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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力平口述:朱德家族往事及朱国华被“严打”内幕


--作者:周海滨

 

此前,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老人,一直忙于大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她位于北京玉泉路一个普通公寓楼的住宅里,她和朱德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袁存建见了面,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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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儿子朱琦的夫人赵力平老人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很多人为朱国华打抱不平。对此,赵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坦然做了回应。赵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 位妻子。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就这么在一起了。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

 

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柱”。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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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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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夫妇

 

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

 

尼姆·威尔斯曾写道,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

 

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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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夫妇

 

贺龙“逼婚”

 

1945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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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

 

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19463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大约一年后,1948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17年。那时候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想调也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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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夫妇和孩子们

 

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铁路,我坐火车不要钱,就这点方便。有时候星期天晚上回来,有时候星期一早上六点坐火车回来。

 

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从司炉干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又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

 

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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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琦病逝12天后,全家合影:前排左起:康克清、朱德、赵力平;后排为赵力平的5个孩子。左起:朱国华(四子)、朱和平(次子)、朱全华(三子)、朱援朝(长子)、朱新华(女儿)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1969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1974 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6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爹爹。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看到爹爹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忍不住就哭出了声。

 

爹爹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

 

198812月底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我一个人在天津,身边没有一个子女。我打了个报告,1996年才调到北京。1983年“严打”期间,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国华就在里面。国华1957年出生,出事时才25岁。

 

他不是什么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国华不爱说,不怎么出去,他喜欢画图,制作写字台、单人床,像个“小木匠”。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地上有地毯,桌上有电视机,都没买。

 

当时的形势是“严打快打”。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

 

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有很多不实的传言,比如说:“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康克清很气愤,说‘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朱家的子孙都不是康克清亲生的。她没有感情。”

 

其实,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有人说,康妈妈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这话我也是没听过。

 

有人说朱国华并没有死。但我并没有见过,没见过也不会相信。别人说,时候不到,时候到了会团圆的。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人说朱国华未死。30年已去,死不死无所谓了。

 

 

转自《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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