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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今何在,疾风摧劲草

 

--作者:高芸香

 

八十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返回原就教的晋北一重点中学,就有人求助找到门上。我一看是外语组的黄老师,大吃一惊。低矮的个子、又黑又瘦的面容、萎琐的表情,与我印象中的他判若两人。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与你先生说一说,让他们放了我吧。”他嗫嗫嚅嚅说。

 

“您怎么了?谁放您?”我莫名其妙地问。我先生是一名数学教师,逻辑思维、落落寡合,能帮他什么忙呢?

 

“他最近不是常去县里开会么,如果遇上分管教育的副书记生才,替我求求情,放了我吧。”接着又补充道,“生才不是咱校读的高中么,你爱人教过他。”

 

原来是这样:八十年代初,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教育战线欣欣向荣。各学校求贤若渴,黄老师找到去雁北师专高就的机会,我县教育局考虑到本县师资缺乏的现状,好歹不放他走。

 

既然他已把各种关系搞得门儿清,自己为什么不去求赵书记呢? 大约看出了我的疑惑,不好意思地说,“他(我爱人)刚评了特级教师,说话有风……”。他磨磨叽叽诉说了一大堆当前的困境,临了还一再重复“求求他们,放了我吧。”

 

黄老师走后,初见他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九六三年我考入高中,黄老师在这所学校教初中。我第一次见识他的尊容很有戏剧情境。我班有位漂亮女生,入学不久就到小镇的照相馆照了相,意在寄回家中让父母欣慰、发小艳羡。谁知照相馆竟展示在橱窗中做了广告。班主任看到后说女孩子的相片不可这样招摇,快让他们取下来。我陪那漂亮女生去讨要照片。照相馆的人刚把黄老师的照片贴到橱窗上,很不高兴地说:“小女娃们事儿多,你们老师的照片贴上去,人家都没在意呢!”当时我们已不听那人说什么,都被黄老师的帅气震住了。尽管只是张大二吋的黑白相片,但极有电影明星的风范。浓黑的头发高高笼起,目光炯炯有神。西装领带,不仅表现出自信自尊,而且透露出自傲自贵舍我其谁的一股霸气。返校后,我们好奇地想见到本人。后来,在乒乓球训练室看到了他。那时他担任学校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训练时郑重而严肃。站在绿色球台前教怎样发球、削球等等,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再后来,又在大型篮球比赛中常常看到他。黄老师并不伟岸,也非篮球队员,他担任篮球裁判。胸前挂一大口哨,在球场上跑来跑去,目不转睛盯着双方队员。哨子一响,准是谁犯了规。黄老师极其洒脱地做出手势,令全场内外心悦诚服。生活中的他虽不及照片上的帅气,可饱满的精气神足以征服交战双方与场外观众。

 

按说,黄老师是耐揉耐打的刚烈性子,记得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黄老师被揪斗上台,成为‘走资派’的陪斗对象。他那淡定从容一副无辜的样子惹得造反派很生气,就给他脖子

 

上套 了铁丝,铁丝下吊了二十斤重的城砖,让他的头再抬不起来。当晚,家属送来饭,有的挨斗者气得吃不下。他却照吃照喝一如平日。事后得知,他是钟鼓楼上的雀儿,耐惊耐怕了。原来,黄老师上大学时就戴了右派帽子。据说在大鸣大放中,他表现得狂傲不羁,糊了‘引魂幡’,写上‘三大主义’千古的墨书大字。本意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将被送入坟墓,但‘千古’两字又可以有别样的解释。出格的表现,加上他小时候上的教会学校,曾经信仰天主教,理所当然地就给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当时大学学制四年,他上了八年。其中四年在校农场劳动改造。

 

“求求他们,放了我吧。”如今低声下气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浮现。我先生一回家,我就把黄老师求情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并且坦言当年我们两个小女生看到他照片时的振奋。

 

我先生说,那样的照片,当时小镇照相馆缺乏灯光设备,哪里照得出来。想必是此前在天津或省城照的。他为什么要在这儿重洗旧照呢?按逻辑推下来——在谈对象。进大学十八、九岁,那么八年之后是二十六、七的年纪。黄老师是一九六二年分配来的,以他的才干很快就得到学校的重用,当时他心境肯定不错。二十大几,正是谈婚论娶的黄金年龄。

 

文革中,造反派抄家、砸开档案柜,‘地富反坏右’的历史被翻了个底朝天,这些人已全无个人隐私。我先生曾听人说,黄老师第一个对象谈的是北京姑娘,来往信件曾被公之于众。

 

北京女士为什么肯屈尊找一个在山西黄土高坡上从教的摘帽右派呢? 显然那照片起了一定作用。再者,女方本人有两大硬伤:其一,她曾害过肺病,现在虽已钙化,可相亲时一交底,男方就退避三舍。其二,她父亲在香港做厨师,‘海外关系’会联想到‘特嫌’,当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缺陷。

 

这两点黄老师都不在乎。两人书来信往,确定关系后,黄老师报信给母亲和姐姐。说他将结束光棍生涯,要成家了。按说至亲骨肉应替他高兴。可得到的回应却是当头棒喝!原来黄老师幼年丧父,母亲在天津做保姆供一双儿女读书。姐弟俩很争气,姐姐上了南开大学。弟弟被教会学校录取,天主教神父赏识这聪明的孩子,又推荐他住进神学院。五十年代初,神学院被取缔,黄老师转而考入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而他的姐姐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又凭着家庭出身城市贫民的优势,分配到京城科研单位,从事保密工作。

 

那姐姐倒不在乎女方害没害过肺病,害怕的是她在香港做厨师的父亲。姐姐怪他浪费了城市贫民出身的优势,不知天高地厚瞎折腾,戴了顶右派帽子已经给她增添不少麻烦,假若再加上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弟媳,那她能不能留在保密单位都成问题。

 

姐姐使出撒手锏,你要坚持和那女人结婚,咱们就断绝姐弟关系;母亲到你那儿由你养活。此时年迈的母亲已失去劳动能力,一直跟着姐姐、姐夫生活。

 

亲人的决绝象软鞭子抽在黄老师身上,尽管肉体上没有伤痕,心里却在淌血。他左思右想,觉得在京津生活惯的母亲喝不惯黄土高坡的水,吃不惯山西的红高粱,只得顺从姐姐,与那北京妞儿告吹。

 

此后,他二年多再没谈过对象。除了在授课专业知识上显出自信外,平日言谈举止中规中矩,那份自尊自贵收敛了许多。

 

他孑然一身。既无亲戚往来,也没有谈得来的朋友。节假日常与一位有病的教师摆摆围棋。久而久之染上了乙肝。从此再没资格做教练和裁判。

 

六五年夏天,在小镇商店,我们看到黄老师带着一位长辫子妇女在购置锅碗厨具。人们纷纷传说黄老师要成家了。没几天,一位有阅历的炊事员便看出那长辫子腰身满满,极有兴味地边干活儿边唱小曲:“时来了,运来了,娶个老婆带了肚来了。”

 

果然,未及半年,那女人就生下一女婴。

 

原来这女子是外县一教师的妻子,怀孕后,其夫因骚扰女生被判了刑。这孕妇的初中老师是黄老师在师院的难友。给黄老师保媒,并劝黄老师‘同是天涯沦落人’,别计较太多。黄老师应邀去了,一相即中,便把那孕妇领了回来。黄老师也坦承自己患肝炎,女方说吃五谷杂粮的人都会生病。于是郎有意妾有情,扯了结婚证就住在一起了。

 

两位当事人都渴望有个家,以便彼此支撑。

 

在物质和文化生活双向贫乏的日子里(没有电视、收音机、报纸也不能及时送到),人们的眼球极容易捕捉谈论的焦点。黄老师和他的女人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公共话题。

 

女人们议论说黄老师的媳妇眼睫毛长,生了孩子腰身儿也俏,可惜反应不灵敏,与人路遇时总是别人先和她打招呼。她目光云遮雾罩,没神。

 

黄老师根本不在乎旁人说什么。家的感觉又给了他十足的精气神。妻子对他铁心铁意,养女又白白胖胖十分喜人。黄老师在工作之余,倾其所有积蓄都花在老婆孩子身上。他领着妻女上县医院检查了身体,打了抗肝病疫苗;到书店买了育婴书籍。最让人们好奇和兴奋的是他竟然弄来个小鸭子逗孩子玩。每到星期天他就带着妻女和鸭子到小河边玩,放鸭子戏水,还拢了柴火烤窝头和红薯吃,告诉妻子这叫野炊野餐。

 

在山西黄土高坡(五十多年前),这‘二野’很浪漫很有轰动效应。

 

当时,学校开展思想革命化运动,有觉悟高的老师就说他这是小资情调。有知底人说他在大学劳教期间就在校农场补破轮胎、放养鸭子。这只是怀旧、自找乐子。

 

这场运动中黄老师没列为重点,是他老婆的疾病救了他。

 

一日,黄老师的女人买菜回来,突然栽倒。口吐白沫,黑眼仁上翻,双手冰凉,象背过气的僵尸一般。一位曾跟黄老师学过乒乓球的女生及时救急,请来大夫,掐人中、中指尖放血、针刺‘合谷’穴位,折腾半日,患者才缓过气来。医生对黄老师说她患的是癫痫,老百姓叫‘羊角疯’。

 

女人栽倒的地方是传达室门口。人来人往,围观者边看边感叹,说怪不得这女人眼里没有神,原来有这毛病!抽风抽坏了脑神经,生下的娃都不机灵呢。公共结论是黄老师霉到了极点。原以为女方不嫌弃他有肝病,是天性善良。原来她有隐情,羊角疯缠手哩。

 

紧接着女人断了奶水。养女嗷嗷待哺,又害了口疮。

 

这情形让自尊心极强的黄老师既尴尬,又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见了熟人躲着走,不愿交言接语。只好请一周假,带妻女去治疗。

 

万事互相效力。这时,谁也不好意思再在‘野炊野餐’上做文章,去整一个倒霉到谷底的人。好在积极分子们又抓到了更反动的言论(有人说过‘困难时期到了厕所光放屁,拉不出屎’;还有人说‘生活靠自己安排,快乐靠自己寻找’等)。黄老师侥幸躲过思想革命化运动的紧锣密鼓阶段。

 

事后,女人坦言,打小她就有这毛病,一年犯三、四次。怀上娃一直未犯,自以为好了。所以婚前没提。

 

黄老师沉默半响,不知说什么好。最终用行动表现出宽容。他立即买了针灸书籍和针具,认真学开了针灸技艺。

 

女人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当时的政策是孩子的户口就低不就高。闺女的户口要随妈妈。但女人是外县的农业人口,外乡愿意放人,当地却不愿收留(不投工不投肥,拿几个钱就分两人的口粮,哪个生产队愿意要呢?)。 黄老师的妻女当了两年黑户。三口人吃黄老师一人每月二十八斤的供应粮,很快就吃光他以前的积蓄。一天一位姓李的男教师上公厕,黄老师跟进去跟出来,象有什么难言之隐。李老师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想卖两张邮票。李老师听不明白,黄老师这才说,家里吃得没盐了,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十几天,想卖两张邮票买斤盐(那时,食盐一斤一角六分,邮票一张八分钱)。李老师当即掏出两毛钱给他去买盐。这种窘困的生活状况成为人们的笑谈。其生活的艰难窘迫有人同情,亦有人不屑。据说此前刚成家时,他大手大脚,爱摆谱。过五月端午赶集市,学校工资最高的老教师都舍不得买的土鸡,黄老师不还价就提了回来。口口声声道:“过节嘛,过节嘛。——让人家也赚些!”

 

为了给妻女找个安身立命之地,黄老师东奔西跑,终于搬动了一位毕业后回村当了干部的学生,将老婆和养女的户口落到一个边远村子。

 

村干部愿意收留,还得到公社备案。公社领导又提出苛刻条件:黄老师必须到社办中学服务四、五年。那时公社中学实行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体制,缺乏有资历的教师(尤其没有象黄老师这样的英语、俄语都拿得起来的外语老师)。于是黄老师就调到了公社社办中学,不仅带初高中各年级的外语课,还兼代历史、地理。

 

黄老师重返我们所在的重点中学时,大约是‘四人帮’垮台之后吧。这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松动了,可他却完全没有自信自尊的气概了。当大车卸下他全家时,人们惊呆了。他之后是老婆,老婆后面是大女儿拖着二女儿和小儿子。有了农村户口,他竟然象老农民一样生了这么多!除他还有一丁点儿教书人的谱气外,其余四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完全是乡野草民贫困寒酸的况味了。

 

帮他搬行李的知情人看了他那打了补丁的铺盖卷儿,装满外文资料的破纸箱,直皱眉头。都暗暗慨叹:这般光景,倒敢生!拿什么养活呢?

 

谈起黄老师的境遇,恐怕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报告都难以尽诉。我先生一口应允全力以赴地帮他。为难的是,当时的形势:县里只从外地吸引人才,没有放人的先例。于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两口子动不动就提起黄老师,总琢磨怎么对赵书记开口,用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打开缺口。

 

我设身处地一想,他的调动还有个难处。从本县农村迁出妻女儿子容易,往大同郊区农村落户又是难题。他考虑到这一层了么?

 

我提出这一难题时,我先生却笑道:“嗨,人家都‘农转非(农户)’了。”说起来又是一段故事。黄老师右派平反后,教育系统有了农户转非农户的指标。可这些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一线教师身上。教育局的干部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学校学生灶有个临时工是教育局某干事的妻子,上工没几天,就转成正式职工,立马又调回县城上了班。教师们议论纷纷,有人就鼓动黄老师去县里要指标。

 

黄老师写下陈请书,意即论年头、排资历、讲困窘,都该把指标给他。陈请书久久不见回复,黄老师就带领全家大小下县城,坐到县文教部、教育局的院子里讨要说法。全家人乞丐一般,饥渴时,啃上自带的窝窝头,拿上自带的搪瓷缸,常进办公室讨要热水。大有不达目的死拼到底的决心。文教部长是个老干部,心软了。也觉得人来人往的影响不好。十几天后下达指标,黄老师的妻子转成了‘非农户’。之后,孩子们也相继吃上了国家供应粮。当时被人们称为:“一步迈上了幸福的新台阶”。

 

有了这个飞跃,我觉得黄老师的调动更艰难。给了你‘农转非’指标,是要你好好工作,你却想振翅远飞,岂不更不合情理。

 

那时,我先生刚评上特级教师和教育战线劳模,常到县里开会。他既渴望遇到分管教育的赵书记,又怕遇到他。因为一直没有最佳说辞。常对我说:千万不能碰钉子,一旦被拒绝,恐怕就难扭转局势了。

 

关键时刻,黄老师家又发生了内乱,妻子和养女联手对他发起攻势,不依不饶,官司打到学校教务处。

 

缘由是这样:黄老师到社办中学支教,本身业务暂且不说,单是那针灸技艺就有飞跃。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迷信‘外来的和尚’。黄老师给学生治好牙疼、疔疮、肚子疼等小病后,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纷纷来求医,他这教书先生课余又成了‘赤脚医生’。

 

返回我校后,黄老师‘搪瓷盆洗手’再不从医。可巧这年县里委派我校开办农村小学教师培训班,黄老师原先支教的公社派来一位女教师接受培训。这天下午,女教师突发肚子疼,在床上打滚。同舍学员无计可施,她突然想到黄老师,就求他去扎针止痛。

 

黄老师难却信任,赶回家找到医书针具,随女学员们来到患者床前,经患者口述和实地检查,结合以往经验判断是肠痉挛。就选了手腕上的‘内关’、小腿上的‘足三里’和肚脐上三横指的‘中脘’三个穴位进行针灸。正在扎肚上的中脘,黄老师的妻子和养女闯进宿舍。见此情景,顿生联想,火冒三丈。大骂接受治疗的女子不要脸。骂黄老师不安分……

 

黄老师的妻子自从前夫出事坐监,心里埋下阴影,对男女交往特别敏感。黄老师在社办中学业余外出扎针,妻子与他亦有约法规章:一般是扎男不扎女,即便扎女也须扎老不扎少。这天,娘儿俩一见黄老师揣上针具急匆匆的样子,就心生疑窦,赶来监察……

 

人们说黄老师的妻子缺心眼,再次得到了印证。她不该把长女的身世告诉正处于逆反期的少女,并让闺女做她的同盟。更不该一直闹到教务处。教务处某领导坚信黄老师的清白,故意逗她,说:“实话说,你看见老黄是金宝玉器,在别人眼里,他又黄又瘦,一身毛病,干瘪老头,人家喜欢他什么?”

 

那女人不假思索道:“爱他的知识,爱他的技术!”

 

确实,黄老师平反之后,嫌弃他的人少了,与他打招呼的人多了。 这就让女人在安全感上出毛病了。

 

黄老师妻子闹腾,长女助阵,在学生中都造成一定影响。这给我们带来灵感。我和先生商量:咱何不在赵书记面前坦承黄老师的处境,请分管教育的领导们权衡一下去留黄老师的利弊。为了圆黄老师高就的梦,不妨贬损他一下。比如老肝炎、颈椎病,年纪一把干不了几年,一对病秧子拖儿带女,内斗不休……给领导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

 

果然,我先生瞅准机会,把这番话对赵书记和盘托出时,赵书记爽快地说:“让他走!咱再不拦他!”

 

黄老师如愿以偿,拿到去雁北师专的调令,对我们两口子十分感激。当时,哪怕办件小事都得‘研究研究(烟酒)’。他未破费分文就办成这件大事,想表示一下,不知从哪儿弄来棵香椿树苗,要送我们。我们无处栽种,好言谢绝。

 

他的如愿,既让人为之高兴,又不免替他酸楚。

 

难道只有内外交困,把日子过到这个份儿上,才能拿到通行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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