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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力薄而努力不懈


   ——谨以此文悼念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学友张善炬、王勤学、黄清水


作者:鲁晓晨

 

鲁晓晨, 鲁晓晨,山东根儿的沈阳人,1949年生人,身高190厘米,人称“大鲁”。毕业后先后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省广播电视报工作。1993年获辽宁省首评新闻正高职(高级编辑);200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连续16年出任该省新闻高级职称评委。2010年退休后,在辽宁省首次高职定级中被评为二级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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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新闻系78级部分同学。左1作者,左2王勤学,左三张善炬。

 

1982年秋天,我们这批带着文革疑问、文化饥渴的学子,在人民大学经历四年学习后,终于毕业了。四年的理论文化学习期间,我们迎受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转变激起的大潮洗礼,从刚刚撬动的微小门缝瞄了一眼世界,带着对传统的理论文化教育接受与批判并存的复杂心态,奔向了社会,投身到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去。

 

2012年,整整30年了。30年,社会在曲折中进步,人生在颠簸中分化。这批学子的历史轨迹是什么样的呢?

 

我思念我的同学中溘然离去的三位,在他们并非光芒四射的人生里,我似乎看到了答案。他们在普通的生活道路上,在职业新闻人的生涯里,虽人微而谋言有物,虽力薄而努力不懈,为了国家进步绵绵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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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在学校门口留影。

 

善炬如炬

 

张善炬,一个白白净净温文尔雅的年轻人,贵州考生。用现在的话说,是标准“摔锅”(帅哥)。他与我同岁,都是共和国同龄人,文革时的高一学生。入学时,他已有当兵至文书而复员的经历。初识时,见他寡言多思,少有惊人之语,但几件事过后,大家发现他有滚烫之心,壮怀激烈之情,以及追求真理真知真相的不屈不挠性格。

 

第一件事是他的几篇文章,使新闻系的墙报出名。入学没多久,他在新闻系的墙报上,推出长文,披露他当兵时的一段经历,部队围剿云南某村边民,当时谓之平叛。文章令人震撼,吸引了许多外系同学争相来看,掀起我系墙报的第一个高潮。

 

紧接着,他针对北京市政府拆西单墙一事,模拟李斯《谏逐客书》作《谏拆墙书》,畅快淋漓地嘲讽泱泱政府何惧一墙,阻塞言路何如放开。文章表达了学子追求民主改革的心声,再次为同学瞩目。

 

而后,在闻名的“求读书,讨校舍”的大罢课中,他以新闻系学生的独特敏感,填词《毕业歌》,抢在他系同学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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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填词的罢课歌。

 

第二件事是他在临毕业前的海淀区人大代表民主竞选活动中,和79级同学合办《竞选之声》黑板报,并担任78级主笔。那些时光,在耀邦同志推动下,新选举法规定,有三位选民附议的候选人,即可宣布竞选,可以在选民中公开讲演拉选票争当区人大代表。

 

高校密集的海淀区,许多对这次民主实验格外有兴趣的大学生,把握良机参加活动,涌现出众多位竞选者。我校亦然。《竞选之声》黑板报生动记录了大教室里一场又一场的竞选演讲,赞赏这些同学“敢于吃螃蟹”的实践精神。善炬的文章和评论鲜明、激情、有文采。每每新期出刊,教学楼前观者如堵。

 

本来就是一场实验,实践的又是新选举法,可是官僚体制竟无视法规,视民主竞选为洪水猛兽,视小小黑板报为“眼中钉”。他们不但当时屡屡阻挠,事后又记恨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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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主笔的竞选之声。王小工摄

 

善炬和我,后来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招致极左的“党务工作者”恶语相加。许多过来人都说,从来没见过哪一所大学会对自己的学生泼污水的。真是成也人大,毁也人大。善炬为此蒙受了巨大的不公正待遇,丧失了多次机会,直至患病。

 

但是善炬的名字,注定他一生就是探索之火炬。他的才华亦如火炬,屡屡突破阻碍,光耀四方。在校时,一个北京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他竟能在主席台拦住欲匆匆离去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做专访,写出“首都大学生的体育运动应该走在全国前列”的报道。甘肃日报实习时,他的新闻作品获得全国好通讯二等奖,那可是在全班同学中拔了头筹。

 

他是好记者。小胡书记主政贵州时,善炬以贵州日报记者的身份,多次陪同调研。他的多篇通讯,从多个细节中描写了这位新省委书记踏遍贵州山川,亲历亲为体察民情,探索贵州发展之路的心态和思维,在贵州读者中留有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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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在罢课游行中。王小工摄

 

心相通,情相近。所以胡书记也视善炬为朋友。有一次,善炬知道这一天是锦涛书记的生日(与善炬夫人的生日同一天),恰逢周末,善炬和妻子一起前去探望。不想宾馆里冷冷清清,胡书记一人在看电视。见善炬来了,书记十分高兴。

 

闲聊中,书记说,过生日连条鱼都没吃上。因为“他们(厨师)肚子比我大,车子比我小”。书记谈笑幽默地告诉善炬,下班后厨师骑自行车一溜烟儿回家了。可书记是啥时候回来的呢……

 

尽管有这层关系,尽管也有机会,但是善炬仍然做他喜欢做的记者。啧啧善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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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炬与姜波。

 

2009年,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青岛聚会,善炬已患癌症不能到会。恰逢姜波会后赴贵州公干,他创意收集了在场同学的亲笔寄语卡片,探望了善炬。善炬很是感动,病危时还不时翻看这些纸片。嫂子说,他似乎是在等你们,走时很满足,卡片也带着同学情谊伴着他一起去了。

 

“我喜欢黑白分明,可事情总没有这么简单。”张善炬的毕业留言,新闻系78级的同学,没人忘记。 

 

勤学勤为

 

王勤学是小我一岁的沈阳同城考生。巧合的是,素不相识的我俩,竟然在进考场前见了第一面。

 

高考那天,在沈阳23中操场上的待考人群里,我碰到一位熟人,他旁边立着一位目光冷峻的汉子。朋友介绍说,这条汉子叫王勤学。呵呵,还勤学苦练呢!王勤学听说我已经是辽宁省广播电台的记者了,忽然冷冷冒了一句,“那还考啥呀”,一时堵我语塞。

 

当时,他是沈阳某运输公司的装卸工,还曾有不甘平淡偷开大货车被处分的经历。他有以高考改变命运的朴素想法,十分正常。

 

想不到是,几个月后,我和这个冷眼汉子,竟然突破众多考生的“围城”,携手步入人大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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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学(右1)在罢课游行中。黄伯蔷摄

 

但是当我俩一路这这那那共同读完四年大学后,此时这位冷峻汉子的追求,显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他毕业后的苦苦实践看,谋求推动社会改革已经是他的己任了。

 

在校时,王勤学不很显眼,因为他周末时不时要去京郊的姐姐家。但是人大同学都会记得,罢课时那张瞩目的大字报《总有那么一天》。这是他和同学们“私闯”二炮将军楼后的作品。他希望总有那么一天,在中国特权将不再,民众的诉求会有民主方式。事后,这篇东西据说被当值副主席痛而骂之。

 

然而,这一切没有改变王勤学的追求。这冷峻的目光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做记者时,变得更加锐利。

 

1985年前后,他的一篇纪实报道《疯狂的君子兰》刊发在《人民日报》,文章剑指刚刚出现的民间市场,已经被权贵势力笼罩。牟利成为有权有势者的嗜好,服务人民岂不空谈。

 

不久,他的一条消息《辽宁省机关事业单位人超编、车超标》又在《人民日报》头版亮相,一下子激得省委书记全某人发懵,这个误了辽宁十年的极左书记,痛下杀手约谈新华分社领导,施压解决王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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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学(左3)在采访大学生运动会。

 

于是,惜才的“冒号”们为难地请王勤学去搞经营,他被迫“成为新闻转经营的第一人”(悼词用语)。说白了是剥夺了一位冷峻斗士的采访权。这还是体制内呢,舆论监督何易?王勤学思考的许多题材,遗憾地胎死腹中。

 

好记者不但要会写稿,还要会做工作,这是新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王勤学也有如此实践,所以我表扬他勤学亦勤为。

 

这里有一个故事。

 

1986年夏初,我得到一个消息。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准备把一些集体体制的、长期经营不善的小型副食商业门店转卖给个人经营,而且准备用拍卖的方式玩一把。

 

在当时清一色国营、集体的公有制体制下,这可是突破所有制形式的创举呀!我急忙去采访。谁知副区长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有个人要见你。随后从另一个房间请来一个人。哈,是他,勤学老弟。

 

我最初的反应是,这小子比我还快,到底是学新闻的。谁知一叙,才知道,他在此已经工作月余了。是他参与策划并积极推动了这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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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学(右1)在同学聚会中(2008年)。

 

我们的共识是,退即是进,即是改革。把公私合营以来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副食小门店转为私人经营,是正确的。而当时虽已热热闹闹的改革,但几乎都是在“铁饭碗”“大锅饭”等分配形式上做文章,一遇到所有制形式问题,都心有余悸沉默不语。

 

拍卖就是要把这次转制叫响,这也是王勤学的主意。副区长生动地说,公家菜店人家下班他也关门,双职工回家菜店已经挂锁,卖剩的菜蔬、豆腐没人管,钱还总有差头,亏损是永远的,私营后这一切都不会是问题。

 

记得1980年代初,沈阳人戏称国营副食店的营业员为“营级干部”,一是指他们在卖紧俏商品方面“牛气”;二是指他们换衣服下班时,随手抓一把钱的行为极其普遍。转制击中了公有制“无人负责”的弊端。

 

拍卖当天,各路记者云集。我的稿件着力点在“突破所有制形式上”,省电台当晚播出。而王勤学的稿件,新华社第二天播发,还误发了备稿,把生动场面的补充描写漏掉了。王勤学这个搓火呀!

 

而后承老同学谦让,我的稿件一路顺风,被评为年度中国广播奖特等奖、年度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即中国新闻奖前身)。看来所有制的突破,还是备受关注的。王勤学写的深度调查刊发在新华社内参上,被赵总理批示肯定,所有制改革在这个撬点后,顺利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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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学与鲁晓晨(2010年)。

 

如今,没有人会对餐饮、副食、农贸等行业的个体私人经营有什么不习惯,反而如果哪家饭店依然是“公家的”,则肯定令人奇怪了。而二十多年前,提倡私人经营还是个“风险问题”。

 

资料表明,1984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城市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没有触及所有制问题。

 

1992年十四大,确立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在所有制问题上,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才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61997,这风风雨雨十年中,推动改革前进的肯定不止是新闻人,但新闻人在撬动历史的节点上“虽力薄而不懈”,能行风就一定行风,能催雨肯定催雨,却是有目共睹的。

 

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优秀记者被体制剥夺了采访权,去从事一些诸如pp机传呼台、胶卷彩色扩印等遂即被技术进步风干了的项目,还美其名曰“王老板”,个中苦楚,只有王勤学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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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学与夫人在呼伦贝尔(2010年)。

 

2010年,已经被“支过架”的王勤学携夫人,参加了呼伦贝尔同学夏季大团聚,冷峻的目光已经换成了殷殷笑意和哈哈笑脸。没料到秋风起后,他因为心脑病突发而离世,走得匆忙了些。

 

清水清清

 

黄清水山东海阳人,我的新闻系四年同室寝友。其实在人大同学中,真正的农村孩儿、农民娃并不多,他是我班仅有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有“毛委员”之称的湖南吴又珠。

   

清水质朴而寡言少语,就是一旦有话,流淌出来的也是语速很快的方言。按说我也是山东根儿的东北汉子,对山东方言极感亲切。可是黄清水的山东话,我听完后,还是要愣愣神儿,琢磨琢磨的。真是十里不同天,县县皆方言哪。

 

直到2008年入学30年庆典再见到时,他依然如故。恨得我狠狠“打击”了他:“看来你是坚决拒绝普通话了!”也是,这也叫乡音顽固、乡情如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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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时采访北京市高校第十九届田径运动会,二排左3为黄清水。

 

在校时,虽同住一室,但交流并不甚多。每日清晨他会蹑手蹑脚地离去,晚上几乎是到拉闸熄灯时间,他才会背着书包回来。他没有腕表等计时武器,看日头猜度时间是他的本事,但从来不会犯“迟到”这种低级错误,不像新闻系的某些人,会把迟到当饭吃。徐世平曾说,散?散是新闻系的特色。但其中绝不包括黄清水。

 

记得班里靠助学金坚持学业的有他和吴又珠、李培禹等人。因为同宿舍的关系,我以为黄清水是坚持得最清苦的一位。每逢放假,当我们匆匆返家时,他一定是留在校园,参加勤工俭学,“省下路费,再攒几个买书钱”。四年里,我等回家至少七次(毕业彻底回去不算),可他大概也就一两次,而且还一定是寒假,赶上个过年。

 

莫非他不想家?家里无人挂念?非也,我看他是在忍。他给家里写信并不频繁,因为邮资他会在意。但他的信里事无巨细,“学校每周能洗上一次澡了!”他兴奋地汇报。可在同室的小广东孙维看来,这每周洗一次澡,简直是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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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水(右1)与同学在天津(2008年)。

 

有一个细节,难得地流露些“情况”。那就是他的鞋垫,板正柔软不说,还精心手绣着诸如并蒂莲、鸳鸯戏水等图案。“哪一个嘛?说说看嘛!”他抿抿嘴,扭扭脸,像是笑了,可什么也没说。

 

直到2011年夏天,我和吴工圣、陈保田、鲁难、翟建昌等几位同学,在徐世平的精心安排下,见到了在上海治疗的他及陪同的夫人,我才知道,他们夫妇二人是中学同学。不用说了,那是怎样一种牵挂啊!我提及此事,黄夫人也是抿抿嘴笑了,什么也没说。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奇怪,午间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他总是排在一号窗口,从来没换过队伍,也不管我们排在哪儿,喊他加塞儿都不过来。吃饭时,他也不到我们桌,而在稍远的一桌,听着我们嘻嘻哈哈。久而久之,我发现,只有一号窗口有卖五分钱的清汤白菜,而这就是他四年生活的主流食谱。

 

现在想起来,他内心的一种自谦,一种农村孩子特有的自卑(我极不愿意用这个词,无奈笔拙啊),以及一种顽强,同时并存于他。黄清水的文笔优美,写得一手乡情浓郁的散文,《花生载情》刊发在校刊上很得好评。虽混得微薄稿费,但不见他增添荤腥,只是床头多了几本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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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水(左)与王勤学在青岛(2009年)。

 

毕业后,他和另一位山东同学傅绍万同去了《大众日报》。傅绍万现在是老总,黄清水则从当记者、办晚报、到当研究所主任,一路勤勤恳恳,依旧不多言语。但是,在近几次同学聚会时,有同学知道他写了几本书。在一直追要下,少数同学才得到他的赠送。书写的是他在女儿高考前后,一位父亲帮助操劳的心路历程。书还很畅销。最终女儿不负其望,被欧洲名校录取。

 

唉,读书改变命运,而且要彻底甩掉农村孩儿的自卑,恐怕真得两代人的奋斗哪!

 

黄清水终因癌症不治,201212月仙逝,终年不满55岁。年轻时苦读苦修缺乏营养,是不是潜在杀手呢?我的清心清苦清莲的清水同学,你的生命负担着顽强,就这样清清地走了。

 

写于2012516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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