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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阅读与启蒙——追忆与补记


作者:秦晓

 

2017年北京的初冬,几位年过古稀的内蒙草原知青在一家餐馆小聚,商谈当年草原生活的追忆和史料整理。说起来是50年前的事了,但似觉得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人是物非”。因为不论发生了多少变化,每个人心中都存着那段时光的记忆。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未能逃脱这场灾难,但有幸于68年后远离政治中心,在内蒙牧区茫茫草原上和淳朴的牧民一起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知青,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真实的。生活在常态中,思想也突然失去惯性,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如浮云般渐渐散去,滋生起来的是疑惑和对疑惑的求解。新的认知发生于对从未质疑过的“公理”的质疑。我当年看了罗曼 ·罗兰的《约翰 ·克里斯朵夫》,书中有一句话使我“顿悟”:“人的一生从幼儿时代就被灌输了各种谎言,成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那些谎言统统呕吐出来”。当然,呕吐没那么简单、痛快,每次“顿悟”后又会陷入新的迷茫,这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与旧我断裂、新我诞生的生死之变,走出黑暗的启蒙之旅。

 

启蒙发端于黑暗压抑中幻想的破灭,起步于阅读,贯穿于诘问、思考和交流。在草原上我曾给朋友写过两封信,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的片断。第一封是1968年刚到草原,和“插友”彻夜讨论读书,涉及思想、哲学、历史、文学诸多领域,虽然都不太着调,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把这个讨论写成书信传递给北京的同学、朋友和家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第二封信是我1972年离开草原后写给仍在草原上的李三友,信中讲述了我的觉醒,对毛神化的破除,我在信中说:“毛的思想体系,我要以《实践论》为起点重新审视”。第一封信未能保存下来,第二封信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为了生存烧掉了。50年后的今天,可以回忆起当年觉醒的状态,但语言和文字再也找不回来了。

 

回到当年的阅读,其实能找到的书不多。记得去草原前到董志雄同学家,他父亲是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文学家董秋斯,当时已过世,想借几本书。志雄说我父亲读过的书多有眉批,我们家规定不外借,不过我们是老同学,只要保证还,可以借。我们看了董老的书屋,翻了几本,书上确有他读书时留下的眉批,在大师手稿面前,我们都失去了勇气,一本也不敢借。前面提到《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本书是我找李立群阿姨借的,李阿姨是高岗的夫人,当时在北图工作,北图一般只能去阅读,不外借。李阿姨和父母熟,常到我家,我就斗胆要她帮我借出来,她一开始拒绝,后来可能被我感动了,就答应下来。我在草原看完后,回北京时就还给了她。阅读中能理解的也很有限,但出于对知识和人文精神的饥渴,读的很投入,也不乏启迪和获取对现实的批判力。

 

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是从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步步走入宗教式意识形态的封闭世界,走出乌托邦或解构乌托邦其实是一个回归常识和普世价值的过程,常识为普世价值提供了经验的来源并赋予它正当性。这里说的常识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是社会学范畴,即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我们长期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则以阶级属性重新定义真、善、美,以替代常识。

 

当时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是不是马克思理论构建的产物?记得刘进、大平建议读马恩经典,探究老祖宗的思想真谛,检验和回答现实中的困惑和质疑。后来军代表说为什么不读毛选,而要读马的书,试图阻止我们的探索,但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马恩经典。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观或社会学范式,在去草原前和在内蒙读过《托洛斯基传》,讲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及对斯大林的批判;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异化、变质的某种必然性;罗斯托的《工业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人宣言》,他同马克思一样,也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方法论,但得出与马不同的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在他的体系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处于工业化未完成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进入高消费的社会阶段,两者对民众的福利和自由有较大差距。后来才知道与马并列的社会学范式是马克思 ·韦伯提出的。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书名和作者记不住了,比如有一本是美国驻苏记者写的,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未真正废除私有制,只是从占用变为控制,揭示了这种制度的深层问题。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掩盖和压抑了对人性、对人文精神的认识,这个认识的重新发现首先是通过文学精典的阅读开始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描述了变动社会中两代人深厚情感和不同道路选择的交织与碰撞,我由此想到我和父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勃朗特的《简爱》写出了爱情的力量,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使我震撼。契科夫书中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尴尬,托尔斯泰和雨果书中大时代中人的命运,苏联解冻文学对黑暗的揭示都直抵人性的善恶。

 

还读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带星星的火车票》(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我们习惯了俄罗斯作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方式,而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完全是另一种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读下来焕然一新。这表明范式,包括其它领域,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是不同时代的特征。

 

找到文学精典的根和主脉,如荷马、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及加缪等的后现代作品,是后来的事了。

 

在草原上又重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多是在放羊时,席地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读的,旁边是静静的羊群,和书中的情景有感应,读的很细。放下书,想的问题是葛利高利这个英雄人物是为谁而战?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经历过的红卫兵时代是不是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只是当年草原生活中一点零碎的阅读回忆和补记,它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最终走出乌托邦埋下了种子。

 

毛姆说大部分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是感性层面的愉悦,人生意义的启迪是潜移默化的。为了得到真谛而去读,其实很功利,会失去对美的感觉。草原上的阅读是非常时代的现象。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太漫长了。希望我们的子孙能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中回归阅读的常态,从中感受愉悦。

 

 

转自《熊窝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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