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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墟里推动变革


--作者:郭少达

 

郭少达,男,19597月生于北京。幼年随父母到湖南,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桃江修山当“知青”两年。1982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湖南日报社。1992年南下广州,继续在新闻界从事新闻采编工作。2002年告别20年新闻职业生涯,海阔天空自由创业,投身公司经营管理与市场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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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大学宿舍楼前。

 

废墟一语,有两重含义。一是我们走进人大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全面崩溃之中;二是人大师生仍在地震棚里上课,学校本身一片废墟。

 

正是这片废墟,成为铸造新思想、新灵魂的熔炉。它锻造出来的一砖一瓦,对日后的中国社会变革,都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30年后,我回到校园里,我想告诉亲爱的母校,作为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参与者,作为一名推动改革开放的尖兵,我们倾尽全力,不辱师恩,为从废墟里重新站立起来做了我们该做的一切。

 

为了让百孔千疮的破车重新上路,我们尚未离校,便遵循师嘱,对中国社会开始了一场“外科手术”。1981年春,我们来到《甘肃日报》实习。如今已不幸去世的张善炬三下武威和张掖,在《甘肃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从“顶牛”到“牵牛”》的长篇通讯。这是西北地区最早吹入的“三中全会”春风,它震撼了饥饿贫瘠的西北土地,有力推动了最早的“大包干”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让《甘肃日报》历史上第一次尝到了中国新闻大奖的甘甜。

 

在母校这座“思想库”的熏陶引导下,1983年,我来到《湖南日报》后不久,便敏锐地抓住了“撬动”变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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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11981年在《甘肃日报》实习期间,采访刘家峡电站员工家庭。

 

流浪工程师

 

19834月。一天,部门主管刘政给我一线索,说有个老工程师,没工作,等待落实政策,在建筑工地当义务劳动者。你去采访一下,写个表扬稿吧。采访后,我满含热泪,写了长篇报告《流浪工程师》。

 

编辑看着稿件,傻眼了。报社原定给这条“小稿”限200字内,内版一“豆腐干”,但我交出的却是2500字以上,而且,声明要头版上部位置。

 

这篇报道,主题与角度完全“颠覆”即定方针。部门把稿件上交领导定夺。主管编委是丁明凯。他拿到我的稿件,一气读完,立即愤笔嫉书,一篇直指要害的评论文章出来了。两天后,流浪工程师及本报评论员文章一起,在头版头条并转二版的位置上刊出。

 

一时间,湖南舆论大哗。

 

这篇人物通讯的标题是:《他为什么还在当临时工?--记工程师周铜鉴的遭遇》

 

文章一开头,就用十分尖锐的语气提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五一前夕,记者了解到这么一位工程师。他迄今只是个临时工,仍在等待落实政策,但他却以惊人的热情和毅力在拚命工作。他的名字叫周铜鉴。

作者在湖南日报社。

 

周铜鉴有过光辉的年华。1956年,30刚出头的周铜鉴,在现在湖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的前身、当时的中南林业勘察设计院,定为9级工程师。他参加并主持了包括现在省林勘院办公大楼在内的一系列基建工程的设计施工。他的足迹和设计的工程散布在广东、广西、福建、贵州等省。可是1961年,正当他干得最欢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工作,被莫名其妙地“精简”回浏阳老家当农民。

 

林勘院党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当时认为周铜鉴同志有些政治历史问题,为了纯洁革命队伍,以支农为名,精简下放回原籍。”“应予落实政策,改正错误”。

 

什么“政治历史问题”?原来,周铜鉴的父亲是个木匠,在解放前的长沙泥木工人中有些名气,曾办过一间专门替人盖房子的营造工场,被当作资本家兼地主,后经核实,他父亲还够不上当资本家的资格。就因为这种家庭出身,加上某些人抱怨他“办事太固执”之类的指责,而只好去当农民。公开名义是“光荣支农”,许诺一两年内保证让他归队。这个工程师的脑袋弄不清如此复杂的“人事工程”,他就这么被连逼带哄,离开了自己的事业和队伍。

 

许多年来,党中央多次号召科技人员归队,这位工程师也反复申请复职。一个个科学的春天过去了,时光在无情地流逝着,原来那些对周铜鉴作了“最多一两年一定收回”许诺的人,却把他们的诺言和中央的政策精神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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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2)与湖南日报社同事,右1刘政。

 

今年,又一个“五一”劳动节过去了,这位以临时工身份在忘我劳动的工程师,从30出头等到年近六旬,从满头青丝熬到双鬓皆白,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他好似无人喂草而自动向人们奉献鲜奶的奶牛。难道真要让人们给他写下这样的碑文:“一个当完了大半辈子临时工的工程师”吗?

 

配合这篇报道的 “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五十年代的工程师,至今却还在当临时工。这件事的确发人深思。”

 

文章最后指出,“春风”年年有,不度“玉门”关。这是为什么?归根到底,还是“左”的思想在一些人头脑里作怪。

 

这个“篓子”一捅出来,全省上下许多人真Hold不住了。

 

用人民日报驻湖南记者吴兴华的话说,湖南省撕开“黑幕”,真正清左、拨乱反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5天后,省委和林业厅党组开会,通知我列席。流浪26年的老工程师的问题彻底解决,他终于重见天日。

 

接下来,一连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清“左”的报道和行动开始陆续登场,湖南局面开始大变。

 

我和刘政合作撰写的这篇长篇通讯,获得1983年湖南省好新闻一等奖。

 

周惠道歉 

 

1985年的一天,偶然遇见曾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第一书记的周惠。我跟他打招呼,笑着加了一句:“我们湖南日报的同志们都惦记着您呢。”

 

闻言,周惠脸色大变,神情凝重起来。

 

他高声对我说:“我错了,对不起同志们,向湖南日报社的同志们道歉。”

 

当年的反右,湖南日报编辑部内,被划入“右派”的居然高达60%以上。周惠那时是湖南省主管意识形态、文化宣传口的省委副书记。

 

湖南日报的大批悲剧故事中,有一个主角是我所在的政文部同事、人大新闻系1950年代毕业的校友谢日红。她娇小玲珑,宁静甜美。我一进报社,就与她邻桌。听说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来临时,她新婚不久,丈夫丁明凯成了“右派”,下放农村当农民,从此天各一方。

 

20年中,谢日红一直独身守望。拨乱反正后,老丁落实政策回来了。在报社大院里,两人隔着球场久久凝望,泪流满面,始终无语。他们的家永远破碎了,文静凄美的谢日红身体彻底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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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作者(右2)采访并陪同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在韶山滴水洞一号楼前合影。

 

岁月漫长,老丁在农村非常苦,也死守了很多年,终于在生活困苦与强大政治压力下,与一农村妇女为伴。那时,他一定是已深陷绝望之中。又或,他一直想让谢离开自己,免受牵累。

 

不料,老丁这边刚结婚不久,拨乱反正了。

 

老丁带着农妇回城,这名妇女被报社安排在食堂里,每天给我们打饭,也包括了给单身人谢日红打饭。

 

前面提及的“初生牛犊四两拨千斤”的第一炮,正是丁明凯赶写的评论员文章,这也是报道获得巨大支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跟朱镕基吵架

 

1984年金秋10月,湖南举办首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朱镕基来了,他当时是国家经委副主任。

 

那天上午,大约9点多钟,蓉园5号楼的大会议厅里座无虚席,人头涌涌。等我忙完其他事,匆匆赶来时,里面几无立锥之地。

 

朱镕基与地方相关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前面布满了各色话筒、电视摄像机。那年头不像现在,这种阵势非常少见。

 

程序一一走完,一切正常。

 

可是,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及其敏感的问题。会议主持人突然大声宣布: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接受新闻界朋友们对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同志采访提问。

 

电视台记者抢先,电台记者紧跟,接着好像是长沙晚报的记者。他们的提问,我没什么太深印象,答问差不多都是照本宣科,与已经印发的材料内容没什么太大的两样。

 

事实上,他们早已占据了最前面、最显眼的有利位置。我进来较晚,几乎是在人墙的最后面。

 

当然,我站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最近处的门边有一个服务台,那上面有一部电话。万一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我将第一个霸住它,向总部发消息。这部电话机,我一伸手就能抓住它。这是新闻系老师传授的秘方之一,我牢牢记着的。

 

很多年后得知,我们班“小广东”谢一宁,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汉城机场里,靠着这一招,在突发劫机事件时第一时间抢占电话,向中新社发回第一条新闻。而且,他还没完没了地继续“煲电话粥”,就为了不把电话让出来,身后一批老外记者们个个气得团团转,干瞪眼。据称,他比路透、美联快出了7分钟,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新闻传媒夺到了一次向外界卖产品的机会。

 

此刻,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怎么办?作为一家省委机关报的代表,明天如果没有我们对今天这场活动的报道,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可是,难道我捡拾他们的答问拿回去交差?那绝对不行。

 

可怎么办,怎么办?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那一阵子可真是急红眼了。

 

眼看够钟要下课了,我在后面拼命举手,挥手,却没人理我。今天这田插的,满身泥水,顾不得斯文了。

 

我豁出去了。

           

就在他们宣布要结束的时候,我大声喊道:“等一等,我有话要说。”

 

全场的目光刷地转回背后,全直瞪瞪地射向了我。

 

我镇定地自报了家门,马上说:“刚才大部分是满足画面和语音的媒体,我是文字记者,必须有更深度的报道。我请求朱镕基同志给我至少30分钟的采访时间,我有非常重要的内容需要补充。为了确保我们明天各家媒体的内容不雷同,我请求您接受我的单独采访。”

 

一霎间,全场非常静。接着,嗡地一下。

 

这时,朱镕基跟旁边的人商量了一下,那一位回答我:“对不起,领导同志有很多其他安排,不能改变。”

 

就在这时,从我身边那台最宝贵的,唯一的电话里传来报社“外洽会”报道组一线指挥吴谷平的电话指示:只准使用本报独家材料,其他背景性资料均无实际意义,务必单访!

 

好嘛,我这回,可是刀都架在脖子上啦。

 

吴谷平,上海人,复旦新闻系1969年毕业,湖南日报社经济部资深编辑、编委,1992年调回上海,进入解放日报社,先后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文汇报社党委书记、东方网总裁等职。

 

此刻,他也够牛的,补充了一句厉害的:不满足我们的要求,咱撤!后面这句,我“消化掉”了,我绝不撤退!

 

颇具戏剧性的,朱镕基在台上“No”,我也不依不饶地“No”,我们就这么对峙着。他一句来,我一句去,谁也不肯让步,我一定要坚持对他个别单访。旁边的地方干部急得连连喊:“要守纪律,大家要守纪律.”我不理会。现在,在我眼里,只有一个“新闻”,一个“新闻人”,其他神马都是浮云,我统统都看不见了。

 

大概,朱镕基也非常吃惊,停了一会,他终于站了起来,手指着我,非常清晰地说:“好吧,我理解你们湖南日报同志的要求,请散会后直接来找我。”

 

会后,我直奔朱镕基房间,我们谈了至少1个半钟头,我搞到了比别家同行更多更深入的材料,搞清楚了这次大规模“外洽会”的许多来龙去脉的情况,我终于可以写出独家特稿了。

 

根据我的建议,领导同意我不在次日见报,延迟一天,作出深度的专访,全面避开第二天那些泛泛而论的非常一般性的报道,跟其他媒体拉开,突出重围,另杀出一条路子。

 

遇到这种“大兵团作战”式的场合,我必须当机立断,立即决定不发消息,改发深度专访,另辟一径。否则,我就输给同行了,那当然绝对不行。

 

果然,第二天,所有媒体都只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参加我省“外洽会”准备会并讲话。没了。而我们湖南日报则在第三天,在头版很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我采写的《朱镕基专访》的长篇通讯。报道详尽解析湖南省首次对外大规模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更传递了中央对湖南这次活动给予很多具体支持,并做出相关安排的重要信息。

 

湖南省政府卢秘书长和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我们的报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这样的报纸一出街,比我们开十次动员会都更管用,全省立即行动起来了,行动更快了。

 

一进人大,几乎是第一堂新闻理论课,老师的话“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新闻记者,见官大三级。”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熏陶,它深深地印在我的内心深处。

 

其实,即便是深度报道,第二天见报我也没问题,问题是那年月里非常重要的一环:送审稿件要时间,根据习惯和我当时改变的角度与材料取舍,连夜送审肯定赶不上当晚的截稿时限。不但专访对象要审稿,省委秘书长也要审,后者主要是审查文中领导人的先后排序,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遇到重大事件或中央领导到地方视察,省委秘书长就直接蹲在报社夜编室里干活。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正就经常来报社夜编室亲自操刀,趴在我的案头,一笔一划,像个小学生似的。

 

这时候进来个外人,绝对分不出谁是省委书记,谁是报社编辑,全变成一伙了。政治家办报,这就是母校坚持不渝给我们灌输的基本理念,如今,它成了我的全部人生。

 

第二天大清早,我揣着稿件,骑着单车赶往蓉园。

 

 朱镕基的房间是一个带客厅的套房,他正在用早餐。见了我,马上招呼说:“吃早餐了吗?”我铺开稿件说“没有呢,请您审稿。”他连连说“啊,辛苦,辛苦,来,咱们一起,边吃边看。”

 

桌上,放着白粥、馒头、咸蛋、两三碟小菜,我也没讲客套,我们两人就趴在桌上吃了起来。朱镕基边吃边看,关键地方就放下碗,慢慢细看起来,然后,一笔一笔,非常认真地修改、增添起来。

 

报社的稿纸,边缘都留出很多空白,他就在上、下、左、右,见空白处就写,停一会,想一下,嗯,又涂掉,再写。我心想,这到底是我写,还是您写呀。

 

早餐吃完了,朱镕基伸直腰,把笔轻轻放下。我一看,妈呀,我的稿件,成这样了?啊?还好,还好,还能看清楚。那年头,凡领导同志审过的稿件,不论多么花,那是不能重抄誉清的,不能动,要原样交夜编室,捡字车间的工人师傅就照原稿样去一个字一个字地捡。我进入报社时间还不太长,经过较短的时间后,我的稿件,包括我打的主题、副题、眉题等,编辑们一般不作大的改动,为此我私底下颇为得意。

 

可是这回,我有点儿傻眼了。

 

终究是年轻不会装,我那点儿心思,肯定暴露在脸上了。

 

朱镕基挺认真地看着我,乐了。

 

他说:“哎,小郭,你过来,我给你说一说啊。”“是这样的,你这篇专访,写得挺不错,可是我为什么有多处修改呢?主要是具体数字太多,其中有一些不宜报道出去。”他用手指点着文中的好几处地方。 “可这是稿件中最要紧的,没了它,就虚了。”

 

我坚持着表达自己的观点。“呵呵,你呀。你也知道,我是长沙人,你知道不,我还是长沙一中的老校友呢。”我知道,长沙一中校园就在附近,离这儿也就几分钟。他的普通话,带着很顺耳,很亲切的长沙口音。用湖南人的说法,那叫 “塑料普通话”。

 

他继续说:“这一次,中央给你们湖南特批了8000万美元额度,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把这个关键数字放在我的专访里谈,会有闲话的喔。”“小郭你看,就不要用这么具体的数字了,好吗?”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这回轮到我该妥协了。

 

“好,好,听您的,照办就是。”

 

“哎——,这就对咯。”

 

我们一起走出楼外,什么楼?都是平房。蓉园,原是1960年代湖南省委专门在机关里最原始生态的一角,给毛泽东修建的一处地方。后来慢慢扩建,逐步加盖了好几栋,只把一号楼留出来给毛专用,我们平时主要使用3号楼、4号楼、5号楼、8号楼。园里树林茂密,小桥流水,街灯典雅,车道宽敞,非常整洁幽静。

 

走出楼外大门,屋外站着好多正一直恭候朱镕基的人。原来,这天上午按约定安排,他还有一身的事情要办。株洲的同志带着崭新的产品--南方125摩托车,直接就开上门来了,这也是审稿,审他们的产品。

 

朱镕基马上现场办公,站着听他们汇报。听了一会儿,朱镕基打断他们说:“不用讲那么多了,把车打着火。”车刚启动,他向前一脚跨上去,一拧油门,呼——,开跑了。

 

穿梭三湘十年尖兵

 

这次大规模的活动结束后,省政府给予我们报道组通报表彰。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一直处在湖南省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1986年,为了克服内陆省份闭塞,产品出不去的瓶颈,我被点名,成了湖南日报历史上第一个常驻沿海的记者,独自一人来到广东,开辟广州、深圳记者站,开始不停穿梭奔走在珠江三角洲。在源源不断发回公开报道稿件的同时,还要不断地给省委、省政府发回怎样扩大输出港澳农副产品、怎样更好利用沿海港口、怎样加大利用深圳窗口为湖南招商引资等重要内参。

 

1988年,省委书记熊清泉带领20多个厅局部门的正职负责人“湘南现场办公”,调研改革开放专题,我是唯一的记者 。此行,我撰写的《湘南在呼唤》,刊登在报纸头版,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人大四年,奠定了我们一生的思想信念,自信与担当,那就是永远争当推动社会进步的排头兵。

 

岁月流逝,境遇变迁,信念永远不变。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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