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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黑五类子女的大学梦


--作者:冯印谱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我是在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才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早在初中时,我就向学校的团组织递交入团申请书。团组织负责人说,你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是可喜的,团组织是欢迎的。但是,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要做好接受团组织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团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在阎景中学读高中,我多次向学校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同样需要接受长期考验。学习之余,我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写大批判稿,参加校内校外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假期开学前早早到校打扫宿舍等等,赢得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某次,我患感冒独自在宿舍休息。班主任贾华老师在全班班会上说:冯印谱同学虽然现在还不是一名共青团员,但他各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完全达到了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同学们告我后,我暗自高兴。毕业前夕,在校团委整整考验了两年时间,我才获得批准入团。


高中毕业回村,照旧参加生产劳动。那时有一种政策规定,中专、大学招生,由贫下中农推荐,推荐的条件之一需要具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经历。我仍然抱着梦想,企盼将来有一天能上学,哪怕上中专也好。


回村的往届高中毕业生,有的当了民办教师,有的进县城干了临时工,有的在大队企业当电工、开机器。而我,非常渴望当一名民办教师,那样的话,能够一边教书,一边抽暇搞点文学创作。但是,受父亲问题的影响,我哪里也去不了,只能老老实实当农民。挑大粪,割麦子,修大寨田,啥脏活重活一样干。


好在年龄增长了几岁,身体强壮些,能够承受住这些强体力劳动。其间,我的阎景中学班主任贾华老师和教语文的王全军老师来我们村,调研高中毕业生回村劳动的情况。当着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贫协组长的面,两位老师说:冯印谱同学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均好,他的文章写得不错,希望大队干部能给他安排个民办教师或其他工作,发挥他的特长,不要埋没了人才。


可是,两位老师的一番苦心并没有人予以理睬。想想也是,哪个大队干部甘愿冒此风险,关照我这个黑五类子女,落个跟阶级敌人划不清政治界限的罪名呢?


在阎景中学,由于受贾华、王全军、屈殿奎、王增义等几位老师的影响,我萌生了将来当记者和作家的理想,积极锻炼写作能力,不断给报刊投稿。回村后,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利用下雨天和夜晚,自费订阅报纸学习写作,一次次收到报刊的退稿信,灰心丧气;一次次继续给报刊投稿,充满渴望。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纷纷结婚成家了,我固执地拒绝父母等人的规劝和催促,坚守着希望渺茫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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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虹口公园鲁迅塑像前。


1977年深秋,我被大队干部抽调到修大寨池工地搞测量设计工作,在工地上,听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信息。初听说按考试成绩录取,心头一喜;继而灰心,想到父亲的问题,担心过不了政审关。文革前我姐姐报考大学,就因政审不合格没能录取。这时,阎景中学开始举办高考复读班,村里不少同学已去复读,准备参加高考。


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好奇心驱使下,也上阎景中学复读班看了看,发现复读的同学真不少,从而坚定了报考的决心。然而,怕耽误挣工分,我没有脱离劳动,只是拣起遗弃了近两年的高中课本,抓紧每个夜晚复习功课,迎接高考。


1977年高考是在春节前,当年万荣县分两个考场,一个在新县城解店镇,一个在旧县城荣河镇,我被分在荣河镇考场,离我村六十里路。考前开大会宣布考场注意事项,积累了十年的高中生、初中生,黑压压站满了操场,年龄参差不齐,身份也各不相同,其中在初中教过我的民办教师也来参加高考。


见此情景,我心里拔凉拔凉:妈呀,我这个当了两年的农民咋能考上大学呢?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考场,我考的是文科,语文试题并不难,除了基础知识,一道作文题是《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作文是我的长项,挥笔疾书,写的尽是空话套话,不过感觉还不错。政治题、史地题考得也还凑合,凡是会答的都答了。然而轮到考数学就抓瞎了,甭说答题,连题目也看不懂,仅仅做了前面一小道因式分解题,还不知答对了没有。也怪自己,高中期间只偏重语文,忽略了数学。两天考下来,连心都被烤焦了。


回家后死心塌地劳动,不抱任何幻想了。那年高考揭榜,我们那里是夜晚用县里的有线喇叭通知高考达线生的。我在家支起耳朵仔细听喇叭宣读名单,忽然,喇叭里竟然念到了我的名字。啊呀!莫不是产生幻觉吗?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没想确是事实,我的高考成绩达到了当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可以参加填报志愿、政审和体检了。因为具体高考分数保密,我抱着有学校就上的心理,分别填报了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雁北师专三所学校,专业报的全是中文系。


等啊等,村里两位同学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分别是北京钢铁学院和北京化工学院。他们两位从阎景中学毕业后,在村里七年制学校当民办教师,分别代物理和化学课,报考的是理科,高考成绩肯定不错。而我,录取之事却如石沉大海。


怎么办?是继续高考?还是放弃高考?


最后,打定主意,上母校阎景中学复读班复习。19787月,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以387.3分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二名,排名的喜报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在县城十字街的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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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大学期间留影。


1977年高考,是各个省命题,达到录取线的考生在不知道具体分数的情况下报志愿。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考生根据自己的分数报志愿。我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5个志愿,结果有幸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


我们县的文科第一名语文成绩不及格,上了山西大学;第四名上了北京大学。据说,1978年高考,政治审查这一关就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了。我父亲闻讯,喜上眉梢,逢人就说:我娃能够上大学,全托了邓小平先生的福!


上大学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说。


我们村的社员得知我考上了大学,格外震惊:一是因为我当了两年农民竟然能够考取全国重点院校,人们没想到;二是因为我是一个黑五类子女长期受压,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大伙儿按照当地生男孩等喜事欢庆祝贺的习俗,自发聚集在我家大门口,接连燃放了三天鞭炮,满地的红色炮屑落了一层又一层,祝贺的社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我父母急忙邀请大伙进家里,借来桌椅板凳,摆上临时从供销社买来的糕点、麻花、酒、饮料等食品,盛情招待了三天,欢声笑语充溢在农家小院。


不料想,这事让村里某位阶级觉悟颇高的社员瞧见了,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原因,他当即向运城地区驻我们村的工作队队长汇报说:可不得了啦,一个黑五类分子的儿子考上大学,他在自家大门口大肆燃放鞭炮庆祝,这不是公然向我们贫下中农炫耀、示威、挑战吗?


驻村工作队是当年在落后村督促抓革命促生产的,该驻村工作队队长一听,颇以为然,神气十足赶到我家,企图予以阻止。我父亲吓得躲藏了。不料想,工作队长刚一开口,社员们便将他团团围拢,七嘴八舌,连讥带讽:


哎,人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这是我们全村人的喜事,你不高兴?


我们自己燃放鞭炮前来欢庆,跟孩子家长有啥关系?


都啥年代了,你还要搞阶级斗争哪一套?


这位队长看见势头不对,自觉理亏,慌忙之中改口说:我,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担心影响秋收生产。便灰溜溜跑了,他的身后是社员们一阵讪笑。


那天,我正好去县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不在现场,晚上回来乡亲们告我的。假如我在的话,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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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亲在黄浦江畔。


我上大学后第二年,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的问题获得平反,这是我们家的又一件大喜事。利用暑假,我用节省的助学金,邀请父亲来到复旦大学,借了同寝室陈怀林同学(怀林同学大学毕业后考上复旦新闻系研究生,又留学美国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执教)一台海鸥120照相机,陪他老人家游玩了上海和南京两座城市的名胜古迹,还乘坐了一趟长江轮船,以此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以此补偿他十多年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2013年草,2017年修改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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