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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流水账”


--作者:李培禹

 

李培禹,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曾任《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等职。作品曾五度获得“中国新闻奖”奖,也是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 报告文学曾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散文、杂文、诗歌等均有作品获入全国选本。散文《我的老师“流水账”》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其中章节以《春节,我少了一个去处》为题,被多省市选为语文中考试题和初一语文现代阅读篇目。2015年分别获得《人民文学》“观音山”全国游记文学征文优秀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北京作协“身边”主题征文一等奖等。现为北京杂文学会秘书长、北京市东城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出版有《走进焦裕禄世界》、《您的朋友李雪健》、《笔底波澜》等。

 

 

我所在的日报副刊部研究教师节选题时,一位同事提议:能不能找个作者,让他写他的老师,要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写到,这样也许更能真实地反映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会更令人信服;但也有人疑虑,几个阶段的老师都有的可写吗?这话触动了我的神经,竟自报奋勇地说,有的可写,我愿意接这活儿。于是,便有了这篇我的老师的“流水账”。

 

  

人到中年,还记得他的小学,还记着哺育过他的老师,本不是件什么新鲜事;人到中年,对已过去30多载的小学生活已淡忘了,对老师也没有太多印象了,也是件很寻常的事--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平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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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李培禹。

 

我的小学母校--东城区遂安伯小学,因王府井扩展,几年前被夷为平地。我路过那片废墟时,不禁驻足呆望了几眼。后来我知道,在这里呆望过的,不止我一个。我的小学同学李来启,也是其一。

 

来启现在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他找到我说:你是咱们班的班长,你该牵头找找咱们当年同窗6年的同学啊。我赞同,于是拿来纸笔,俩人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写起当年同学的名字来。照实说,我们写了不到十个,卡壳了,真的想不起还有谁了。过几天再想,收获仍不大……

 

然而天底下只有一个人,清楚地记着我们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读者朋友可能猜到了,她,就是教了我们6年的小学班主任老师陈辉。如今已退休多年的陈老师,拿出一张纸,她开始写着:1962年入学、1968年离校的我的学生:李晓梅、武亚平、王宪明、周克明、宋国强、武莲娟、赵燕玲、洪菊英、肖惠敏、高泽萍、赵庆六、王天培、王治渠、于莎莎……40多人,她竟一个不落地写了出来,其中包括因留级蹲到我们班和中途转学到我们班的几位同学的名字。

 

我想起我们“毕业”离校时,正是“文革”深入发展的1968年,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可陈老师却千方百计把大家聚在一起,她借来一架120相机,请人为我们全班拍了一张合影照。我想,这张照片一定还在她的影集里,因为她的每一个学生,还在她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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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遂安伯小学毕业合影。

 

我,曾是陈老师指定的“班长”,当然也在她的记忆里。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报社传达室的师傅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老师找你。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小学老师陈辉来了。陈老师是我小学6年的班主任,6年时光,在她的身边,我度过了幸福的红领巾生活。

 

可毕竟30多年过去了,陈老师怎么找到我的呢?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她先找到我原来的家,幸好我弟弟还住在那儿,这不,一下就找到了。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从小你的身体就不好,天冷了,老师给你带了件羊绒衫,不知合适不合适。”我的眼泪差点涌出来,平生第一次紧紧拥抱了我的老师。

 

那天,我和陈老师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坐在校园里那棵很老的杜梨树下,“谈理想,谈志向,也谈那美好的明天(小学时朗诵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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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海拉尔。

 

  

每年春节,我都去看望我的老师。那种期待、惬意融入浓浓的年味,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然而2007年却有了不同--我中学时代的恩师贾作人先生已然不在了,春节我少了一个去处。

 

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是“文革”正深入发展的1968年。我被编进“五连四排”,幸遇骨子里属“修正主义”的班主任老师贾作人。那时的贾老师30出头了仍是单身,样子很帅,穿戴十分讲究,可以说是纤尘不染,笔挺的呢子外套给人一种高贵的气质。现在想来,他那时候就用香水或很高级的香皂了,他身上总有一种淡淡的清新的气息。

 

课堂上,他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着毛泽东诗词或鲁迅的杂文;他在黑板上用“行楷”书写着课文要点,简直把我们“镇”住了。从他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到二中就是二中,尽管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他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

 

记得有一堂课,他给我们讲“驳论的写作”,我听后很受启发,就模仿着写了一篇,“驳”的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又是贾老师的语文课了,他同样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了一篇文章--那竟是我写的“驳论”!对写作的浓厚兴趣,使我瞎写上了,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写的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

 

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禁书)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有看不懂的就问,贾老师就讲。作为语文老师,他对鲁迅、郭沫若尤其推崇。当时课本上几乎没有郭沫若的文章,偶尔从《人民日报》上读到郭老发表的诗词,我有点不以为然,和贾老师说了。他说,评价一个人要看他的作品,但要历史地看,看他有没有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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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天,与恩师贾作人在颐和园留影。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贾老师给我带来了《沫若文集》,他翻开《凤凰涅槃》,先给我讲授生僻字,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

 

这是一首长诗,他讲得渐入佳境,我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今天,如果我不把这情景写出来,有谁会知道、有谁会相信--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准能成才的学生,他是怎样地尽心尽力、付出一腔心血啊!

 

贾老师这样偏爱一个学生,是不是我的家里有什么背景?可偏偏我的家庭背景算得上是班里最差的了。1971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已上到初三。有精神下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北京市决定恢复高中。在这个“喜讯”面前,我却要和贾老师告别,因为我的家里供不起我再念高中。

 

我把家里的想法说了,贾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可能!你必须上高中。”可十分痛苦的我却答应家里不再上学,因为我的母亲患肺癌刚去世不久,父亲当时瘫痪在床不得已办了病退,而我如果放弃上高中,很有可能分配一份工作。

 

贾老师从未这么“没有商量”,他风风火火地来到我家,与代表家里的大哥“谈判”,说服他支持我继续读书,他还向我病中的父亲“立”下“保票”:李培禹的学费、饭费由他来交,不用家里负担。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能上高中的学生比例很小,贾老师为了给我争一个名额,费尽心思,原本清高的他,一次次地去找有关领导,最后一刻才把我的名字写进高中班的名录。

 

就这样,我终于上了高中,在北京二中系统地学习高中课程,为以后恢复高考时我得以顺利地考取理想的大学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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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二外新闻系兼职任教时合影。

 

没想到,我们高中毕业后都要到农村插队去了。贾老师也来送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嘱咐我道:“学习要靠你自己了。”后来,我在当知青时发表过一些作品,贾老师看后其实都不满意,但他还是鼓励了我,他知道那时我的困境,坚持写作已属不易。

 

我说过,贾老师对我是偏爱的;其实他对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都是热爱的。他不允许我看不起任何一位成绩落后的同学,他在他们身上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少。毕业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恰巧我们班的一个学习成绩较差的女生也去看他。那直率的女同学说:“瞧,咱班的大才子来了,我赶紧走吧。”贾老师说:“什么话?都是我的学生!”

 

贾老师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每每有他的得意门生,他们考上了哪所高校、发表了什么文章,做出了什么成绩,他都会津津乐道。直到几年前,这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了课也愿意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的二中公认的优秀语文老师,终于累倒在讲台上,住进了医院,才暂别了他热爱的学生……

 

贾老师走得很安详,像平时熟睡了一样。然而他却再也不能看一看他惦记着的学生了!他的夫人、女儿深知贾老师一贯低调的禀性,坚持不搞任何仪式,只想自己家里人为他默默地送行。二中的领导、昔日语文教研组的同事、好友等闻讯后匆匆赶来,为他敬献了花圈。我是为他送行的唯一的学生,我贴在他的耳边说:“贾老师,您放心地去吧,我将为有您这样一位恩师骄傲终生;我会继续努力,让您也为有我这个学生而感到欣慰……”

 

向贾作人老师最后深鞠一躬时,我已泪流满面。

 

从那年丁亥春节起,我少了一个去处,再也听不到他的教诲了。

 

  

这天,北京二中的几位“小记者”为迎接校庆来找我采访,使我对母校那遥远而又亲近的思念,不禁又燃烧起来。我该写我的高中老师了。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恢复了高中,我们这些不论考试及格不及格的人,“自然”地成了高中生。第一节语文课,当我们空虚地坐在教室里时,上课铃响了。一位个子不高却很威严的中年教师站在教室门口。我忙喊了声:“起立!”同学们稀稀拉拉地站起来,后排几个男生光欠欠屁股就坐下了。

 

“太不堪了!”对这种“惯了”的散漫劲儿,老师显然不满意了,“重来一遍!”说着,他竟退出了教室。第二遍整齐点了,矛盾见缓。可是,当他知道班上不少同学没带课本时,不禁又怒了:“不堪,太不堪了!”“嚓嚓嚓”,他在黑板上写下“不堪”两个刺眼的大字,还边写边说:“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这就叫不堪!”

 

“太不堪了!”这,就是赵庆培老师给我们的见面礼。

 

赵老师上课总是很精神,语音洪亮,板书刚劲有力,他的每一节课都讲得那么精彩。有时,课堂上鸦雀无声,只有“沙沙”的笔记声;有时,赵老师大声地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教室里格外活跃。

 

有意思的是,他的课堂笔记,我们抄写后他还要再对一遍。一次,一个同学抄落了一个字,意思恰恰反了。赵老师发现后照例一个“不堪!”他说:“当老师的不能误人子弟,你们也不能误我呀!否则,将来算谁的账?”说完,自己“哈哈”先笑了,我们也忍不住笑起来。

 

记得一次命题作文《春游颐和园》,不知怎地,我忽然“诗思如泉涌”,“哗哗哗”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组诗,等后悔不安时已来不及改写了。下课铃响了,只好硬着头皮交本。几天后讲评作文,赵老师先表扬了写得好的几位同学,然后他严厉地说:“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还写起诗来……”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直视赵老师的目光,后边的话什么也没听清楚。当那本“沉甸甸”的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时,我赶紧放进书包。直到下午放学后,我才翻开作文本,啊,在《春游颐和园》的题目旁,竟是一个大大的“优”字!我的那一行行“诗”,赵老师认真改过了,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许的红圈圈儿。文尾处的批语只有两个字:“很好!”

 

实际上,赵老师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1989年春夏之交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遇到过较大的坎坷,工作、生活都跌到了谷底,赵老师看出当时的我万念俱灰,怕我有轻生的念头,他严厉地对我说:“李培禹你记住,这辈子不枪毙不死!”

 

后来,在一次笔会上,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作家刘恒。不久,我和刘恒通电话,他告诉我,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问他:贫嘴张大民“贫”了那么多话,你认为哪一句最有水平、最精彩?他说,是你老师讲的那句:“这辈子不枪毙不死!”我们都乐了,原来,他把这话写进他的小说和电视剧里去了。刘恒问:“那位老师叫什么来着?”我再次告诉他:“赵庆培!”

 

现在,赵老师也退休多年了,而且家搬得挺远,我们极少见面,但我总能感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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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时的作者。

 

 

有这样的小学、初中、高中老师“垫底”,一旦恢复高考,我就于1978年考入了第一志愿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社,一干就是30多年了。 

 

至于大学老师,我就可以简写了,因为他们大多是成就斐然的知名教授。只说恩师薄瀚培吧。

 

1999年春节还没过完,我含着眼泪和不少大学同学一起赶往八宝山,向薄瀚培教授告别。鲜花丛中,我分明觉得薄老师那关爱的目光,仍像以往一样,注视着他的学生们。

 

薄老师是讲授新闻写作尤其是新闻导语写作的专家。在校当学生时的事不说了,仅说我当了记者后他对我的关爱吧。当记者的几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新闻,凡是下了工夫写的,薄老师几乎都能看到,我也就时常接到他的信。有时采写了比较重的稿子,时间上又允许,我就把文章的小样寄给薄老师,他看得非常认真,一些精心的改动使原稿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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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天津日报社实习。

 

记得1986年的一天夜晚,薄老师从湖南打长途电话到我家里,他兴奋地告诉我:“报社推荐你的一篇消息获奖了,是二等奖。我没有给你争一等,因为这篇消息偏长了一点,有遗憾的地方。我先祝贺你!”那年,薄老师是全国好新闻评委,他的学生获奖,他怎能不高兴呢。

 

啊,又临教师节了。时光流逝,光阴荏苒,欢乐许多,忧愁许多,失去许多,得到许多。回望自己的脚步,总还留下了一点扎实的印迹。新的征程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当我迈向它的时候,我敢说我是充实的,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背后,暖暖地陪伴着我的,永远是老师们那关爱的目光。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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