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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20年,父亲特赦后第一次见面喊我“同志”

 

--作者:汤兴萍

 

根据周德蓉口述整理

 

 

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可我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与父亲形同陌路。直至人生暮年,才渐渐了解我的父亲。

 

遗憾的是,等到我真正懂他,我们父女缘分已经所剩不多……

 

1

 

19551124日傍晚,街道民警敲开我家的门,进门后,拿出一纸公文说:“杨公柱,你被捕了。”那年我10岁。

 

一天,母亲大清早就拉我起床,说去探望父亲。

 

去往昆明东郊大板桥劳改农场的路上,我发现有好些人也是去探望被关押的家属。有这么多人同行,我心里“父亲是坏人”的卑微,多少获得了一丝安慰。

 

到了看守所,父亲并不在。我和母亲一直等到傍晚,父亲才劳动回来。他肩上还扛着一把锄头就跑来见我们了。

 

远远看到父亲满脸笑容,我生气了。父亲被捕后,母亲没有工作,我们都快要活不下去了,没想到他还笑得那么开心。

 

母亲在一旁哭得泣不成声,我更加生气,严厉地对父亲说:“杨公柱,你要好好地接受改造!你要好好地交代你的事情,交代好早点回去。”

 

父亲一下愣在那里,在场的人也都不敢相信,一个10岁的小孩子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看守所的管教干部都会拿我训斥父亲的话教育犯人。

 

一个失去了男主人的家庭,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我的两个弟弟被送回四川老家的奶奶那里,我和3个妹妹跟着母亲留在昆明。母亲为了生计,去找了一份搓麻绳的活。一公斤麻绳,需要一周才能搓好纺出,工钱7毛钱。母亲的一双手因此满是伤痕。

 

由于父亲的原因,邻居们见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10岁的我深深体会到了受人冷落的滋味。

 

1956年春节刚过,我的3个妹妹先后染上了肺炎,没钱医治,在一个月内相继死去。

 

妹妹们死后,我的母亲整个崩溃了。

 

母亲的脑子开始变得混乱,明明嚷着要吃米线,我想办法买回来,她又惊恐地说“有毒”,坚决不吃;有时又嚷嚷着要去跳大观河、跳翠湖寻死……看着母亲整天寻死觅活,我心痛得要命。我成了母亲唯一的依靠。

 

有人偷偷问母亲:“你家杨公柱怎么样了?”

 

母亲会冷淡地回答:“枪毙了,死掉啦!”

 

我在母亲跟前也常常抱怨父亲,而这时候母亲却变得非常清醒,她对我说:“你别恨你父亲,他是个英雄。”

 

我听了无法理解。3个妹妹的死,还有我和母亲的苦,不都是父亲造成的吗?

 

2

 

1957年,母亲病重,家中生活困难,我开始变卖家当维持生活和给母亲治病。

 

卖桌子时,抽屉里看到了一个薄铁皮筒内放着的父母的订婚证和结婚证,还有父亲交给我的一份“自述”。

 

1955年初父亲被隔离反省到195511月正式被捕期间,他写了厚厚一本自述材料。大约在195510月时,父亲将他写好的东西交给我,并叮嘱我收藏好。

 

吃饭都难,还留着这些纸片干啥?我一把火把几样东西都烧了。

 

我和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母亲说,她要给中央写信。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外公叫周振汉,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领导者之一,19286月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他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追认的烈士之一。

 

母亲不停地给中央写信,希望能得到烈属待遇,能有个工作。然而,我后来在偶然间得知,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旧军官的缘故,我母亲变成了有关部门的监控对象,她写的信一封也没寄出去。

 

我恨父亲。

 

父亲被捕后,除了去劳改农场探望那次,父亲在狱中20年,我们再也没有去看过他,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写过。

 

3

 

我在父亲心中,曾经最受宠爱。

 

母亲是在我外公外婆牺牲后嫁给父亲的。抗战期间,父亲打仗不断转移战场,母亲在后面颠簸追随。一路上,母亲曾经生过两个孩子,因为无法带到身边,都送了人,此后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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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柱(三排左一)

 

后来,父亲移防昆明,日子终于逐渐安稳。19458月的一天中午,母亲在昆明西郊一户保长家又要临产,父亲着急出门去找接生婆。院子大门一开,一群士兵逃了进来,后面紧追来一个当官的,端着枪就要往屋里扫射。父亲一急,上前一把抓住枪管猛地往上一抬,“啪啪啪”,一梭子的子弹射向了天空。

 

原来,这个当官的是个排长,前面慌不择路窜进来的都是他手下的逃兵。枪声让屋里的母亲受了惊吓,一紧张,一使劲,“哇——”,在房东老婆的帮助下,我呱呱坠地。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个喜事,父亲不但没有怪罪那个排长,还救下了22个所谓的逃兵。

 

这天恰逢815日,日本投降。当天晚上,昆明全城欢庆抗战胜利。父亲遇上家事国事两大喜事,白天又救下那么多条人命,大喜过望,觉得是我给全家人带来了福气。因父亲老家在四川成都,又望我将来贤德淑慧,遂取一个“德”字,加一个成都的简称“蓉”字,为我取名“杨德蓉”。

 

那段时间,襁褓中的我并不知道,身为国民党将领的父亲不仅参加了日军受降仪式,还参加了多场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每天回到家中,春风得意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是多么宠爱。

 

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或许我的一生真将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即便不是大富大贵,起码也可以衣食无忧,做一颗父亲的掌上明珠吧。

 

4

 

1947年,转眼间我两岁了。这些事情都是后来知道的:父亲去南京开了一次会回来,不久就退役了,再没多久,突然没有音讯了。

 

3个月后,有人传言,说父亲带着一个女人去了保山;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母亲,与父亲一起去保山的那个女人自己回了重庆,这次父亲真是消失了。父亲离家时,母亲已有身孕2个月(我的小弟弟)。

 

1952年春,5年过去了,我长到了7岁。那天,门前的樱花开得正艳,隔壁的邻居忽然跑来家里给母亲传信说:“你家杨公柱回来了,现在在我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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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柱

 

母亲马上牵着我跟过去。只见一个精瘦的男人坐在那里,母亲推我一把,说,这是你爸爸。我犹豫着不肯上前,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

 

爸爸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原来,父亲当初从南京回来脱掉军装,是因为不愿意打内战,申请了退役。后发现被国民党特务盯梢,他怕连累家人,匆忙选择了逃离。之后又释放出跟女人出走的烟幕弹,连真相都无法告诉妻女。父亲退役后之所以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是因为父亲是国军高级将领,而我母亲又是国军中人人皆知的共产党的后代。

 

这期间母亲一直在打听父亲的消息,但兵荒马乱之时,父亲又要处处躲避,找人传信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我终于见到了父亲,当然高兴。不过已经7岁的我还是纳闷: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直接回家,而要去邻居家?后来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年与妻儿失联,以为母亲已经改嫁,他也担心让母亲尴尬。

 

一家人时隔5年再次团聚,父亲心情好极了。他骑上摩托车带我去西山兜风。我坐在前座上,脖子上围着父亲送我的白绸围巾。摩托车在春天的山中飞驰,围巾被风吹得哗哗直响,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

 

然而,这样的美好仅仅持续了不到4年。

 

1955年初,在被隔离审查之前,父亲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抽空把我两个弟弟送回了四川老家。在平日里,他时不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和我说,“如果以后爸爸不在,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5

 

父亲被审判的那天,我陪母亲去了法院。

 

根据规定,年满18岁才可以办旁听证。母亲进去了,我在外面候着。后来,母亲是被人扶着出来的。

 

我听说,当法官问到母亲有什么话要对父亲说时,母亲忽然晕了过去,一句话都没说上。

 

12岁那年,我被迫辍学。

 

我找到一份砸石子的活,烈日下砸石子,口渴了只能喝凉水。晚上,帮母亲纺麻绳,白天砸石子磨出的血泡,被麻绳扎得生疼。

 

看着母亲纺麻绳的手上伤痕累累,我更心疼。

 

1958年,大跃进开始,13岁的我有机会加入了筑路大军。第一个月,居然拿到了15块钱工资!我欣喜若狂,跑回家交给母亲8块,自己留7块,除了生活开支,大部分用来租书看。

 

喜欢看书是父亲言传身教留给我的一个爱好。只是后来反复抄家,家中的书早没了,只能租来看。

 

可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父亲遗留给我的,更多是一个我难以摆脱的一个政治“污点”--国民党旧军官的女儿。不管我再努力,再表现,都永远被人另眼相看。我恨我的父亲。

 

我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

 

我想到了我的革命家外公。

 

我想办法将我的名字杨德蓉改成了周德蓉,我要让我的档案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我要从此与反革命旧军官一刀两断。

 

再后来,我遇到了一名解放军,我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他,带上母亲跟着丈夫远走河南。

 

昆明是我的伤心地。我要逃离父亲的阴影,追寻自己的幸福生活。

 

6

 

1955年到1975年,父亲被关了20年。1975年,父亲被特赦,有人到我河南家中,通知我去办理接收手续。

 

“当初是谁关的,你们找谁去,他跟我们没有关系。”我的态度又硬又冰:拒绝接受。

 

母亲就在一旁,她听到了,犹豫了一下,没作表示。

 

我随后又给四川的两个兄弟写信:不准接收父亲。

 

20年了,我的心里满满的全是怨恨。如果不是父亲,我的人生,我和母亲,怎么会过成这样?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父亲到底出狱了没有?出狱后去了哪里?到底过得怎样?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我和母亲都没有问父亲的事,好像杨公柱这个人真的不存在了。

 

7

 

转眼又是8年。1983年,我有一次到四川出差的机会,决定顺便带母亲和女儿回一趟四川老家,看看弟弟。

 

快要到家的时候,我远远就看见一个老人站在路口。

 

正是父亲。

 

走近了,父亲和母亲面对面站着。28年没见了,良久,母亲才说了第一句话:

 

“向荣(父亲的字),你怎么这么老了……”

 

父亲说:“这些年,苦了你,对不起了……”

 

一问一答,就像昨天刚刚见过面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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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柱夫妇

 

28年的分离,就像一个黑洞,吞噬了所有的情感与期待。

 

我站在一旁,忽然就心头冒火,仿佛一个声音在喊:“杨公柱,你就没有发现我母亲也那么苍老了吗?你知不知道,这些年你把我们孤儿寡母害惨了!”

 

父亲仿佛听见了我心里的这些话,转身看着我。他弯下腰,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说出了让我永远心痛的一句话:

 

“周同志,谢谢你。”

 

我定在了那里。

 

母亲也转向我:“你不要恨你父亲,他是个英雄。”

 

父亲刚刚入狱时,母亲就这么说,现在又听母亲这样说,我忽然心疼。难道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在默默地想着父亲?父亲特赦后将近8年的时间在外流浪,这期间,母亲并没有跟我说过牵挂父亲之类的话啊。

 

这次相见,是弟弟一手安排的。父亲特赦后一个人在昆明,孤苦伶仃,靠黄埔同学的帮助度日。我要带母亲回老家的消息,被弟弟告诉了父亲。父亲闻讯立即从昆明跑到了老家。

 

这次见面后,父亲说他打算到北京去做点事,母亲当即表示,愿意和父亲一起去。这时我才明白,母亲原来一直挂念着父亲,只是知道我恨父亲,不便在我跟前提起罢了。

 

在北京期间,父亲借助黄埔同学的帮助,推销四川土特产。我的父母终于得以团聚。

 

8

 

又是4年。1987年,我决定带一家四口从河南迁回云南。我和丈夫此前一直在河南某军工单位工作,儿女到了高考的年龄,云南的高考政策要好过河南。

 

还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走出火车站时,我意外地看见父亲来接站。

 

父亲说:“女儿,听说你要回来,我来给你打前站了……”

 

这一次,我仔细地看了眼前的父亲。81岁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

 

我为了儿女举家迁移,他这样做,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我的眼眶一热,终于喊出了一声久违的“爸爸……”

 

父亲是扎扎实实来为女儿打前站的。他早早为我们一家四口安排好了旅社,他和母亲则租了房子准备长住。

 

在我42岁这年,父亲真正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只是对我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生活上,父亲都还是陌生的。

 

在为父亲办理户口的时候,我特意去法院查找父亲当年的判决书。父亲当年的罪名被定为“造谣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实际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20年,因为特赦才恢复自由。

 

父亲74岁那年,按照统战政策被安置在昆明工商联退休,但时光不能倒流,所有的伤害早已入骨。

 

9

 

我发现,回到昆明后的日子,父亲一直在努力弥补,他很想为这个家做些什么,但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已经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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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周德蓉和母亲陪父亲杨公柱参加飞虎队活动题字

 

父亲是黄埔10期的学员,晚年常有黄埔同学和抗战老兵来往。一旦听说哪个老兵生活困难,父亲就会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父亲年纪大了,我不放心,经常会跟着他去。一来二往,我侧面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父亲。

 

老兵万云鹏曾被邀请进京参加抗战70周年阅兵仪式,是当年日军悬赏5根金条买他人头的大英雄。万云鹏这样对我说:

 

“你父亲是个博学的、受人尊敬的人。当年招募10万远征军,你父亲是滇西工作的负责人。当时来了很多东北的青年学生,恨不能立刻就上战场杀敌,你父亲作为一名少将,竟然情不自禁地一个个拥抱他们。”

 

又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来了一个不认识的老兵探望,一进门就跪到了地上,说:“长官,对不起,我这么晚才来看您。”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让他起身,仔细看了眼前这人,问:“你是不是在我的警卫班干过一个星期?你姓张……”

 

老兵的眼泪“刷”就流了下来,激动地说:“长官,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我!”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父亲“长官”,我更惊讶父亲竟然记得一个只在他身边干过一个星期的士兵。

 

这个老兵说,他想请我父亲证明他曾在我父亲的部队服役,参加过抗战。我父亲不顾身体不适,当即让人拿来纸笔,亲手写下证明并签字。老兵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事过去不到3个月,我就听说了老兵去世的消息。

 

和老兵打交道的时间多了,我慢慢了解,大部分老兵都和我父亲一样,因为时代的原因,经历过种种磨难,由此导致夫妻矛盾、子女怨恨。父亲只要得知哪个老兵家里有矛盾了,定要出面去调解。对那些孤苦无依的老兵,父亲尤为关心,每年中秋都要自掏腰包为老兵买一份礼品。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我父亲荣获了一枚抗战将领纪念章(这枚纪念章的发放有很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历史终于还他清白,父亲非常开心,他甚至戴着这枚纪念章去乘坐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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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柱(前排左二)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在昆明电视台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晚会上,99岁的父亲被邀请上台,他拒绝被人搀扶,独自健步上台,唱响当年抗战时的一首歌,“中国不会亡,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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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柱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所写书法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父亲是个英雄,妈妈没有骗我。

 

10

 

20063月,我和丈夫去了北京。父亲天天和我通电话,总问,你在外面还好吗?我说好,他就放心了。由于心里挂着父亲,我们很快就返回了。

 

一进家门,父亲就拉着我的手说:“女儿你回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415日晚饭后,父亲让我陪他说说话。坐下来,父亲突然罕见地伸手过来拉我的手。和父亲生分了那么多年,我从未在父亲跟前撒过娇,此时父亲拉着我的手,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觉得心里好温暖。

 

父亲说:“女儿,你还有没有什么事需要爸爸来做,爸爸会尽能力来帮助你。”

 

我说:“我61岁了,还能有个爸爸叫着,已经很满足、很幸福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倒是您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做的,您别看我是个女儿,我一定做得到。”

 

父亲说:“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死了千千万了,我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这样一个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社会,我已经很安慰了。有你这个女儿,还有这么多孙子孙女在跟前孝顺,我觉得我的命比任何人都好。我满足了。”

 

父亲和我的聊天从晚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9点半。这是我们父女这辈子说话最多的一次,父亲也满足,我也很满足。后来父亲说他累了,想去睡了。

 

夜里两点,我和往常一样,起来看看父母睡得可安稳。我看见父亲和母亲都睡得很安静,就回房去睡了。

 

天亮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大声地喊父亲的名字,喊着喊着就哭了。我赶紧跑去,发现我的父亲已经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11

 

父亲走了,享年100岁。

 

殡仪馆里,我看着前来为父亲送行的人们,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我说了一句:“我爸爸死了!……”之后就再也说不出话。

 

一位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负责人为我父亲致悼词:

 

“杨公柱,黄埔10期学员,国民党少将,参加过鲁南战役、台儿庄战役、长沙保卫战、松山战役。滇西抗战期间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任少将大队长,负责飞虎队的物流以及陈纳德和美国飞行员的安全。1944年,杨公柱任常务副大队长,在昆明负责招募青年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并两次把刚入伍的学生送往印度集训。1947年初正式办理退役手续……”

 

这些情况,有许多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我忽然感到对父亲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

 

父亲火化后,弟弟在父亲的骨灰里发现两个金属片。父亲说过他的腰里有弹片,原来是真的。

 

父亲啊,你一辈子受了战争的伤,又受了时代的伤,更受了女儿的伤,一定很痛吧?

 

我泪如泉涌。

 

父亲走后,母亲的健康状况迅速下降,3年后的同月同日同时,她也随父亲去了。

 

12

 

父亲去世后,通过接触父亲原来的老同学老部下,我渐渐理出了父亲的人生脉络。我后悔了解父亲太晚,现在终于懂了,但遗憾已经无法弥补。

 

我决定接过父亲关爱老兵的接力棒。我觉得关爱老兵,就像在孝敬父亲,就是在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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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蓉去看望抗战老兵万云鹏

 

由于老兵的年纪都很大了,这几年,我们的老兵关爱团队经常跑火化场。在火化场,我曾经一天跑过5个厅,送的都是老兵。

 

跑得多了,火化场有一支乐队认识了我们。每次我们去,他们就会主动吹奏《大刀进行曲》等抗战名曲,一直跟到大门外。乐队负责人对老兵家属说:“你们的钱我们不收,因为死者是抗战老兵,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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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蓉被评为2015年昆明好人

 

2018413日,昆明市委统战部给我们送来一块“盘龙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站”的牌子,我们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内容。此前,我兼任着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云南老兵关爱计划项目办公室主任、飞虎队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黄埔合唱团团长、云南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等好几个职务。

 

我现在与由近百名志愿者组成的云南关爱老兵团队一起,辛劳奔走在关爱老兵的路上,尽管累,但一想到父亲,想到工作的意义,我就会打起精神。

 

我今年74岁了,近两年身体也不如以前。由于常常去办老兵的丧事,在精神上、情绪上,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不管多累,我还是要坚持,因为这是父亲没做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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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12日,周德蓉与志愿者为老兵徐金堂过100岁生日

 

 

转自《龙哥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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