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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钟惠与滇西抗战


--作者:侯杰

 

2015年初,我被滇西大反攻的隆隆炮火吸引,来到云南。大年初八,我站在惠通桥边,脚下是奔腾而去的怒江河水,远处是耸入云端的高黎贡山,而脑海里闪现的却是这样一个名字--邱钟惠。

 

今天,知道邱钟惠的可能很少,知道滇西抗战的也不多,但是,倒退到55年前,邱钟惠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那一年,她拿到了中国第一个乒乓球女子单打世界冠军。

 

那一年,她26岁。至于她怎么跟滇西抗战扯上关系的?那得从1942年说起。于是,我穿越到了1942年。

 

我在松山子高地密如蛛网般的战壕间跳跃,我在来凤山被落叶填满的交通壕和藏兵洞里穿行。松涛低吼,犹如士兵的呐喊,残阳如血,好似士兵的鲜血涂染天空。炮火翻炒过的焦土,重又长出枝丫,弹片击打过的墙体,累累洞痕犹在。除了岁月的侵蚀,似乎一切保持原样。我就这样置身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滇西反攻战场,循着这些70多年前的痕迹,以今天的视角去追踪、审视当年的过往,我对历史有了不同的认知。

 

1941年底,因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战争。为打通经缅甸的美国援华物资通道,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对日作战。因种种原因,中国军作战失败,一部经野人山,撤往印度,一部绕道缅北,辗转归国。而日军迅疾挺进,逼近中国国门畹町。

 

中国边境一片恐慌。畹町有中国正规军,最高长官张轸,职务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六军军长;腾冲有地方军,最高长官龙绳武,职务昆明行营第2旅少将旅长兼腾龙边区行政监督。

 

张军长下辖新28师、新29师和孙立人的新38师,除新38师经野人山退入印度外,其余两个师都在中缅边境布防。

 

日军来了,张军长没做抵抗,扔下军队就跑了。龙绳武也要跑,腾冲县长劝龙绳武留下,龙绳武拒绝了,带着几十车的细软家当,往昆明方向去了。县长无奈也要走,地方乡绅出面挽留,县长也拒绝了,最终带着家人往昆明去了,逃难的车里,有个七岁的小女孩。没人会想到,19年后,这个女孩会扬名全国,她的名字叫邱钟惠,而腾冲县长就是邱钟惠的父亲--邱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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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钟惠。

 

腾冲到昆明,要跨越怒江,我眼前的惠通桥是必经之地。7岁的邱钟惠走过惠通桥时,是否知道她与这座桥的渊源?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惠通桥于滇西交通举足轻重,是天险怒江上唯一的一座钢索桥梁。1935年惠通桥建成通车,成为云南一大盛事。主持修建惠通桥的就是当时还任龙陵县长的邱天培,通车那天的1222日,恰好邱天培女儿降生,于是,邱天培取“钟爱惠通”之意,为女儿起名邱钟惠。

 

今天流传的惠通桥故事,最著名的还是与当时战事相关,那就是惠通桥的炸掉。关于惠通桥炸掉的细节,中美日三国军史各有不同表述,但大致脉络差不多,大概就在邱钟惠一行逃过惠通桥不久,日军抵达怒江边,中日军队发生交火,中国军队的炸药或是美军飞机炸掉了惠通桥。怒江阻断了日军前进的脚步,从此,中日两军开始了为时两年的隔江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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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军政要员撤退,假若事情到此,似也无可非议。但是,一个叫张问德的出现,让人们对不战而退的军政要员产生质疑。

 

张问德,腾冲人,前清秀才,曾任龙云私人秘书。1942年日军如暴风骤雨席卷滇西时,62岁的他已赋闲在家。军队走了,政权也走了,当地乡绅推举张问德出来担任县长,张问德不负众望,出任抗战县长。抗战县长第一件事是寻找邱天培,索要政府大印,很快,邱天培被武装押解到抗日政府在腾北界头的所在地。

 

原来,送走家眷,邱天培并没离开滇西,一直在腾北。他交出县政府大印,并被张问德押着一起转战腾北和日军周旋,在日军扫荡最艰难的时刻,张问德带着邱天培一起翻越高黎贡山,向怒江东岸撤退。途中,40多岁的邱天培向60多岁的张问德告饶,说实在走不动了,而且由于恐高,实难翻越险峻的高黎贡山。

 

张问德说,我决不能把你留给日本人做俘虏。最终,逼着邱天培成功翻过高黎贡山。

 

在滇西被日军占领的两年里,张问德随身携带一面中国国旗,每到一地,先挂起国旗。他六次过怒江,八次翻越高黎贡山,坚持腾北游击战。

 

滇西日军不堪其扰,腾冲日军行政班本部长田岛致书张问德劝降,三天后,张问德回《答田岛书》,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公开信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作为中国人民抗战不屈精神的宣示而载入史册。

 

张问德成为当时沦陷区县长的楷模,李宗仁特送他手杖一支,助他转战腾北山区。

 

“抗战县长”张问德的形象越高大,“逃跑县长”邱天培的形象就越渺小。1944年,张问德以少将执法官身份,随远征军反攻滇西,他动员数以万计的民夫跨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背粮支援前线(这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上千名民夫倒在背粮路上)。在收复腾冲后,他又做了一件对今天影响深远的大事,组织修建国殇墓园。

 

国殇墓园以某种象征性的符号,影响着今天的人们对抗战的理解和认识。

 

翻越高黎贡山回到昆明的邱天培,就任小学校长。直到1949年以后,一直以教育家身份在昆明低调生存。就是在这段时间,邱钟惠和父兄活跃在篮排球场上和乒乓桌旁,一个小球星在抗日和后来的内战炮火中成长。

 

成名的邱钟惠,也受到父亲之名的困扰。谈惠通桥,离不开邱天培的名字,谈滇西抗战,也离不开邱天培的名字。

 

腾冲县委宣传部田老师告诉我,1980年代以后,重新正视抗战史实的地方政府重修滇西抗战史,在对邱天培的评价问题上,邱钟惠与当地政府发生了冲突,几致引发诉讼。

 

客观地说,1942年,滇西负有守疆卫土责任的最高长官有三个,正规军66军军长张轸,地方军龙绳武,腾冲政府邱天培,而担首责的是不战而逃的张轸。

 

而且,张轸军长创造了一个令今天滇西战史研究者深感困惑的纪录,他在当年只有弹石路面的滇缅公路上创造了仅用24小时就从畹町狂奔回昆明的纪录。

 

他手下有两个新编师,但在地形险要、艰难崎岖的滇缅路公上,他没有对日军做任何抵抗,致使日军仅用一周,就从畹町杀到怒江边。而中国军队光复滇西,同样的里程和道路条件,十万远征军用了7个月。

 

张轸和龙绳武因为起义,归化到新政权一方,他们的历史责任就一直被避而不谈。在正规军一泻千里,地方军不战而逃的情况下,过分苛责一个文人县长,似有不公,虽然比之60高龄的抗战县长张问德,邱天培的确失职失责。

 

今天的国殇墓园里,立着两个与人身等高的雕像,一个是腾冲人抗战的精神领袖、民国元老、曾任国务总理、云南讲武堂(朱德、叶剑英受教于此)总办的李根源,一个就是抗战县长张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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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大的历史粉碎机面前,人是渺小的,伟大如张问德者有之,但是,更多的人面对汹涌而来的历史巨浪,他们只能是随波逐流的尘埃和泥沙。

 

20161027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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