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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重的人和事

--高放

最新消息:昨天,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高放先生的女儿高华在发小微群发出讣闻:慈父因病于20185301326分去世,享年91岁。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介绍,高放,原名高元浤,1927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高放是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年,高放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23名学者之一,具有与两院院士相同的学术影响力,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

1993年以来,9本《高放文集》先后出版,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等。

此外,高放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等,还曾兼任《理论探讨》《理论参考》《新视野》《天津市委党校学报》顾问和《社会科学研究》编委。高放曾撰写、主编、参与编写论著45部,个人成果约5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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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教授

关于许惠尔被打死的情况

高放口述、李豫生录音整理、文字稿经高放生前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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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孟小灯、高华、高放、李豫生

高放:许惠尔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的翻译,他是做翻译工作的。当时主要是翻译各种俄文资料,这个人身体很壮。

当时(学校)来了很多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讲课需要翻译。另外他们有很多著作,都是编译室的人把它译为中文,我们再出版。我跟他也不在一个单位,但是认识他,那时候我住西郊,他也在西郊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大家很难看到各种小报,他很热心,他到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采购各个单位自己出的小报,小报揭露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单位的各个问题。他到各个单位采购,采购完回来在人大校园推销这些小报。

我看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记得我也买过,一份三分钱,五分钱左右,一般没有超过一毛钱的。为了帮助大家选择内容,看看自己买不买,他就拿好几根绳子,在两棵树之间系个绳子,然后就把小报作为样本挂着,让你看看内容,想买就花三分钱,五分钱买一份,不想买可以不买,我也买过一些。

我看他的目的还是参加文化大革命,让很多学校的信息,大家花一两毛钱,不必再坐车或者骑车到别的学校买了,在校内就可以买的到,不是赚钱的目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把价格抬得很高。后来过不久,他消失了,就听说他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都不晓得。

当时编译室倒是出了一件事情,可能是不是跟他有关联,编译室曾经奉上面哪个机构,什么人,要编译室去编有关斯大林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来了,就有人揭发编译室是大反斯大林。问题是还要追究编译室接受的是谁的指示和命令,有背景吗?谁叫你这么做?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他虽然有错误,可你专门收集他的材料,你的意图何在?

当时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他也参与翻译了,认为与他有关。另外是不是因为他也参加了某一派,另一派就把你视为眼中钉,你自己又有一个右派的帽子。许惠尔是摘帽右派,但文革当中有极左思想,说你虽然摘了帽了,但你仍然还是右派,就叫摘帽右派。

我们系有个教授叫黄少力,他是1958年才划成右派,为什么1958年才划?就是因为北京市委发现,人民大学右派划得太少,比例不够,没有到1.5%,所以人民大学在1958年秋后了又补划一批右派,去凑1.5%的数,我们系就把黄少力老同志划成右派了。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所以就不能说黄少力是摘帽右派。

黄少力是顽固不化的右派,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领导说你不承认,也还是要把你当右派处理。怎么处理呢?给你工资降三级,工作原来是教师,不能当教师了,就在资料室编资料。

后来到1970年,我们都下放劳动了,下放劳动以前,军宣队跟工宣队去找黄少力谈话:说你是1936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这么老的同志了,你不承认右派,你使党下不了台啊,党给你定的右派,你不承认右派,你是跟党对抗啊。现在你承认了是右派,我们马上给你摘帽,不用经过考验再给你摘帽。因为到1970年了,1956年到1970年过了14年了,你承认你是右派,马上就摘帽。

这个事挺有意思,我们教工就开了一个大会,要他做个检查就宣布给他摘帽。他说:“我不是右派,是军宣队跟工宣队给我说的,说我承认是右派就算我听党的话了,就给我摘帽。”他说:“那我就听军宣队跟工宣队的意见吧,我不跟党对抗,听党的话,党说我右派,我就是右派,其实我不是右派。”

最后他就过关了, 给他摘帽了。大家找一个台阶下吧:你承认了马上就给你摘帽,你不承认没法给你摘。党不可能承认党有错误啊,党都是对的啊,你看,有这样滑稽的事情,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就下放劳动去了。

1936年参加红军。他心态好,能想开,也不记恨,1979年右派都改了,都划错了,他也不记恨,他已经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他还想念个博士学位。他1936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燕京大学了,结果自己非要参加革命,放弃了燕京大学上学的机会,跑到游击区,那时候的河北灵寿(?)县,他跑到灵寿县参加了红军。

但是参加红军不久就不让他干了。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他是北京人,可能解放区生活比较艰苦,他就托家里人给他带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穿的吃的比其他人好。结果领导就怀疑他通敌,就不让他当红军了。不让他当红军以后,让他在两项工作当中选择一项,一个是马夫,一个是伙夫。

他选择的马夫,伙夫还是辛苦嘛。到1938年改了名称叫炊事员或饲养员,1936年就是叫伙夫,马夫,后来成立了八路军以后人员要平等,说不叫伙夫,不叫马夫了,改个称号,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就改为饲养员,都是员,司令叫司令员,革命队伍里头一律平等,都是员工。

他给我们讲过这个历史。他还有枪伤,他当八路军的时候的枪伤,所以他还是三级残废军人。1950年以后才到人民大学。我记得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一些老革命诉苦,说过去受日本人迫害,他诉苦,说他是三级残废军人,身体里还有一个子弹。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共产党解放北平了嘛,了解清楚了他没有通敌行为,他1946年参加共产党。入党以后组织上相信他了,就派他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到了北平解放以后,地下党把他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送到我们教员室,那时候我们教员很缺,一看资历这么老,1936年就参加红军,后来又是八路军干部,又受过枪伤,自己也肯学习,所以马上就把他留下来了,学习不到半年就当教员了,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右派。

据我了解许惠尔的情况,他也是参加某一派的活动,另外一派人就特别恨他,所以把他抓去。人民大学有好几个例子,朱真也是一个例子,朱真写的东西我看过,他错在什么?他错在就是参加了三红,因为他爱人是三红,他参加了三红。他参加三红,新人大这边就特别恨他,朱真参加三红还参加一些活动,你要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新人大的人也不一定把你当作目标,目标不一定对着你,就是普通人员。他参加一些活动,那新人大的人就对准了你。

我们系还有一个人也受罪,是普通的资料员叫张心绪。张心绪这个人也冤枉了一辈子。怎么冤枉了一辈子?他1950年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他学习比较优秀,把他选拔为逻辑学的研究生,学逻辑的,这是1951年的事情了。结果1951年夏天第一次审干的时候,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就交代说他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别人就问当过什么职务吧,他也糊里糊涂,可能讲当了一个分队长。

他自己以为说了没有什么,但这可不得了了,三青团的分队长,算上骨干了。所以1951年整风,马上就把他从研究生调到资料室当资料员,这个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你将来不能够当逻辑学的教员。他也不错,埋头苦干,没有什么怨恨,给他调动,他自己心里明白组织上也没给他说,因为他也不是党员。也没给他说,因为你有历史问题,就说现在资料工作很重要,缺个资料员,你做吧。

结果文化大革命他参加新人大,参加新人大又很积极活动,去贴大字报什么的,结果三红这边就恨死他了,别人没有什么目标啊,就知道他是三青团的骨干,就抓住这个目标,把他抓去跟朱真一样,把他关起来毒打半天。

最有意思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审查,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都说他是三青团分队长什么的,他自己交代的嘛,就相信了。后来他自己说我也不知道,当时组织上问我你参加过什么没有,我们学校有三青团,我就说大概参加过吧,问我当时什么职务,我说当时可能当过分队长,就这样。

后来文化大革命重新查,真正去调查他的一些老朋友,查清楚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你看,冤枉了一辈子。到了人大复校以后,他因为在资料室干了一辈子,就给他当个资料室副主任什么的,后来调到出版社当一个编辑室主任,退下来了。现在还健在,比我还大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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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教授(右2)与李豫生等留影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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