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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写在先父诞辰100周年


--作者:王广生


十年砍柴按:这是大舅写的一篇纪念先外祖父的文章。

今天是先外祖父百岁冥寿。三位舅父和三位姨妈在老家相聚,一起纪念他们的父亲。伤心的是我的母亲今年年初病逝了,或许可以安慰自己:母亲已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了她的父亲。 

外祖父去世时,我正在读高二。他的坚韧、勤劳在我少年时对我无甚影响。而今我已人到中年,想起外祖父和我的母亲,才明白这些品质是多么的可贵。

这篇文章中所指的那条河,是外公屋门前的石马江,古称高平水,发源于隆回县的望云山,流经150华里后汇入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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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王公讳立名,字顺卿,生于民国戊午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公历191865日),卒于农历丙寅年腊月十二日(公历1987111日),享年69岁。


值先父百年诞辰之际,凭儿时所见所闻,拾取其为家庭、为子女辛苦、劳累一生之片断,聊表子女暨孙辈的怀念之情。


白手起家


先父兄弟姊妹七个,他排行第四。由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爷爷家里人口多,家境贫困,除三伯、五叔、六叔和姑姑上过几年私塾,大伯、二伯和先父均为文盲。先父22岁成家,先母时年16岁,婚后不及一年就与爷爷奶奶分家而独立生活。


当时,先母正怀着姐姐(编者按:即我的母亲)。分家时,先父母从爷爷奶奶处分得4升大米(为量粮食的器具,的十分之一,4升相当于6市斤)、8个碗、8双筷子、1箩稻谷(约50市斤)、两口铁锅、约2份子田份子田为租种地主的地,收获的粮食二分之一交给地主,该地原是爷爷家租种地主的)、临时住房一间。没有耕牛,没有农具,没有自己的地,唯一的资本就是先父一副硬朗的身板和勤劳俭朴的秉性,坚韧不拔、永不服输的意志,还有先母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内助。他们向着心中的梦想—-拥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住房和温饱的生活努力拼搏……


在先父母布满老茧的双手下,心中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分家五年后,添置了耕种所需的农具、耕牛和居家生活的家具,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并有余粮;分家十年后,除了耕种地主的近7-8份子田和我外婆的1亩多土地,还自己购买了2亩多水田,开垦了近2亩旱地,步入到村里中上生活水平;分家15年后,盖起了一栋4个垛子二层楼的砖瓦房和灶屋及猪牛栏等设施,这至少是20多年来我们村的第二栋新屋。


购买水田是先父这一时期最大的愿望,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他看来,只要有了自己的土地,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定会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土地改革后至农业合作社这一时期是父亲购买土地最多的时期。其实,北方省份1952年已开始在农村推行互助组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湖南1949年下半年才解放,土地改革是1951年开始,1953年初结束。我的老家农业初级社是1955年才开始,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开始贱卖土地。老家的河对面大平峡张九的儿子在西安工作,知道农村土地入社归公是大势所趋,写信给他父亲说:一担谷的田(很便宜)你不要买,一担谷一斤的肉(很贵)要多吃。可我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老实农民,哪有这般见识,原本就一心想多买地,见土地又便宜,倾其所有在土改后至入社前买了近十亩水田。我清楚的记得买最后那丘田是上头冲梭子田约一亩地,那已是1956年,卖主是一位中年女性,不是我们村的,我父亲很满意地买了下来。1957年农村已进入到高级社,我们家是本村最后一户被迫入社的,连同土地、耕牛、农具都入了社,归了公。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两个目不识丁、白手起家又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别说是攒钱买地、砌屋,就是养活一家人已很不容易,先父母为此所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父亲的勤劳刚强在附近周边村子一带是出了名的,父亲去世时,一位前来吊唁的长者对我说:你父亲这一辈子干了三辈子的活还不止。是的!从我记事起到1969年我参军离家,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休息过一天,不管是大年三十、初一都没有休息过,如果是大雪天实在出不了门干活,就在家里用铡刀铡干红薯藤(喂猪用)或干豆壳(喂牛用),这或许是他认为最轻松的工作。


人们常说农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句话不适合我父亲,因为他总是天刚朦胧亮时已出门干活,晚上9点前还在忙活。外人很难想象我家那永远也干不完的活:田里的活、土(旱地)里的活、为了在生产队多挣工分而修生土(刨草皮)烧土灰拖草捆草、养猪、养鸭、酿酒、做豆腐、卖甘蔗、捕鱼、做饼药(酒曲)……一家十来口人,要吃要穿啊,就是小菜(蔬菜)也要比人家种的多。


耕种


父亲是种田能手,农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犁田、耙田、挝(音zhua)田框(夯实田埂防漏水)、钩田形(靠田埂用铁耙堆上20-30公分宽的泥巴,可能也是防漏水,上面可种绿豆或长豆角)、育秧、插秧、施肥、除虫、耗田(除草)、打禾(收割水稻)、捆草、绿肥、回冬(或称冻田,既冬天将水田翻耕灭虫沤草)……他都做得很精细,所以,他种的水稻总比别人种的长得好,收得多。


一次,大队书记路过我父亲种的责任田附近,远远看见有丘田的水稻长得特别好,就说:那丘田肯定是王顺卿种的。父亲对这样的赞美很受用,对农民而言,说他的地种得好,那是最好的犒赏。父亲不但田里的水稻、麦子、油菜、甘蔗等庄稼种得好,土(旱地)里的红薯、黄豆、高粱和各种蔬菜也种得好。


在加入农业高级社以前,我家的地分布很远很散,从西到东超过3华里,最西边是庞龙山(岩山岭对面,靠磨塘)我外婆给的一丘田和一块土,最东边是禾家田,那里有大小7丘田约3亩多,还有父亲开垦的两块土,面积足有2亩多。尽管坡度大,但人勤地不懒,父亲1955年从靠山脚的那块土里挖出一根3斤多重的红薯,挖断了一把锄头。村里的人说我父亲拿这根红薯去评奖了,其实是误传,他把红薯挂在二楼的楼脊上,待风吹干一些水份,冬天伴着糯米煮饭吃了。最南边是河对岸渡口边”3丘田约1亩多,坝边裤挡田1亩。其它的田土离家较近。由于离家远又分散,耕种起来很辛苦,农家肥要从家里挑过去,收获的稻谷、农作物要挑回家,增加了很多的劳动量,由于离家远,收农作物时,中午一般都是我姐姐或我在现场看守,父亲下午来时给我们带中饭来。河对岸的田耕种更费力,老家前面的那条河五十年代河床宽、水流量大,且春耕和夏收正值汛期,原来过河有船摆渡,1966年修了拦河坝,渡船就废了。所以,到河对岸耕种要摆渡或涉水,耕牛农具也都要摆渡过去,收获的稻谷稻草要摆渡运过来,很费力。


单干时,父亲耕种的地在我们村里是最多的,因此,他只能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忙。后来入了集体了,出工收工的时间队里统一了,父亲应该轻松了,但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粮食和副食、精耕细作自留地,而且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他更加忙。


队里的粮食和副食分配一部分按人口,一部分按工分。在队里,父亲全年挣的工分是队里主要劳动力中最多的,但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全队人均工分我家是最少的,到了年底不但没有分红,还要从家里拿钱交队里的欠款(粮食副食折价款)。因此,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多挣工分,利用早晨上工前、中午休息时、晚上收工后修生土土灰。这是老家农村一种积肥的方式,用锄头将地上的草皮刨起、晒干,堆起来烧,烧净冷却后用灰筛筛出的细灰叫土灰,未漏下的粗土疙瘩用禾杠炼碎再筛,如此反复。土灰交给生产队,按(约80斤)记工分,我们生产队用的土灰差不多有一半来自我家上交的。


干这种活非常辛苦,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又累又脏,大热的天,汗流浃背。尤其是筛灰、炼灰,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口腔、鼻孔、耳道、全身都是灰,只看见白眼珠和白牙齿,干这活大多都是晚上,我与父亲一起干。不烧土灰时,晚上也不得闲,到稻田拖草、晒草、捆草、挑草,或是早晨上工前割草、检粪,父亲带着我干,说实话,这些繁重且脏的生产劳动,我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当然,也有体惜父母辛苦的因素。


饲养


在农村,耕种主要是解决粮食,用钱主要靠饲养。我家猪、牛、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都养,但主要还是靠养猪卖。而养猪中最辛苦、风险最大是养母猪,当然,养母猪经济效益也会好一些,但敢养母猪的家庭不多,一般人吃不了那个苦,也没有那个技术。父母从与爷爷奶奶分家后第三年起,除了办公共食堂的两年多和公共食堂解散后的一年时间,我家里没养母猪,其他时间都养有母猪。母猪每年生两窝仔猪,每窝一般为12只左右,仔猪一般养到两个月出栏时每头重约2030斤,出栏的仔猪多数为附近村庄农户来家里买,家里没卖完的父亲挑去赶场(集市)卖,七十年代以前仔猪的单价与猪肉价格相近。我家的仔猪喂得好,长得快,皮色粉红发亮,招人喜欢,口碑好,周边人家愿意买我家的仔猪,所以不愁卖。


养母猪除了要耐心、细心,还是个技术活,父亲懂得一些家畜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母猪或仔猪生病时,他会去山上采挖一些草药煮水伴在母猪食里,母猪吃药,仔猪吃母猪的奶,仔猪的病也就好了。父亲常说:母猪生崽后,家里象打仗一样。从母猪临产到仔猪会吃食的这些天,父母难得睡个好觉,接生、胎盘处置(如果母猪吃了胎盘就影响下奶)、防止仔猪被压等揪着父母的心,他们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甚至守在猪栏边。仔猪出生十天左右,奶水不够吃了,这时就要加辅食了,开始是熬白米粥喂,以后逐渐增加豆腐脑、酒糟等营养品,我们那时以萝卜、红薯充饥,心里真是羡慕仔猪的伙食比我们的好多了。随着仔猪个头的增长,食量越来越大,喂养也越来越累。除了增加米粥外,每天都要磨豆腐。那时没有机械化,都是手工石磨磨,柴火煮豆浆,人工磨石膏。除了磨豆腐,还要蒸酒(做酒胚)、烤酒(蒸馏),烤酒需要大量的冷水做冷却,那时没有自来水,都是人工挑井水,技术活是父母亲做,推石磨、挑水这些粗活主要是我们的事。除了养母猪外,家里通常养两头肥猪,一头卖给食品公司,一头过年杀年猪,当然也舍不得都留来吃,一般是卖一半,自己留一半过年。老家养猪都是熟喂,由于饲养的猪多,每天要煮23大锅猪食,有了小猪仔后煮的猪食更多,加上酿酒、做豆腐,我家的煤炭、柴禾的消耗比人家要多好几倍。那个年代没车辆运输,煤、柴都是靠肩膀挑回家,煤炭要去来回70多华里的岩口铺煤矿(隆回县)或三溪煤矿(隆回县)购买挑回,挑柴也是去离家来回70多华里的板竹山(巨口铺往里十多里地),肩挑100多斤的担子长途跋涉,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兄弟还很小,这些重活都是父亲干,我们兄弟1213岁时,就跟着父亲去70多华里以外的地方担煤、挑柴。家里煮猪食、喂猪、做饭等家务活主要是母亲做。


捕鱼


70年代前,农村物资匮乏,一般人家除了过年、端午节、中秋节等大节外,很少买肉菜,家里来了客人,多数是炒几个蛋或做点腊肉腊鱼待客,也有下碗面条打两个荷包蛋当菜招待客人的。父亲擅长捕鱼,一是为了卖鱼换钱贴补家用,二是为了加工成腊鱼招待客人。


每年从农历四月到农历九月,大部分晚上父亲都要去河里捕鱼。天快黑时,父亲将煮好的稗子二禾谷(不饱满的稻谷)撒到定点的河水里喂鱼,晚上7点半左右就去捕鱼,从上游的罩塘到下游的沉水塘(六房头往大西头方向上坡处)沿河岸大约4华里,约有20个捕鱼点。一是在鱼的迴游聚集点,二是河床地形好,没有乱石钩网,水也不能太深,父亲长年在此捕鱼,经验丰富。我大约6岁开始就陪父亲去捕鱼,一是有我作伴给他壮胆,二是帮提鱼篓。每晚捕鱼的数量不等,多时34斤,少时不到一斤,大多数为12斤。捕到2斤以上的大鱼时,父母会让我第二天早晨送大路金家我姨家,请她帮卖,她家曾是开旅馆的,熟悉客源。


父亲要是第一网捕到一条苦巴精(鱼的名称),他认为是当晚捕不到鱼的兆头,他会很灰心,兴趣大减。


酿酒


父亲的酿酒技术很好,远近闻名,酿酒、卖酒也是我家四、五十年代的一项重要收入。家里常年至少有一口酒缸在发酵,母猪产仔期间和冬季常有两口酒缸在发酵,六十年代以后父亲也酿酒,但以自己喝为主,兼顾周围邻居少量换酒(以稻谷或大米兑换)。


父亲一辈子有喝酒的嗜好,他说喝了酒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浑身有劲,走夜路胆子大,阳气高,父亲爱喝酒,但没见他喝醉酒。


父亲酿酒、卖酒从不耽误白天干农活,一般天快黑时开始淘米(一缸酒大约22斤大米,陈粮最好,出酒率高)、蒸饭、饭熟后倒出放凉,加酒曲拌匀再放酒缸发酵,一般20天左右发酵好,加水后再放置几天即可蒸馏(老家称烤酒),冬天酒胚发酵需保暖。我母亲也会酿酒,所以在凉米饭的同时,酒的蒸馏也已开始,安好蒸馏设施后,父亲就去睡觉,由母亲烧火、挑水、换水和操作余下的蒸馏程序,一缸酒一般换45锅水,酒量大约在2628斤为好。蒸馏好以后,母亲把酒装进酒桶(木制的密封带盖圆桶),就叫醒我父亲,此时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父亲挑着酒送去宝庆府城(现邵阳市),从北门口过资江,送到老街的一家店铺,父亲酿的酒品质好,长期为这家店铺供货。交完货,父亲连夜返回。从老家到邵阳市走小路来回70多华里,父亲回到家一般天刚亮,当他牵着牛扛着农具到田里耕地了,邻居才起床开门。


制售饼药


除酿酒外,制售饼药(酒曲)是我家的又一项副业,这是一项劳动强度大、持续时间久的家务劳动。一般从农历的六月至九月,持续近四个月时间。


父亲在房前屋后种有很多饼药草,每年在早稻收割后,父亲开始做饼药卖,为了不耽误队里正常出工,制做饼药都是利用中午休息和下午收工后的时间,饼药加工中最累人的活是将稻谷用碓舂成细粉,再将饼药草也用碓舂成碎渣,再把二者加水拌匀经碓舂成泥状,加上饼药引子后做成一个个圆球状的团子晒干,用麻绳穿成一串串象大佛珠串似的挂在竹杆上晾晒,干透后放置干燥的地方(如干稻谷上或干石灰罈子里)备用、备售。往往一次制做十来斤稻谷的饼药,碓舂得23小时,我家的碓在走廊的西头,大热的天顶着太阳,其辛苦可想而知,我现在想起来都冒汗。


父亲常在冬季农闲时节的早晚去周边方圆十余里的村镇卖。父亲的饼药酿出的酒好且出酒率高,熟客都愿意买。


卖甘蔗


卖甘蔗也是父亲一条挣钱的门路。单干时,父亲总要种一丘田的甘蔗,加入集体后,每年队里分的甘蔗他不舍得给我们吃,他是要留住卖钱的,而且还要从队里多分一些(另加价交钱),窖在屋前的田里。


每年的腊月十五左右至正月十五是父亲卖甘蔗的时间,尤其是正月初一到十五比较好卖。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甘蔗,剥去蔗叶,削去根须,立着捆挷在套着落脚(竹子做的运输工具)的箩筐里,清早挑着去赶集市或转村庄,沿途叫卖,卖甘蔗的地点不固定,以五星、巨口铺、龙溪铺等山区乡镇及其村庄为主,因这一带不种甘蔗,小的5分-1角钱一根,大的34角,多数是2角左右。父亲卖甘蔗很在行,服务态度好,有时下午4点前就卖完了,但大多要天黑时才能回到家,一天下来能卖1015元左右。


我上初一开始,父亲就要我也参与卖甘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小本买卖,老家春节前后是最冷的季节,站在村口街头,寒风刺骨,手脚被冻得麻木发硬,客人买了甘蔗还要给他削好,那时也没有手套,双手红肿。我跟父母说:要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想卖甘蔗,我觉得吆喝很难为情,像讨钱似的,碰到同学更不好意思,而且,去村子转卖我怕狗咬。父亲说,一不偷二不抢,怕什么?卖了甘蔗你才有钱上学。但母亲理解我,后来没有过多的逼我去。


40年代和50年代初,为了挣钱养家,父亲还利用农闲时间加工挂面卖、去隆回籴粜小麦等生意。


总之,父亲依靠自己仅有的资本--力气和勤劳,起早摸黑,为了养家、发家、让全家人有尊严地生存而拼命。


砌屋


在农村,最大的置办莫过于砌屋,这是每个男子一辈子追求的理想,但终一生未能实现这一理想的也不在少数。60年代以前,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湘中农村,要盖一栋四个跺子的二层砖瓦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40年代后期,爷爷的家境好起来,1954年,爷爷花钱并主持给五叔、六叔盖了一栋四个跺子二层的砖瓦房,格局、用料、装饰在我们附近村庄都算上乘。


父亲性格好强,从不认输,不甘居人后。决心以一已之力也要砌一栋相同的房子。父亲1955年开始备料,1956年建成一栋四个跺子的二层砖瓦楼房,这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自豪的力作,足见父亲的能力、胆识和体力,尤其令人折服和惊愕的是砌屋所用的所有木料、砖、瓦都是父亲一个人扛、挑至工地。听我姐姐说,地盘子(砌屋的场地)的所有土方是父亲一个人挑的,所有的木料是父亲带了两个木工在乌雨庙(五星乡)砍伐后,父亲一个人将树木扛至河边、扎成木排,等夏季发洪水时顺水放排至家门前河的坝边,又一个人把几个木排的树木扛上岸,再扛到工地。砖瓦是从仪馆瓦窑买的(离家约3华里),他一个人用了一个冬天挑回工地,这些建筑材料究竟有多少吨,没人估算过,以现在的4吨卡车装载,估计108车是装不下的,但父亲用自己的肩膀硬生生的完成了。


相濡以沫


先妣王门张氏老孺人讳岁英,匏湾村人,与石罩村仅一山之隔,田土相连。老孺人少年丧父,姊妹4个,她最小,16岁过门到先父家,与父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29年,生育11胎,我前面的3个哥哥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均因病在2岁左右夭折,三妹也病故于3岁。母亲夜以继日操持繁重的家务,积劳成疾,于44岁早逝。其时父亲50岁,正值壮年。母亲逝世后,也有诸多说媒者,劝父亲续弦,一则有人照顾茶饭浆补,二则接管年幼的妹妹,但父亲一是顾虑后续者不能善待幼女,二是割舍不了与结发的深情,一直推辞不续,又当父又当娘,以一己之力,艰难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


先母自幼体弱多病(1964年在邵阳专署人民医院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心功能三级,此病应为年轻时患有),难以承受农家重体力劳动,且子女多、饲养家畜、家禽多,家务繁重。因此,单干时,除土(旱地)里的活和田里的助草、收割等农活母亲帮着干,凡重体力活父亲不让母亲干。入社参加集体后,凡重体力活,如抗旱车水(用一种木制的农具将灌溉稻田的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的劳动,一般两人配合完成,长时间车水时,一条水车两班人),男劳力不够用,也要安排女劳力上,父亲在做完自己班任务轮休时又去顶母亲的班。在我们还幼小时,父亲离家前总要把水缸的水挑滿,尽量减少母亲的重体力劳动……


母亲对父亲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父亲常说,没有你娘的细心照顾,我早就死了,骨头早就烂了。是的,那是我亲眼见所、亲身体会:195919601961年,因天灾人祸,粮食大减产,全国缺粮,据说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老家人们深受其难,树皮、草根、野菜都挖完了,谷糠也用来充肌,父亲因营养不良导致全身水肿,走路已没有力气,公共食堂的老秤(16两一斤)5两米饭根本吃不饱,母亲是4两米,二妹是2两米,我是3两米(相当于现在2两多一点点),母亲把二妹的那份口粮拿回家以备接待客人用,母亲和二妹吃她自己那一份,为了让父亲多吃一点,母亲又把与二妹俩人吃的这一份拿出四分之一给父亲,看到这情形,我也分餐自觉地分出四分之一给父亲吃,父亲推托不要,我说我够吃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没有任何油水,一天只吃两顿,晚上常常饿得睡不觉,只有过年才能见到一点油荤,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饱吃一顿白米饭。我心里明白,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不能死。


为了补充父亲的营养,母亲听人家说用稻草为燃料、烧酒蒸鸡大补身体,治疗浮肿,家里养有两只准备过年用的剦鸡,可是从那里去买酒啊?为了保口粮,政府禁止民间酿酒,后来母亲打听下门谢家(我奶奶的娘家,靠牌楼边)的一个亲戚家可以搞到酒,母亲去买了二斤,用包袱包着放在竹篮里趁天黑偷偷地拿回家。给父亲蒸鸡的那天晚上,母亲早早就要我和弟弟妹妹上床睡觉,她关上房门,到厨房把鸡杀好放在蒸钵里,倒上些酒,把蒸钵放在鐤锅里,下面烧稻草蒸熟,父亲就着烧酒含着眼泪吃完了那只鸡。父亲也递给母亲鸡肉,但母亲坚持不要。期间我起床帮助母亲干些活,我年龄大些,她知道我懂事,所以不用背着我,当鸡做好了,父亲开始吃时,我进房关上门上床睡觉。我知道,母亲怕父亲当着孩子的面吃不下去才这样做。


过了几天,母亲又杀了第二只鸡蒸给父亲吃。后来,不知母亲从那里买来了一只鸡,仍按上述方法做给父亲吃。父亲吃了3只烧酒蒸鸡,浮肿病也好了。


每年的春耕,是父亲最累、最辛苦的时期。在这个时间段,每天早餐前,母亲总会给父亲做一碗甜酒冲鸡蛋,一般是3个鸡蛋冲一大碗甜酒。从我记事起至母亲病危,除公共食堂期间没有条件,其余年份基本上都坚持。


父亲和母亲间没有甜蜜的语言,更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无言的关怀,自然而默默的相互尊重、体贴、照顾和相斯相守。


舐犊情深


父亲生性刚烈,为人耿直,脾气急躁,寡言少语,一脸严肃,难得有笑脸,我们兄弟姊妹都怕他。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他挑煤炭从河对面过坝时,会赶紧把走廊、堂屋挡道的凳子、物品搬开,否则,他会一脚一个踢飞,他的这种火暴脾气在我母亲去世后要好一些。


说实话,我小时候也怨恨过父亲,但长大了慢慢理解他、敬佩他。父亲真的不容易,家里这么多人,他为了这个家,吃了常人没吃过的苦,受了常人没受过的累,干了人家几辈子都没干过的活,他怎么可能不烦躁?怎么可能不发火?怎么可能不骂人?他压力太大,他要减压。他对家人也有温暖的一面,慈祥的一面,他是个负责任的父亲。


我母亲去世时,小妹不满4岁,二妹才9岁,大妹12岁,小弟刚满15岁,大弟不满17岁,我不满19岁。母亲在世时,家里的一切计划、衣着安排、人情客往、小孩管教,我父亲从不操心。


母亲出殡的那天,四面山头哭声一片。人们在为这么好的人过早去世而婉惜和悲痛,更为遗下这么多无母亲未成年的孩子心痛和担忧。670年代不像现在,那时经济困难,物资匮乏,衣服裤子被子蚊帐都是补丁加补丁,鞋子都是家庭主妇缝制,农家很少有买现成衣服鞋袜和床上用品的。母亲去世了,今后缝补浆洗谁来做,这么多人的饭菜谁来煮,三岁多的小孩谁来管,这么多的小孩,这么多的劳务,家里没有主妇,天真的塌了,这个家真的要散了。


面对家庭的变故,向来粗心、脾气火暴的父亲勇敢的接受了现实,既当爸又当妈,忙完家外的又得忙家里的,洗衣做饭喂猪都得自己干,还得管小孩。这么一大家人要吃、要穿、要上学,都得用钱,所以,过去开展的家庭副业、饲养一样都没有少,弟弟妹妹的吃、穿、上学读书都不比人家有娘的孩子差。父亲又操持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婚姻嫁娶,办得热热闹闹,毫不逊色于人家。当然,这与我姐姐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编者按:外祖母去世时,我的母亲已生下了哥哥与姐姐,对诸舅与诸姨,她确实是大姐如母)。


父亲虽然是个大老粗,但并不古板固执。我姐姐上学尽管父亲开始不太同意,但在那个年代,普通农户基本没有送女孩上学的,大路金家我姨父家境殷实,人口也不多,表兄都上了学,一个是50年代初武岗师范毕业,但就是不让唯一的表姐上学。姨父听说我姐上学了,还来质问我父亲:你家是不是想出个先生?在我们那个行政村,几百户人家,有不少人家经济条件比我家好得多,但我姐是全行政村唯一读了农中的。我们兄弟姐妹除大妹上一年级时因母亲去世辍学,其他凡愿意读书者他都送读。我虽然六年级一期父亲不让我上学了,但朱自强老师和岳庞老师来家作了两次工作,父亲又让我继续上学。


我小时候体质不好,易生病,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在学校发烧,父亲得知后立马来学校背我回家,还给我披上带垂子的鱼网,说是鱼网的垂子(铁制)可以避邪。


1958年家乡发生脑膜炎大流行,大弟染病,几天高烧不退,父母焦急万分,母亲一直抱着大弟用各种土法退热,父亲一夜未睡,两次去小水庙请医生。


赋闲广西


1982年,二妹结婚了,为了稳定父亲的情绪,不使他感到落寞,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我和爱人把他接到南宁。记得是农历十二月去的南宁,在南宁过的春节。那段日子他过得很开心,在南宁游览了公园、动物园、南湖、邕江,看了杂技演出,逛高楼,乘电梯,他都觉得很新奇。除了星期天我们抽时间陪他,其他时间都是他自己游览。他虽不认字,不认识路牌,但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记路,他说从住宿的院子开始,每天向外扩展200300步,不坐公交车,原路返回,逐步把路都记熟了,我的岳父母是东北人,家里常以面食为主,正对父亲的胃口。


在南宁住了一个多月后,我接他到我的部队-钦州龙门岛,在那又住了一个多月。龙门岛没有繁华闹市,但有一望无际的大海,他很感兴趣。当时,部队后勤部范部长的父亲也来部队,他是隆回县荷香桥人,与父亲同庚,隆回与邵阳语言虽有差别,但也算是较近的老乡,。他们常去看海聊天,他们觉得最奇特的是海的潮汐,上午见满满的海水,下午去就看不见了,第二天又见海水满满,这么多水流到那里去了?又是怎么流回来的?他们始终弄不明白,我跟父亲讲了潮汐生成的原理,他仍是将信将疑。


为了打发日子,父亲用竹杆做成钓鱼杆去钓鱼,但在海里钓鱼与在河里、塘里钓鱼可不一样,他没经验,大半天才钓了两条不足一两的小鱼仔。有一天他拿回几条草鱼和斑鱼,足有45斤,我说海里怎么钓上淡水鱼?父亲说:在他钓鱼的旁边有口大水塘,他去试钓一下,不久,来了两个军官问他,父亲说了我的名字,那军官一边与他聊家常,一边叫来了几名战士用渔网打上来几条鱼送给父亲,父亲不肯要,但他们硬要塞给父亲,我说那两个军官是汽车连的连长和指导员,那口鱼塘是汽车连养的鱼。


父亲闲不住,刚好营区周围有很多荒地,因为是机关,厕所的肥料也没人用。他说想种菜,我怕他闲着出毛病,为了稳住他,就找了锄头和桶、瓢等工具给他,又找连队要来菜种,父亲在营区周围开垦了大片菜地,种了豆角、茄子、苦瓜、辣椒、南瓜等蔬菜。他精心管理,肥料充足,蔬菜长得很好,但过了清明节后,父亲呆不住了,一定要回去,他说春耕到了,要回去耙田、做秧田,责任田荒了可惜,哪有当农民的拿钱去买粮食吃的道理?我知道他一是挂牵家里的小妹,二是春耕时节到了,一辈子忙于农耕的他是绝对离不开他深爱的土地,只好送他回家。他走时,蔬菜正在挂果,后果,后来瓜果成熟时,我让机关干部食堂炊事员去采收。


父亲不识字,更不善言辞,但他一生勤劳、正直、俭朴、坚韧、善良、诚实、守信。这些德行是我家安家立命的传家宝,后代务必传承光大。



转自《文史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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