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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省级干部的“申诉书”——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

 

父亲的“右派罪行”

 

1955年起,父亲作为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反右运动,叫作“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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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如和妻子朱凝

 

1957年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合作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省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士毅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

 

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19051998,近代书法家,其字体被世人称为“舒体”,曾被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历任山东、陕西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士毅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其余的谈话,则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 “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泉城记忆

 

父亲停职审查后,我们全家被逐出省府大院,搬到曲水亭街暂住,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副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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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

 

我们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的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街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作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山东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1958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信念守望者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也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家里无论吃饭还是休息时,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

 

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

 

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

 

“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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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场景我们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 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

 

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汲取过去的教训,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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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如(19111991年),河南濮阳县(今河南省内黄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历任中共濮阳县县委委员、直南特委巡视员、宣传部长兼华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政委,直中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37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起,历任晋南道清游击支队政委,中共晋东南区党委委员、党校校长等。

 

1940年起,历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委员兼行署秘书长,冀鲁边区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冀鲁边军区政委。后任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山东省渤海行署主任、渤海军区政委。建国后,19506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分局财委副书记、山东省财委副主任兼商业厅长。 19521216日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财委书记、山东省财委主任。195534日被选为山东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1958年,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王卓如因反冒进反浮夸,被山东省委停职检查,随后牵连了上百个县级干部,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

 

1958年秋王卓如被开除党籍,下放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任副厂长,在翻砂车间劳动。1962年案件平反,进京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1982年退居二线,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曾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转自《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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