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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的节日——关于1977年高考的回忆

 

作者:于泽俊

 

于泽俊,男,19543月出生。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和中央党校理论部,分别获经济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曾任兰州大学出版社社长、华夏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宋美龄大传》、长篇小说《工人》、长篇历史小说《大风》等。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23岁,当过三年工人、四年兵了。当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回到原单位冶金部四冶四公司继续当工人。四公司的工程在甘肃永登县连城镇,人们习惯上称这里为连城沟。小山沟里消息十分闭塞,兰州的考生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要恢复高考,而我们则是在102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之后才知道。

 

恢复高考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考是一定要考的,不管怎么说都要试一试。可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考,又感到十分心虚。凭自己肚子里那点东西,拿什么考呀?我16岁就参加工作,说是初中毕业,可是中学时期除了学工学农学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过。隔着锅台上炕,直接考大学,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高考共四门课:语文、政治、史地、数学。我的数学只有小学五年级水平,连开平方都没学过,史地课程学校从来没开过。自以为以为语文、政治还可以拼一拼,毕竟参加工作后也读了一些书,多少有点积累,可是掰着指头数一数,肚子里的库存同样少得可怜。两报一刊、毛选四卷、鲁迅文集和一些零零星星找到的旧小说,再加上《联共(布)党史》和几本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这些差不多就是我参加高考的全部资本了。

 

从报上公布消息到正式考试,总共只有48天时间,我用一两天的时间把历史地理撸了一遍,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了数学上。从开平方学起,一直到三角函数,把初一到高三的数学生吞活剥地学完了。所用的教材是当时出版的《知识青年自学读本(数学)》,一本书囊括了初高中数学的全部内容。这本书帮了我的大忙。

 

我所在的机械维修车间有个技术组,由文革后分来的五位大学毕业生组成。我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他们。这五位大学生都是我的恩师,不论什么时候找他们,不论找到哪一位,都会不厌其烦地为我耐心讲解,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考试的时候,我的数学居然得了55分。考完之后,我到技术组去“谢师”,没想到其中一位大姐家里高压锅爆炸,受了重伤,没能来上班,后来我上学走了,再也没见到过这位大姐。

 

那时白天要上班,晚上一直熬到三四点钟才睡,每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睡也睡不踏实,一闭眼满脑子都数学公式。临考前半个月,公司给所有报考的职工放了半个月假,这才有了整块的时间。我住的地方离食堂很远,往返要花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一次买了三四十个馒头,一饭盒咸菜,这样就可以五六天不用出门。

 

宿舍里暖气烧得很热,我怕馒头变馊,装在一个网兜里挂在墙上,那些馒头很快就干了,裂开了花。吃到后来,馒头已经干得咬不动了,只好用榔头砸开再用开水泡着吃。那个铝制的饭盒也被盐咬得斑斑点点不能用了。

 

半个月没怎么吃菜,嘴唇上裂开了一道道小口子,直往外渗血珠。个人卫生也顾不上打理,胡子拉碴的,从镜子里看,要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

 

四公司对青工参考很支持,公司教育科为我们举办了补习班,主讲的两位老师就是教育科的干部,一个是北大毕业生,一个是清华毕业生。补习班结束时搞了一次模拟考试,我的政治、语文都是第一名,多少给我增加了一点信心。

 

甘肃的高考是在127日、8日两天进行的。我们的考场在窑街矿务局子弟中学,离连城沟还有30公里,公司派了一辆大卡车负责接送我们。

 

1977年的高考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仿佛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就看怎么分了。考场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十五六岁的应届毕业生,也有三十好几改了户口来报名的;有师生齐上阵的,也有夫妻比翼双飞上考场的。

 

当时的中学,连本正规的教材都没有,高考要考什么,谁都不知道。各省市自己出题,没有任何规范。作文题目五花八门,北京的是《我在战斗的一年里》,安徽的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广东的是《大治之年气象新》,甘肃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语文刚考完,就听见不少考生说自己押题押中了。当时叶剑英元帅发表了一首诗,题目是《攻关》。原诗只有四句:攻城莫畏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很多学校的高考补习班都押了读《攻关》诗有感的作文题。

 

看到题目,我估计大家都押中了,写出来大同小异,得分不会太高。我知道自己数学、史地不行,全靠政治和语文拉分了,便另辟蹊径,写了一篇抒情散文,后来证明得分还可以。

 

甘肃的语文试卷中有一道改错别字的题,出了八个成语,其中有:鬼鬼祟祟、枉费心机、不知所措、一枕黄粱。考生们怎么看怎么像是挖苦自己,考完之后,就有人编了一段自嘲的顺口溜:

 

鬼鬼祟祟进考场,

不知所措答卷忙。

枉费心机来考试,

一枕黄粱梦不长。

 

考生志愿的选择十分盲目,兰州市的考生有老师指导,估计会好一些,连城沟的考生几乎90%的人第一志愿都报的北大、清华。反正有枣没枣打一竿子,万一要是碰上呢!到后来则尴尬得谁都不好意思说。

 

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兰州大学经济系。其实我很喜欢文学,只是觉得文学不能当饭吃,只能当业余爱好,所以才报了经济系。第二志愿报的是甘肃师范大学,报完之后很后悔,因为当时最吃香的四大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没有人愿意当老师。

 

在等待录取通知的那段时间,我心里一直在纠结,万一取到师大去还是不去。后来取到了一志愿,我便和人开玩笑说:他们怕我二志愿不去,所以取到一志愿了。

 

考完试不久我接到通知,到永登县城去参加复试。连城本是永登县的一个镇,离永登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但是中间隔着祁连山过不去,要去永登县城必须先回兰州,绕一个大三角,中间要汽车—火车—汽车,连倒三次车才能到达。

 

和我一起参加复试的一共七个人,其中有位大姐叫陈春燕,也是四公司的。她是北京九中的老高三毕业生,在云南插队多年,因为回不去北京,嫁给了四公司的一个中专生,四冶以招工照顾亲属的名义,解决了她的回城问题。从北京出来嫁到这样一个小山沟,陈大姐心里是很委屈的。

 

陈大姐参加高考一路上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很不容易。她的生父解放前是国民党沈阳市政府官员,1948年底被国民党政府裹挟去了台湾,因为走得匆忙,连与妻子告别都不准。当时她还不满周岁,母亲带着她改了嫁。这次高考,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出身,按高考政策是不论家庭出身,重在本人表现,但是下面执行起来就全看各单位怎么掌握了。

 

在我认识的人中,那一年就有好几个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准报考或不予录取。陈春燕当过知青,见多识广,能言善辩,她据理力争说服了招办的人,准许她报了名,可是参加高考时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去复试的时候,一路上都在吐酸水。

 

复试的时候,公司派车把我们送到海石湾火车站。我要去买票,陈大姐想给我们省几个钱,不让买,她要带领我们逃票。我们几个人都没干过这事,有点害怕。陈大姐说,别怕,我有经验,碰到查票的就说你是知青,一般都不管,有什么麻烦我来跟他们交涉。

 

谁知一上车就赶上查票,我们几个人都没干过这事,装知青也装不像,列车员一问就把底问漏了。我从未逃过票,只这一次还被抓住了,羞得脸通红。还好,列车员只让我们每人补了八毛钱的车票,并没有罚款。

 

到了永登,大家都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了,想找个地方吃饭,陈大姐还是不让我们去,她要给我们找个免费吃饭的地方。几个人在街上转来转去,来到一家运输公司门口,陈大姐要带我们进去,我们都不好意思,最后陈大姐一个人进去了。不知她是怎么和人家交涉的,运输公司的领导居然同意我们七个人免费在他们食堂吃饭。当时我很不理解,陈大姐为什么要省那几个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逐渐明白了,是环境造就了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存能力,知青们怎么活呀!

 

后来,陈大姐被甘肃师大录取了。其实她的考分比我们都高,当时重点大学的录取对年龄要求比较高,很多高分的大龄考生被录取到了师范院校。陈大姐原打算接到录取通知书就去做人工流产,可是那会儿孩子已经四个多月,做不成人工流产了,要做只能做引产,风险很大。陈大姐已经30岁了,上完大学还能再生育吗?权衡再三,她只好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费了这么多周折,陈大姐还是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这是她终生的遗憾。每当想起她的遭遇,我的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19782月,我被录取到兰州大学经济系。班上一共59名同学,其中有24名党员,占全班人数的40%35名团员,占总人数的59%强。按照当时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已经红透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说明考前他们都是各个单位的佼佼者,因为“红”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价值取向。

 

59名同学中,只有一名非党非团的“群众”,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刚满16岁。为了“消灭”这个唯一的群众,团支部很快发展他入了团。按程序团支部书记要找他谈一次话,他很紧张,也很认真,当天晚上就跑回家去,找同学借了一本团章,背了一晚上。后来被同学们当成了笑话。

 

59名同学,刚入学没几天就少了一名。有位从天水考来的同学,已经入学了,父母亲又追到学校,逼着他退了学。开始我们以为他家里经济上困难,全班同学一致表示,愿意集体出力帮他读完大学,但是不得要领。

 

原来这位同学是独生子,考前家里已经给他订了婚,父母亲指望他给他们养老送终,害怕他考进城就不回去了。他是背着父母亲参加高考的,直到入学父母亲都不知道。这位同学说什么也不肯走,与父母亲僵持了一个星期。同学、老师和系领导都来做工作,但是两位老人坚决不同意,硬是逼着他退了学。天水很穷,整个甘肃都很穷,与贫穷并生、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愚昧。

 

那位同学走了之后,班上又来了一位借读生,是甘肃省建筑公司的宣传干事,他在我们班只借读了一年半就考上了研究生,成为恢复高考后经济系的首届研究生。虽然他没有经济系的本科学籍,班上同学却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一直是作为同学对待的,因此班上的人数还是59人。这位同学后来成了著名经济学家,现为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他的学术兼职头衔太多,这里容纳不下,只好从略。

 

关于另外58名同学,故事就太多了,这里只讲几件和当年高考有关的事。

 

从兰州机车车辆厂考来的陈同学,在单位各方面都很出色,可是单位历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没有推荐过他,这次高考自己考上了,领导却要出来做好人,拿着录取通知书找他谈话说:“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送你去上大学,你个人有什么意见?”

 

高同学入学前在陇南插队,管着队里的几百只羊,每天天不亮就要把羊赶到山上去。一天早上,他刚把羊群赶到山脚下,大队书记追上来,告诉他,你不用去放羊了。说完,交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改变了他的命运。

 

从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考来的刘同学,高考前妻子正在怀孕,高考那天早上,妻子出去给他买早点,走到半路忽然觉得肚子疼,她知道快要临产了,强忍着疼痛买了几根油条,却怎么也走不到家了。街坊邻居发现之后,帮着刘同学把妻子送进医院,让他赶紧走,不要耽误考试。第一场考完,他来到医院,女儿已经出生了。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女儿的生日--1977127日。

 

如今40年过去了,班上的同学如满天星斗,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已经定居国外。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都很出色,成就大小不同,但是没有一个给77级丢脸的。他们的成就加在一起,可以用辉煌二字来形容。

 

从政的同学有30多位,20位是厅局级以上干部,其中一位是深圳发展银行的创办人,曾任发展银行第一任董事长兼总裁,还有几位分别担任过国字头央企的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等职务。

 

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的有10来位,能称得上经济学家的至少有5位。还有几位下海创业的,也干得相当不错,兰州市的地标性建筑世纪广场,就是班上一位同学所建。

 

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77级毕业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国家百废待举,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容易地找到一个发挥自己才干的平台。不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那样,面临如此激烈的就业竞争。

 

我们做出的那点成绩,并不值得炫耀,真正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进去”的,没有一个“走”的。没有一个进去的,是因为我们不约而同地守住了那条底线,至于说没有一个走的,那只能归功于上帝的眷顾了。

 

关于77级,关于我们这个班级的故事,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讲完的,我将在我的长篇小说《77级记事》中向读者全面展现他们多彩多姿的人生历程。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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