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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下的两次辞“官”


--作者:卜新民

 

卜新民,与共和国同龄,广东梅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1982年到广东省统计局工作,曾任局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领袖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高中毕业后,自己在这个天地里,作为了整整10年;曾经有那么两次,作为到了中国最底层最微末单位的管理层级,只是由于犯贱,不识抬举,自己把自己打回了原形,终究没能作为出个人样来。

 

我的家乡广东梅县松口南下村人多地少,属缺粮大队,兼之靠近墟镇,以手艺挣钱,买粮糊口,帮补家用的人特别多。乡村里,这类人往往头脑稍灵,或胆子较大,也有的是家族传承,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或过得好一点而揽活奔波,以至离土离乡。此类谋生活动,与种田的主业相对应,在当时被统称为“搞副业”。

 

1970年冬,背起简单的工具,跟随堂兄和松口镇工程队的李师傅,到离家乡40公里的松源镇百货大楼工地,干起了建筑木工的活计。自此,农忙种田,农闲务工,搞起了副业。

 

动手能力不弱,加之不惜力气,各种技艺上手很快。开始一级工,每天1.13元。不到半年二级工,每天1.34元。辗转几个工地的一年多后,己是木工班长了,手下有二三位伙计,升为三级工,每天1.63元。1973年后活计转型升级,主要走村串户打家具,除承包计件工程外,不再去建筑工地,没能升至当时工程队最高四级木工的高度,到现在自己仍称是三级木匠。

 

做木工的同时,子承母业,接过了母亲驶牛做田的专业,和其他三位伙伴一起,完成生产队春夏秋冬各季节的犁田耕地任务,其后操起家伙干自己的木匠活去。

 

日子就像家门口的小溪水,波澜不惊,缓缓地流淌着。

 

那时农村里每年都有政治运动,名堂很多。1974年春,记得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队集中所有搞副业的人办学习班,宣布自由外出搞副业的资本主义道路不能再走。以后,大队成立劳动力管理小组,规定外出搞副业须经批准,所得款项须由劳动力管理小组结账,扣除5%管理费后,与生产队四六分成记工分。

 

劳动力管理小组成立当日,五六十名各式工匠齐集大队部。大队张副书记讲话,例牌一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后,规定了小组的责职,宣布小组领导由三人组成。组长是位当过大队自保主任,姓李的老转业军人;财务姓伍,刚从部队复员;会计则出人预料地落在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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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

 

书记讲完话,我第一反应是站起来反对对自己的任命,表示自己没有能耐,也没有兴趣,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张副书记面露愠色,大有不识抬举之意,不容分辩说,这是大队研究的决定,你只能服从把工作做好。散会后我再缠领导,张领导放了狠话:你不做也不放你出门搞副业,叫人盯死你!

 

不当会计,是想延续一份劳作的自由,不让搞副业,小日子没法过,这一下子扣住了我的命门,只好走马上任,干起了会计勾当。

 

管理小组初始仅负责管理外出务工人员,叫工副业站。主要工作就是到外出务工人员单位结算钱款,按比例分配归属,也为他们开具务工证明之类服务。很快,大队把所有企事业单位交由小组管理,计有:砖瓦厂、碾米厂、运输船、糖厂、拖拉机站、烤烟房、合作医疗站,加上工副业站,相应的我则拥有了八本账册。1986年,全家迁入广州,一大木箱的八种账册不知如何处理,结果被我付之一炬,这是后话了。

 

管理小组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我每月大约有一半时间在所辖单位游荡。榨糖季节的两三个月里,大半时间住在厂里,管理事务,收购甘蔗、燃料,卖出土榨糖和用蔗渣酿造的糖波酒。我的头头组长为人耿直大度,作风粗旷,很少到现场管理具体事务,都放手让我处理。当时还不时在水利工地等集体劳动场所兼差当施工员,在他人眼里自己成为个人物了。加之不用下地,每月固定45个劳动日和6块现金补助的报酬,我自诩自己是农民贵族。

 

为什么选自己当会计,担当具体事务管理人,是看中了为大队深山开船板时,体现出的吃苦实干精神及组织能力?欣赏学习班时,显现的不时为大家胡侃“三言两拍”的凝聚力……到现在也没真正闹明白。

 

我的组长,在我大学毕业小有出息时经常对村里人讲,当年大队要我当工副业站组长,我一再强调要卜新民当会计,否则不干。这话看来有马后炮掺水之嫌,头头虽确实放手相信我,但过往从未与他有过交集,只能打折姑妄听之,当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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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

 

俗话说,人有人道,蛇有蛇路,而在动不动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当年,搞副业的人走的都是偏径,得找个懂行的人来管治,于是,“以夷治夷”,从“贼窝里”招安个高手来压服一干宵小,就成为了决策者的选择,我始终认为这才是最接近的谜底。

 

当了会计,白天骑自行车转转,每月抽几个晚上记记收付账,这种貌似悠哉风光下遮盖的,却是小日子每况愈下的窘况。实际收入比走资本主义时少了一大截,原本总有小钱的抽屉经常干涸见底;平头烟更多的变成了喇叭筒的劣质卷烟;本就荤腥难见的菜碗更显寒酸;更为严重的是,春荒要买高价粮时,钱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农村其他当干部的人,是如何过日子的,反正我在任会计不久,就本性难改,贼心不死,为了不断生路,晚上钻空给人家打家具,又从工艺厂领回木模活计,重操旧业,过起亦干(干部)亦工双面人的日子。

 

管理小组会计的任务之一,是要统管搞副业者的务工收入,与大队生产队分成,走集体化道路。现实世界里,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各式需求,每种工匠各有用场,只要规定他们每月缴交多少副业款记工分即可,完全不必要也根本不可能每项活计都由集体为他们结账。这种制度的设计纯粹是一厢情愿,是当时流行的一统就死极端思维的产物,自己担当的注定是无法完成责职的角色。

 

作为实际的管理人,只能对零散务工活动睁眼闭眼,用一放就活的应对之策,为广大工友讨生活留了条生路,而实际上,自己同样为了过日子不得不重操旧业。这种角色与现实需求的冲突,使自己在炒更时总觉得做贼似的,有一种愧对职责的负罪感。因此,担任会计始,更萌生放弃念头,越往后越强烈,直至1977年春节后糖厂失火,不久,自己向大队提出了辞职请求。

 

这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糖厂一般在晚上12点前熄火停工,凌晨,炉灶里的余烬,顺着灶膛燃到了灶台外面,烧着了堆在灶台门口未清理干净的柴草,继而烧着了煮糖车间的木结构天面。紧挨着的是作为大队部的洋楼,这是著名华侨张榕轩、张耀轩兄弟的房产,主体建筑四五千平方米,为民初砖木结构两层楼。洋楼玲珑剔透,门窗檐台镂空雕花,彩金描红,房间厅堂彩釉砖铺陈,天井台阶都由花岗石打造。祸延洋楼,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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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

 

是日,我和两位青年三人同床,睡在洋楼底层一间既是寝室、办公室,又是杂物间的房里。睡梦中的我,听到断续硬物掉地的“朴朴”响声,伸手越过睡在中间的合作医疗站的许医生,推了边上糖厂陈保管员一把,问这是什么声音?这小子显然也听到了异样响声,推开我的手迷糊地说,“下冰雹”,翻身又继续美梦去了。我愣了愣神,猛然从床上弹起,推开房门一看,大喊一声,“着火啦!”什么也没多想,就穿着裤衩背心向外奔去。

 

一个冲刺到了火场,第一个动作,就是操起小水桶,在水池舀满水,奋力向正往洋楼方向窜延的火舌泼去,奋不顾身,连续不停的疯狂,终于止住了燃向洋楼的火路。五分钟,或许更长更短,两个家伙才穿戴整齐现身,操家什帮忙。一忽儿,轰然一声,四跨的天面近二跨因椽子过火烧断而倒塌,当时睡床上听到的响声,就是椽子着火后瓦片下坠摔碎的声音。一阵扑面的烟尘把我们吓了一跳后,事情就简单了,余火很快就被扑灭。

 

面对狼藉的场面,自己真的有点后怕。再迟几分钟,大火肯定烧着了洋楼。风向一转,向后不到三米,是堆满柴草、甘蔗渣的大草坪,引燃了这地方,肯定比水浒传风雪山神庙的火烧草料场要壮观得多。而自己贸然冲进火场,竟然没有碰上给压榨机供电,起火后掉在地上横亘场地的高压线。

 

审视火场,厂房五架自己亲手制作安装的,木制金字杠梁未受损伤;檩条虽烧黑了仍然可用;煮糖的六口特制大锅完好无损。但坍塌的椽子瓦面要重新构建,需一两天功夫才能恢复生产。

 

吩咐两个伙伴继续清理火场,自己换好衣服找书记报告事由。是日春寒料峭,土路两旁杂草挂满霜花,天还没有完全亮白,静悄悄的村庄空无一人。自己平静坦然地走在空旷的田野里,忽然萌生奇怪的想法,如果因了这场事故,领导将自己免职,从而解脱恢复自由身,那倒真是坏事变好事了。

 

陈书记听了简单汇报,找到县里驻大队工作队队长,一同到了糖厂。队长是县公安局副局长兼松口镇派出所所长,听完汇报察看了火场后,基本同意我的看法,和书记一样,没有批评更没有安慰也没有说更多的话,以后大队也没有提火灾的事,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火灾显然是场责任事故,却又因责任心使然能从熟睡中警觉惊醒,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未酿成更大的灾难,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大队书记是好人,工作队长是明白人,若以后再犯此类或哪类错事,碰上专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当权,事情可能就不会这么简单,如若往阶级敌人破坏的思路上整,难免就要惹一身腥了。

 

反正这场事故后不久,我就诚恳地向大队提出了辞职要求,没有更多的理由,就是不想干,愿当普通社员。不久,大队决定我跟运输船业务(前任大队书记)的位置对调,他上岸,我下河。我开始拒绝了这种安排,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一位至交的大队干部,“先上船以后再说,不然就得回生产队当会计”的劝导,开始了一段船员的生涯。

 

大队的木质运输船载重24吨,没有动力,全靠人力驾驭。造船的每一块木料,都是自己带领一帮兄弟在深山里折腾出来的。船上5位员工,业务属行政领导,在我们船上类似于船长。于是,我第一次辞“官”的结果,是由能号令近百号人的大“官”,变成了仅带领4个人的小“官”,而实际上,我的位置由美差换成了肥缺。

 

运输船主要从家乡运石灰石到汕头的潮安水泥厂。水路180多公里。满载顺流,空船时轮船拖拽上行,一个月可走四趟以上。船员按件付酬,加上业务补贴,我每月可以拿四五十元,除固定15元拿回生产队记20个劳动日外,个人可到手三四十元。全船除驾长外我工资最高,技艺却最差。而实际上要花的业务费,也仅仅是买几包像样点的香烟散发散发而已。

 

收入不错,但家里能用上的却不多。水上生活漂泊枯燥呆板,搞点什么吃吃就成了劳作外日常生活的主轴。高价米,高价油,加之不时从潮州市场上购买狗猫打牙祭,一个人基本就把钱花光了。

 

1977年底,我又向大队提出辞职。自己在岸上同样可以挣得相当的报酬,犯不着如此漂泊孤独。这次很快批准,一个年轻人代替了自己。第二次辞“官”的结果,自己把自己打回了原形,恢复了农忙下地、农闲务工的日子。

 

那年头是不允许有闲人的时代。不管你是什么人,即使有其它生活来源,比如有大把侨汇不用干活也能过日子,一样要参加集体劳动。连最懒惰的所谓二流子,也得在生产队里握着锄头柄磨洋工混日子。从劳动形态上,农民只能分成要下地和不用下地两类。而少数从事企事业管理的农民,则属于后者,为其他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者所羡慕,其角色,更成为一些无法跳出农门的兄弟姊妹们追求的目标。

 

两次辞“官”,均属自愿,都是别人眼里自己混得不错时的不识好歹作为。一定程度上,这与长期家庭成分阴影下养成的不愿担当,无官一身轻的逃避心态有关。更主要的是,过日子有多种途径办法,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门道,自己拥有可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技艺,自由地凭手艺卖力气挣钱养家糊口,这是最适合自己脾性的活法,这才是辞“官”的根本。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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