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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


--作者:尚晓援

 

尚晓援,英国SUSSEX大学发展研究所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有关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研究,先后在这些领域发表过多篇论文和专著。曾因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儿童权利状况的理解方面所做的积极的、开创性的工作,获得澳大利亚外交部澳中委员会授予的国际人权奖。

 

 

我的母亲阮季,19681215日自缢身亡。从她弃世至今已经49载过去,即将半个世纪。母亲离世之后,我从来没有为母亲专门写过片纸只字。然而,这么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这却是内心一个未了的情结。

 

其实,在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罹难者中,母亲仅是其中之一,在百度搜索里,她的名字只有和我的父亲尚钺相关联时,才能看到只言片语。但是,每一个母亲,都永远活在她的孩子们的生命延续中。母亲和我血肉相连,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栩栩如生。母亲离世在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将伴我终生,永无痊愈之日。在父亲,舅舅,老一辈亲人相继去世之后,可以共担这份沉重思念的,只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

 

20081215日凌晨,我弟弟尚小卫发出一封邮件,其中写道:

 

“亲爱的姐妹,你们还记得40年前的这个凌晨吗?40年了,我一直以为时间会抹去一切。但是,我错了,我永远忘记不了19681215日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那天的一切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随时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谁都不知道,40年前的这个凌晨,我们的母亲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曾经走到我们床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后来知道,她走了,她选择了离开我们,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想如果人若是有灵魂,那母亲的灵魂始终没有离我们远去。她永远能听到我们的话语,包括看到这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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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阮季

 

母亲不是名人,去世之前,相夫教子的家务颇重,加上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她从未获得过安静的学术研究条件。她在学术上的建树尚未成熟,家中留下的多是读书笔记和调查记录。如果没有因政治迫害而导致的愤然离世,以母亲的聪慧和她早年在燕京大学所受到的系统训练,焉知母亲不会在后来社会学复兴的年代中,成为颇有建树的学者?

 

我最早学的是中国经济史,但是后来因为多种机缘,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当我翻拣母亲的文稿,发现母亲当年在川西所做的儿童调查问卷和笔记时,真是感觉到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有意继承父亲历史学研究的衣钵,却无意中踏上了母亲作为先驱者所走过的儿童保护之路。

 

在颠沛流离中求学

 

母亲原名阮怀昫,1920年出生于一个客居北平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籍为安徽合肥的阮姓人家。我的姥姥是苏宝琼;姥爷是阮永樨,字性白,他们住在后牛肉湾胡同一号,那是个有五个套院、几十间房子的大宅院。母亲出生的第二年 ,姥姥便去世了。为了照料子女,姥爷再娶。大革命前夕,北方政局不稳,生活便逐渐困迫起来,房子也越住越小。

 

在小学中学时,母亲读书很刻苦,成绩优异。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她和她的二哥寄居在他们的舅舅家中,一应开支由舅舅供给,直到进入大学。

 

母亲参加了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考试,结果,成绩优异,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还都获得了奖学金。在燕京大学,母亲考取了最难考的医学预科,实际这就是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是八年制,三年预科在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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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的母亲(前排中),摄于燕京大学校园里。那几届同学极少,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儿科专家的胡亚美和张金哲。

 

面对国难,燕京大学的同学当时有两种选择:或是离开北平参加抗战,或是在沦陷区继续学习,当然也有人计划去游击区参加共产党。当时燕京大学的校方还是希望同学们继续学习。母亲回忆,校长司徒雷登根据他的观感,认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最需要的是人才,燕京大学的同学最好完成学业到大后方去。同时,他以为同学们年轻,认识不清楚,很容易因社会的一般黑暗情况而深感失望,如果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到游击区去,则会使中国的情形更为混乱。在这些不同的倾向中,刚刚20岁出头的母亲十分犹豫。

 

不过,事态的发展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选择余地。珍珠港事变后,美日宣战,燕京大学于1941128日被日本人占领,很多学生和教授被捕,两个月后,母亲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母亲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思想:

 

“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国家多难期间度过的。从“一二九”开始,直到珍珠港事变,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熟知的同学参加革命,而我却直到毕业的那一年,和这些活动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都是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评论和同情的。”

 

母亲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对政治和党派不感兴趣。她的主要想法是认真学习,埋头苦干,洁身自好。但是,正值多事之秋的中国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洁身自好的空间。在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之后,母亲不得不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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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前排右1)和同学留影。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协和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汇集,将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和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母亲等几个先来的学生就在华西协和大学借读。在颠沛流离之中,母亲对社会学逐渐产生了很浓的兴趣,而她读过的《社会学导论》的作者正在这里任教,于是,母亲便转入到社会学专业。

 

在华西协和大学的半年,母亲参加了成都慈善团体的调查活动。她认为自己很幸运:“这些调查帮助我明白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怎样做研究。”其后,母亲还参加了基督教会主办的边疆服务团。服务团的参加者大多是流亡学生和各大学的教授,分宗教、社会、生物、地质、畜牧五组。当时,任教的教师中有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李安宅,母亲和一些青年朋友常借他的家中开会。

 

李安宅以训练、研究、服务的口号,号召青年人下乡,参与边疆工作。母亲参加的那个调查组用了两个月徒步旅行,去各山寨考察。母亲看到各阶层的生活,许多过去听到的故事都变成了现实。20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人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这些落后的农村使母亲对文化教育有了新的看法。

 

调查回来时,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已经开课,既有沦陷区来的老同学,也有新招的后方学生,还有四川本地人。燕京大学校园中,社团生活非常活跃。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社团比较自由,不受干涉。母亲也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叫Nowel,是圣诞节的意思。母亲在自己的社团中承担了组织社会工作的任务。她看到学校后面的天灯巷里主要住户都是卖破烂的,儿童生活在拥挤脏乱的环境中,于是就以这样的社区为中心,开展工作,锻炼自己。每天下学后,同学们轮流去给孩子们点眼药,发豆代乳,作家庭访问。

 

开始时,开展工作很困难。儿童的家长对大学生们的行为不理解。他们以为这些大学生是多事。后来因为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孩被带到医院,看了病吃了药后好了起来,他们因此改变了态度,对大学生越来越欢迎。大学生走过时,孩子们经常喊老师。这更激发了母亲和同学们的热情。由于豆代乳不能长期供给,母亲还发起募捐。在这样的工作中,母亲觉得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因为亲人在重庆遇上麻烦,母亲又来到了重庆。在重庆,母亲在一家《新世界月刊》找了份差事暂时糊口。她的收获就是有空整理了研究结果。母亲说:

 

“我把边疆的材料整理出一篇《从嘉戎杂居看戎民族社会组织》。因为过去都以为嘉戎无姓,而我这一次考察发现他们的房名相当于汉族的姓。根据这样的组织线索,是可以追求下去的,我以为这是很珍贵的心得。这一篇文章用人类学的功能方法写成,寄给李安宅先生,自己很胆怯,他却很快回信说结构、材料和方法都很好,叫我寄到《边政公论》去,还寄来一封介绍信。这使我增加了信心。”

 

抗战胜利第二年,燕京大学迁回北平,母亲则在农村过了一个夏天,为边疆工作指导所工作,记录农民的歌谣,还做了一些语言学的记录,收集了大量民歌和故事。边疆工作指导所的经费有限,无法解决生计,正好这时华西协和神学院社会服务处主任到西康去了,母亲便接替了他的职位。

 

社会服务处的服务区域是成都南门外的贫民区。服务处每天下午施诊,上午给失学儿童开办两个识字班,另外还随时做一些救济工作。母亲到任后的那一个月,发生过两次火警,有一次烧掉200多户。母亲到受灾区调查以后发现,受灾民众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于是就发动神学院的同学捐助衣服。

 

母亲不反对宗教,却不愿参加每日三次的祈祷和布道,因此暑假时又去重庆实验救济院。救济院设在乡间,只有数年的历史,是国民政府在重庆时特地设立的,占地350亩。院长魏永清是燕京大学校友,母亲入燕京大学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和鼓励。母亲读二年级时,他去美国学神学。他是个农家子弟,由教会资助读完大学,人很热情、爽直,在燕京大学还当了一阵教务长。

 

母亲在慈善事业中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得到了很大乐趣。在救济院时,救济院长的一位美国同学所在的大学LindenwoodCollege为中国女生设立了三个奖学金,经此人介绍,母亲得到了这个奖学金。但是那边只管返回的路费,而去的路费则要自备。母亲为了筹措路费,就回到了北平。

 

此时东北军事局势已经很明显,华北很快就会改变颜色。在北平,她先在女青年会做了一个月的干事,又到天津参加了天津儿童急救会的工作,同时申请中美教育基金会的旅费补助,并准备护照和体格检查。但很快,天津就解放了 。出于对新中国的憧憬,她在华北大学第一天招生时便跑去询问了一番,但是对于共产党还是不大了解,又因为必须持介绍信,再加上对团体生活有些恐惧,所以迟疑了许久才去报考,1949年五月中旬,她终于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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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华北大学,前排右1为母亲,后排右三为陈伯达。

 

进入华北大学后,母亲得以和父亲尚钺相识,她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社会学研究和学习在中国很快就被禁止,母亲只好改为研究世界历史。

 

甜水井,温馨的记忆

 

我出生的地方,是鸭儿胡同三号,在北京的后海附近。2005年,我和姐妹们一起回去过几次,想寻找当年的记忆,但是这里已经变成了旅游区,热闹非凡。鸭儿胡同三号也已被拆,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旧时的痕迹荡然无存。

 

我从记事起,就住在北京西城区南长街甜水井胡同一号。这是父母苦心为我们经营的一个快乐的小天地。至今,这个小院还是我记忆中一个美好的梦。但是,这个小小的天地很快也被政治风暴摧残得七零八落。

 

1950年代末,父母凑钱在甜水井胡同购买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甜水井胡同的西头紧贴中南海的东墙根,东头就是我家,胡同里一共只有四个院门。我家前后两个跨院。进口是一个当时北京常见的门楼,门前的对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当然都是繁体字。门两侧还有两个小小的石墩,好像是两只小小的狮子。一进门楼,是一个小院,向西一拐,便是主院。

 

我们全家人都住在主院里,北房三间为父母的卧室和父亲的书房兼客厅,西厢房两间为卫生间和厨房,南房三间为餐厅、孩子们与保姆的住房,还有卫生间,一间东厢房暂时无人居住,用作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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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尚钺和母亲阮季。

 

除了甜水井一号,母亲还有一处书房,两个房间,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人民大学宿舍内,在红三楼丙组八号。楼下住的是著名党史研究专家胡华。我们都叫他胡华叔叔。他的儿子胡刚是我的小学同学。胡华叔叔可能神经衰弱,那时候母亲晚上在桌子上打字,胡华叔叔都会叫人上楼来阻止,说影响了他的休息。后来,人大的党委书记郭影秋在红三楼丙组四号住了一段时间,他搬走后,我家就住进了四号。直到今天,弟弟全家还住在那里。

 

尽管母亲从小读书,但也颇会治家。甜水井胡同小小的院子虽然不大,母亲却把它经营得有声有色,乐趣无穷。父亲喜欢种花。在他的书房前,东边是一株毛桃树,西边是一株葡萄和一株丁香。在东厢房的前面,爸爸和妈妈每年种上一些丝瓜、刀豆和苋菜。有一年,丝瓜到了该结的时候,却看不见挂果。妈妈站在一张凳子上仔细看着已经爬到房檐下的丝瓜藤,发现在丝瓜叶的掩盖下有一个丝瓜已经长到小臂般粗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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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尚钺和他的救命恩人--六爷尚衡蒲,他曾用100银元从枪口下买下父亲一条命。右侧是弟弟。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孙健曾提到当年到甜水井胡同我家做客的情形,连连称赞我家的饭菜好吃,金华火腿炖的冬瓜汤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夫人刘老师还说,从我家回来之后,孙老师大大赞扬我母亲善于持家。

 

对孩子们来说,甜水井胡同一号的生活是衣食无忧的。但有一段例外,这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母亲。因为妹妹京子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母亲在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本来就营养不够,还要省出自己的口粮给父亲和孩子们吃,结果,母亲浮肿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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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尚钺、母亲阮季和我们在北京西城区南长街甜水井胡同一号。

 

其实,在甜水井胡同生活的这几年时间,父亲已经危机四伏。他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全国的点名批判,不能发表学术著作,在人民大学也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即使这样的环境中,母亲还能以平常心度之,在惊涛骇浪之中,为父亲和孩子们营造出一个平静的港湾,也真够难为她了。这几年,是父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后来,父亲对我说:“你不知道甜水井胡同的几年有多么重要,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和休息。”

 

甜水井胡同的孩子,都到南长街小学上学,但当时铁一号附近的府学胡同小学是东城区第一中心小学,非常好。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安排我上了府学胡同小学。我在府学胡同小学时,不能每天回到家里,母亲就和我一起住在铁一号的那两间书房里,每周的中间和周末才回到甜水井胡同。

 

这是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最密切的岁月。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记得当时米票比较紧张,我和母亲开始没有买米证,吃饭的时候,只能买窝头和馒头。后来,母亲要出去参加“四清”运动了,为了安排我的午饭,就花了十斤米票,办了一个米证,又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猪油,让我吃米饭的时候,就用猪油和酱油拌饭吃,说这样很好吃。但是,我第一天就把米证丢了。所以最终也没有吃上猪油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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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阮季和我们在铁一号钟楼前。

 

1968,踏上不归路

 

父亲和母亲工作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父亲从建校起就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父亲主持的历史教研室,1950年代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大多后来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各地很多大学历史系的中坚。

 

但是,父亲当时并不见容于人大,这有当时大的政治气候所致,也有人大的政治小环境的原因。父母在甜水井胡同一号购房居住的行为,在人大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房子是以母亲的名义购买的,但在人大,父亲还是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理由是共产党员不该拥有私房。为此,父母被迫把已经购置的、并经过翻盖和装修的甜水井胡同一号卖掉。

 

尽管如此,人大的很多人还是不依不饶,说是共产党员更不该卖房子。父母被迫把这所已经出售的房子又收回来,再以“献产”的名义,交给北京市政府,由人大的职工居住。我们在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宅,就这样被剥夺了。父母收回已经出售的住房,在退款给购房者时,把这笔房款加上数月的利息一并退还。这位购房者为此十分感动,觉得父母这样厚道的人真是少见。

 

父亲去世以后,历史学家李新曾经对我讲起当时的情况。他当时是人大党委常委。父亲购置私有住房一事,曾经在党委常委会上讨论,很多人主张因此开除父亲的党籍。李新和另外一位常委坚持说,开除这样一位老同志的党籍务必慎重。

 

常委会后,李新找到父亲,告诉他必须赶紧把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房按照要求“献产”。父亲只得被迫把房产“献”出,这样,虽然党籍保住了,但父亲还是受到了党内的纪律处分。在文革中,甜水井胡同一号住宅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最终成为母亲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父亲写信给中组部,希望重新调查有关自己的错案,同时也提出了对私房落实政策的问题。此后,中组部复信,请人大为父亲落实政策,包括私房。父亲去世时,还留下遗嘱,希望人大把非法剥夺我家的私房还给子女。此后,虽然几届校长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是,阻力依然重重。直到现在,这一处私房也没有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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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父亲尚钺。

 

甜水井胡同一号被剥夺,我们全家搬到了铁一号,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当时仍在府学胡同小学上学,后来升入北京五中。在五中时,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老师,叫肖钰。他特别擅长教数学。一天,全校同学外出参加活动,回校时,肖钰老师在班会上说,今天我们的学校发生了重大的敌情,有人书写了“反动标语”。接着,他就带领大家呼喊革命口号。

 

不幸的是,出于口误,他呼喊革命口号时,误喊成“反动标语”的内容了。当时,他吓得脸煞白,赶紧带领大家又呼喊了多遍革命口号。当时的学生都只有十三四岁,看到老师紧张,觉得很好笑,都说要是追查下来,我们可以为老师作证,确系口误。过了一会,肖钰老师还是很不安,自己离开,自动跑去汇报了。

 

一会儿,我们就听到校园的大喇叭高声广播,全校紧急集合,到大操场开会。到大操场不久,就听到宣布,扭送现行反革命分子肖钰去公安局。听到这个消息,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怎么也想不通,怎么老师一下子变成现行反革命了?不过,到底是年龄尚小,是非不清,很快,我们就觉悟了:觉得自己可能是阶级斗争的警觉性不高,所以有人呼喊“反动口号”,还是非不辩,以为是口误、居然要给人家做证。

 

回家以后,我告诉妈妈这件事。妈妈似乎对我的觉悟不以为然,说:如果他真的是口误呢?这样把人家当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是毁了一个好老师吗?妈妈的态度和其他人真不一样。这件事情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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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阮季和父亲尚钺。

 

母亲去世时,我正在内蒙古插队,家中的情况不甚了解,母亲自戕的详情,还是家里人告诉我的。

 

19685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随后殃及全国各地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爆发。据统计,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50多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

 

这年的12月,人民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也是如火如荼,父亲当然在劫难逃,又被关押受审,在批斗父亲时,母亲还曾被陪斗过。那年,姐姐晓航17岁、弟弟小卫13岁、妹妹京子7岁。晓航已定于12月初去山西农村插队。

 

母亲的性格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能觉得在运动中受到了人身侮辱,全家可能都要被扫地出门,没有前途,所以绝望了,才毅然做出最后的抉择--在铁一号的家中自缢。

 

事后晓航回想,在妈妈自戕前一周,有一天家里到处都是敌敌畏的味道,尤其一个紫花碗,特别浓烈。可能那天妈妈就已经尝试过服敌敌畏自戕,但是没有最后下决心。

 

妈妈自戕之前的一个晚上,和晓航谈到很晚,大意是告诉她将来家里可能就要发生大的变动,没有办法再支持孩子们了。孩子们将来要依靠自己,好好地改造思想,也可以去找西安的大姨等等。晓航那时也不太理解,觉得很困了,想去睡觉。但是妈妈不停地说。一直说到深夜一点多钟,晓航实在支持不住,就睡了。妈妈左思右想,可能犹豫了一夜,才最后决然走上了不归路。

 

早晨,也就是1215日,孩子们在浴室中发现了妈妈,赶快去找平时认识的人大历史系的大人。当时,没有人马上来抢救妈妈,直到最后,工宣队、军宣队的人终于来了,还来了很多其他的人。家中人来人往,有人竟然趁乱偷走了父亲刚刚发的两百多元工资。

 

母亲离世以后,工宣队、军宣队也不让爸爸回家。在家的三个孩子很害怕,每天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过了十多天以后,爸爸才被释放,回到家里。

 

母亲去世之后两个多星期,在内蒙古插队的地方,我接到了母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信时,母亲大概还没有自戕的想法。信中写道,想给我寄一些学习资料。其中用了一句成语:欲速则不达。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回到北京,见到了姐姐晓航,她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形。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都有一个情景,反复地在我的梦境中出现: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好在家,母亲的行为被我们发现了,因此,母亲的生命得以挽救,我们没有失去母亲,我幸福得笑出声来。

 

不过,每次从这样的梦境醒来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地回到了真实的世界,重新发现了无可挽回的真相。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在梦中梦到母亲去世了,又梦到梦醒了,母亲去世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幸亏梦醒了……

 

当我真的从梦中醒来之后,怔忡了好久,不知道哪一个梦是真的,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离世了。后来,我读到庄生梦蝶的故事,想到自己的梦,马上就理解了。

 

母亲只活到48岁。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永远是年轻漂亮的。我没有“白发苍苍”的母亲的概念。不过,直到现在,我看到别人能够奉养父母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都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如果我也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就好了。我的大舅享年89岁,二舅享年98岁,他们和我的母亲是同胞兄妹。如果不是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我的母亲很可能也长寿如斯。

 

现在,我住在新西兰基督城,坐在阳光灿烂的客厅中,看着蓝天、白云和花园中盛开的杜鹃花,心里不禁幻想,如果父亲和母亲仍然健在,他们如果和我在一起,享受这份温馨和宁静,我们的生活该多么美满!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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