都赶来医院探望,他们都40多年没见小潘了,如今总算都在医院见上小潘最后一面。但潘国平好像总是昏迷不醒,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不过当戴立清在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时,他眼里淌出了眼泪。潘国平的家属,包括大哥潘铁铮也都赶赴上海。

 

但众人的祈盼,终于没能拉回潘国平的生命。潘国平的病情日趋加重。418日清晨5点,潘国平在新华医院去世。

 

潘国平走了,是一场如戏人生的解脱,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因,让潘国平先后两次陷入囹圄达14年。

 

注:作者丁德法 ,当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筹建者之一。

 

 

转自《360doc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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