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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读者》


--作者:蒋蓉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师。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2002年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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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母亲晚年。

 

我的母亲叫郑凤瑛,她是一个无名的小人物。

 

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整理她的床铺,她的枕头下边还压着一本翻开的《读者》,看日期,正是她病倒前最后看过的那一本。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里,《读者》伴随着她一路走过来,承载着她的喜怒哀乐,成了她晚年的重要精神支柱。

 

母亲之所以跟《读者》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她一生的坎坷。

 

我的外祖父郑廷杰,字少南,国民党少将。外祖父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自费留法生,但家里没钱供他出国,他改去邮政局应招,被录用了。就这样,外祖父在邮政系统工作了一辈子,从邮务员到邮务佐再到邮务长,后来他在沈阳、桂林、西安、成都、台湾等地的邮政局做过副局长、局长,最后升任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副局长。

 

外祖父去世后,台湾的《今日邮政》报上刊载了外祖父一位老友的纪念文章,老先生这样描述和评价外祖父:“凡是认识他的人,对他直爽的性格,幽默的谈吐,无不倾倒。他敢作敢为,妙语如珠,说起话来庄谐并陈,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现成的好文章;他那份干云豪气,蓬勃精神,更使人难以忘记……郑先生任侠好义,豪迈不群,一生从事邮政,献替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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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和证书。

 

外祖父的友人还记述:东北沦陷时,外祖父的身份是总巡视员。十九路军抗战前夕,他到上海参加邮政职工总会会议。当时伪满洲国成立之说甚嚣尘上,东北的邮政员工都不愿意成为伪满洲国的臣民,纷纷要求撤回关内。

 

会议结束后,外祖父为员工们能撤回关内继续四处奔波呼吁,虽然当地友人已经敦促安排他留沪,但外祖父受责任感驱使,毅然决定乘船经大连返回沈阳。但他刚一上船就被特务指为抗日分子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并准备送进宪兵队。身处险境的外祖父没有惊慌失措,他沉着机智冷静应对最后得以虎口脱险,回到沈阳。

 

伪满洲国成立后,外祖父奉命回到关内,在北平、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32年调往成都。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曾在东北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暴行,时年已三十六七岁而且有家有口的外祖父,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主动请缨加入了国民党为抗战而刚刚创建的军邮,被派往江西、安徽等地为抗战做邮政服务工作。

 

日本进攻缅甸时,外祖父出任中国远征军军邮总视察,随远征军出征缅甸。后来远征军在军事上失利后撤,外祖父仍然留守前方,待所属邮政全部撤离后他才撤离。那一次,外祖父功绩卓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别颁发给他“陆海空军甲种奖章”。如今成都建川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份由蒋介石亲自颁发给他的“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和证书”。1947年他在四川省邮局财务帮办任上被调往台湾,最后从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副局长职位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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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和证书。

 

在台湾任高官的外祖父,并没有带给我母亲荣华富贵、锦衣玉食。1947年外祖父因工作调动带着全家去台湾时,母亲还在大学念书,而且刚刚跟我父亲结婚,就没有跟随外祖父前往台湾。母亲的这一决定,使她同自己的家人一别成永诀,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多数兄弟姐妹。

 

母亲的这一决定,还埋下了她大半辈子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成为长期“运动员”的伏笔。几乎一开始,母亲就被列入了内控人员名单,从“肃反”开始,历经“三反五反”、“向党交心”、“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母亲没有成为直接打击的对象,但每一次都不能躲过被审查,被盘问和写交待,一直生活在精神高压之下。

 

到了文化革命中期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她终于未能逃脱厄运,被公开圈进了“牛鬼蛇神”的队伍,大会小会批斗,软禁在家里,停发工资和强制“劳动改造”。母亲每天挨批斗或劳改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那间单独的小房间里。小房间采光很差,大白天也极其阴暗,我们家只在里面放了一张不用的旧书桌,两个书架和一个放洗脸盆的架子,除了洗漱和拿书,平时基本没人在里面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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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母亲和长辈合影。左1外祖父,右1外祖母(满正白旗人)。

 

母亲把自己无声无息地关在里面,只是在吃饭时才出来把自己的饭端进小房间里,单独吃,好像怕把我们“污染”了。因为几十年的压抑,母亲少言寡语,性格内向而忧郁,即便在家里走路也是悄无声息的,1976年之前她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是开开心心面带笑容的。

 

到了198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各个方面发生变化,外祖父通过香港友人千方百计找到了我们并开始和母亲通信。外祖父在通信中反复表达了和母亲见面的愿望,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987年外祖父在台湾去世。

 

母亲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一个傍晚,天已经快黑了,屋里光线十分昏暗,她没有开灯,也没有吃饭,就这么默默地久久地坐着。母亲这一辈子,从未张扬地哭过,她把自己埋在漫无边际的黑暗当中,无言地让泪水流得跟几十年的思念一样绵长。她的心被绝望一寸一寸地吞噬,所有的思念和牵挂也一点一点地化成了灰烬。

 

母亲大学毕业后,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她到了西南师院(今西南大学)工作,因为有着“反动血统”,她没能成为一名教师和逐级晋升讲师、副教授乃至教授,实现她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学古典文学的她在中文系资料室里,把瘦弱的身躯埋在书山文海之中,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收集整理资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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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左1)和家人分别前与弟妹们合影。

 

所幸,“人生祸福相依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料员的工作让母亲得到了另一种机会--长期压抑的她可以通过丰富的书报杂志走进另一个相对自由广阔的精神天地,在这片天地里她可以忘却尘世的喧闹和烦恼,获得一份远离尘嚣的宁静。

 

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每天都要从纷至沓来的无数报刊杂志中,认真搜寻同中文系教学有关的各种资料,把资料摘录下来整理和编辑好,供教学老师查阅。母亲不仅为系里的教学工作收集整理资料,也在周末将有好文章的杂志借回家,向我们推荐。

 

因为母亲,我们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看到了不胜枚数的好文章。母亲从未表露过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宏大愿望,她只是用这种平实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导我们积累知识提高修养,鼓励我们以积极的态度跨越人生道路的沟沟坎坎,引领我们成为真诚正直善良的人。

 

大学中文系的资料室拥有当时所有的全国性报刊杂志,《读者》刚刚创刊就出现在了母亲的办公桌上。在五花八门的报刊杂志中,内容颇有特色的《读者》一下子就吸引了这位老资料员的眼光。因为是文摘杂志,很多经过精选的文章大都短小精悍文笔洗练华彩纷呈,而且情感细腻富含哲理发人深省。这些文章带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享受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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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志创刊号。

 

还记得那年她将《读者》创刊号借回家来时,一进门就对我们说:“这本新出的杂志不错嘞,上边的每篇东西都有看头。”母亲从来没有什么惊人之语,但她向我们介绍《读者》时流露出少有的欣喜和兴奋。母亲这样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份杂志是相当具有可读性的。

 

母亲退休了。一辈子很少为自己花钱的母亲,特意从家庭的开支中抽出一份钱订了《读者》。其实母亲也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都迷上了这份杂志,迷上了那一个个清新纯净、感人肺腑、引人深思、催人奋发的故事。

 

母亲不喜交际,少言寡语,也没有什么特殊爱好。退休以后,她终于从堆积如山的资料里解放出来,但却再也没有离开过《读者》,一直到她去世前的一年多。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做完了琐碎的洗漱等事情,母亲就迫不及待地上了床,斜靠在床头,戴上老花镜,打开她喜爱的《读者》仔细阅读。

 

兄长博士毕业以后曾在广州工作过一段时间。母亲跟我一起住在珠海,她常常说儿女们她一个也舍不得,可是她又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把我们都拢在她身边,于是就不顾自己已近古稀的年龄,经常往来于广州和珠海之间。不过,无论她住在哪里,唯一不可或缺的就是《读者》。

 

为了方便她读书,我们都按她的习惯在她的床头安放了床头柜,床头灯和柔软的靠垫。那些年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晚上靠在床头看《读者》。如今,年迈的母亲在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子里说的平平常常的话和她在灯光下一丝不苟地翻阅《读者》的普普通通的身影,都成了我们记忆里最难以忘怀的景致。

 

母亲对《读者》的热爱不是溢于言表,而是渗透在她有别于所有人的阅读过程中。母亲看《读者》跟我们都不一样,她不是看,而是反复咀嚼品味。那些年,《读者》还是月刊,一本《读者》当然不够母亲阅读整整一个月。

 

母亲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把所有的《读者》按年月顺序摞在枕头边,读完了新的,就从最下边抽出最早的一期重新接着读。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上边的文章,每次看都像是新的。倒不是因为母亲年老,看过就忘了,后来我们在重新翻阅以往的旧《读者》时,也有跟母亲一样的常读常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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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志合订本。

 

那年,兄长带母亲到国外他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母亲年事已高,出国需要的一应生活用品都由我们打理,她唯一惦记并亲自跑去办理的事情,就是到邮局买了五本《读者文摘》的合订本。她还有些歉疚地跟兄长解释说,行李太重了,自己也拿不了什么东西,带合订本方便一些。

 

在国外生活的一年半时间里,由于语言不通,气候以及其它方面的不适应,她基本上不外出。虽然母亲一生不好交往,在国内时也几乎天天呆在家里,可是那一年半异国他乡的日子,儿子和孙子上班上学不在家,电视她也看不懂,如果没有《读者》的陪伴,真的难以想象她将怎样打发那一个一个漫长的日子。是《读者》默默地守候在她身边,为她筑起一道屏障,把那些孤独寂寞枯燥难耐阻挡在了她的生活之外。母亲在国外天天看《读者文摘》,五本合订本到她回国时,全都翻得差不多脱落了。

 

2000年母亲病倒后,再也没能站起来。母亲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只要精神好还会时不时地将《读者》拿在手上翻阅一下。最后那几个月,母亲躺在床上已经基本不能动弹,晚上有空时,我就坐在她床前给她念几段《读者》上的文章。每每这个时候,母亲的精神就特别好,仿佛又回到了她最大的享受中。

 

母亲火化的时候,我们将她读过的最后一本《读者》放在了她的身边,并在母亲身上洒满了鲜花和糖果。我们祈望在另一个世界里,她所喜爱的那些隽永清新的文章、美丽芬芳的鲜花和甜甜蜜蜜的糖果,永远伴随着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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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志合订本。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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