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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忆汪曾祺:老头儿下蛋


--作者:汪朗


汪朗,19516月生于北京,197810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入学前曾在山西忻县插队三年半,在太原钢铁公司当炼钢工人六年半。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经济日报》,先后从事国内、国际多个领域的经济报道,当过几个部门主任,大致还能胜任工作。2011年退休。

最近几年,业余时间写点儿关于吃吃喝喝的文章,编过两本集子,好像还有一点点影响。仅此而已。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妈妈这样叫,我们几个儿女这样叫,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我们在言谈话语之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老头儿之称呼用于汪曾祺,在他60岁以后。虽然他后来戴上了著名作家甚至著名老作家的帽子,参加各种活动被人恭恭敬敬地称为汪先生、汪老师、汪老,但是在家人中间,他始终只是老头儿,和和气气,平平常常,随随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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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汪曾祺


老头儿文章写得好,全家人都同意。惟一投反对票的是孙女:爷爷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和别人的不一样,没词儿!当时她上小学,老师让学生从名著中挑点花哨的辞藻用在作文中。她在老头儿的文章中找了半天,毫无所获,于是很恼火。老头儿听了哈哈笑:没词儿,好!


其实,又何止是他的孙女,当初我们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也看不上爸爸的文章--当时还不是老头儿。倒不是有词儿没词儿的事,而是一点没思想。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合时宜。1960年代初期,他从张家口劳动改造回北京,写了三篇小说《羊舍一夕》《看水》《王全》,后来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了个薄薄的小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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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爸爸当时挺兴奋,一来这是他解放后出的第一个作品集,尽管只有3万多字;二来稿费给得高:千字22元,一级标准,和郭沫若、老舍一样。从说话的表情看得出,他意不在钱而在名。既然是少儿读物,我们自然要读上一读。读过之后--嗨!没劲。里面全是凡人小事,没有抓出坏人,也没有树起英雄,和我们常看的作品全然不同。


记得当时看过一篇小说,还挺有名。说的是一个老农民到城里为合作社卖菜,为了多卖些钱,在菜中洒了点水,结果受到当社长的儿子的批评。农民老子不服气,说这样做是为了社里,社长儿子说那也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坑蒙拐骗,于是老子接受了批评,提高了认识,改正了错误。看了这样的小说,你马上会明白为什么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看了爸爸的小说,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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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夫妇与子汪朗、女汪明及妻妹(1)


后来长大了一点,被发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明白了农民实际是怎么回事,后来又明白了小说不能当政治教科书看,回过头来再看爸爸写的这几篇东西,才觉得有些意思,里面的人都是活人,都很健康,文字也挺顺溜、有味,看来,他的东西得懂事后才能看出名堂。但是再想多看,没了。从解放后到1970年代末,30年他只写了三篇小说。


爸爸重写小说,已是1979年。第一篇是《骑兵列传》,写的是文革中接触的几个革命老干部。说实在的,不好看,像是一篇人物采访记录,文字也有些涩,不过,当时几乎所有小说都离不开大是大非,与政治多少都得沾上一点边,爸爸恰恰对政治搞不太懂,写成这样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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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接着,他改写旧社会了。不写地主剥削农民、农民奋起反抗,写了个《受戒》,一个小和尚的爱情故事。当时还是1980年,这样的东西没有人想到要去写,写了也不可能发表,爸爸对此并不是不知道。但他心里有一种冲动,非要写出来不可,哪怕就是给自己看也要写。


他当时觉得,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之所以会出现打砸抢,是人们对美好的东西已经淡漠。对此爸爸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于是他想通过小说写出人世间的美好事物和美好感情,不管是什么时候的,让人们重新认识美,珍惜美,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美的东西。这期间,他连续写了几篇这类题材的小说:《受戒》、《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还有《天鹅之死》,一篇很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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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家在中山公园


《岁寒三友》写的是旧社会三个贫寒之士相濡以沫的珍贵感情;《寂寞和温暖》写的是一个右派下放劳动时所感受到的温暖,里面自然有爸爸自己的影子。写作《天鹅之死》的起因,是当时北京玉渊潭公园落下几只天鹅,游人都十分欣喜。没想到,竟有人为了饱餐一顿用猎枪将一只天鹅打死了。


当时我们家就住在玉渊潭附近,爸爸常去公园遛弯。他听说这件事情十分愤怒,赶写了这篇小说。他把天鹅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借小说人物的对话点出了天鹅之死的原因: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这段话表明了他在这个时期写这些小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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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老师沈从文


那一段,爸爸确实有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当时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两间房里,只有小屋的一张桌子可供写写画画,可住在小屋的小妹妹经常上夜班,要睡到晚上九点多十点才起床,爸爸着急写作,又不敢吵醒女儿,憋得四处乱转,那模样,好像一只母鸡想下蛋而找不到窝一样。


等到妹妹一醒,他马上蹿进屋里,铺开稿纸,头也不抬便动起笔来。这时候,就是闹八级地震他也未必在乎。时间一长,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一见他心神不定的样子便问:老头儿,又憋蛋了?”“老头儿也欣然接受这一尊称,常常在写文章之前郑重宣布: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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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67岁书法作品


老头儿的蛋一般下得都挺顺利。他在写作之前总要静静地想上好一阵,目不旁视,凡人不理,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名之为直眉瞪眼。一旦动起笔来,就很少中断,往往一气呵成。他的文稿,都很干净,间或有一两处增删,但是没有涂成过大花脸。


有时蛋也下得很苦。《寂寞和温暖》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翻看北京师大出版社新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在这篇小说最后有一小段话:“19801211日六稿,一篇文章写了六遍,在老头儿将近60年的写作生涯中绝无仅有。其实,一再重写的原因不在老头儿,而在于审查官--我们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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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虽说还有干文字工作的,但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不沾边。妈妈在新华社当英文编辑,虽说年轻时也发表过几篇散文,还有些意思,但是自从搞上新闻之后,早就远离了形象思维。老头儿公开宣布过,搞文学,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嗑这棵树的虫,但是文章写成之后他却心甘情愿地让这些外行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从来不生气。


《寂寞和温暖》写作前,社会上已经有不少描写右派改造的小说问世,像《大墙外面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等等,而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于是我们也撺掇老头儿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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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越来越肖乃翁,形似而且神似


写成之后一看:怎么和别人写的不一样?小说中的主人公沈沅当了右派下放改造,既没有大恶,也没有大苦,关心她的好人还不少。特别是里面的一个领导干部挺有人情味,又让她回乡探亲,又送她虎耳草观赏--这盆虎耳草是从他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搬过来的,还背诵《离骚》和龚自珍的诗勉励她。


这样的领导,那个时代哪里会有?不行,文章得改,向当时流行的右派题材小说看齐,写得苦一点,惨一点。老头儿倒是不反对,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一遍通不过再重写一遍,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什么大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大家都很疲惫,不想再了,只好由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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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全集


以后,老头儿的文章看多了,才发现,他表面虽然随和,骨子里其实很固执。他就是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血淋淋、惨兮兮的东西去刺激人们的神经,尽管生活中存在这些东西也罢。他所坚持的是: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可以说,在老头儿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就是四个字:美化人生。这就是他所认为自己这样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至于其他人为什么而创作,那不是他的事。老头儿听了这样的歪批,不知道会不会哈哈笑。


一晃儿,老头儿走了快两年了。真想再听一声: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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