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这样走过丁坚:我的文革岁月
分类:

 

我的文革岁月

 

--作者:丁坚

 

139.jpg

“文革”结束后反思武斗的著名油画《为什么》素描定稿,高小华作于1978 年,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虚岁18,就像我孙子小小今年18岁一样。不同的是我18岁时,因为父亲问题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被迫到工厂上班已经两年了。而小小今年高三,正在市重点中学,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盐城内衣厂是以抄家拉开序幕的。我们厂被当地人传说有78个资本家,87个有历史问题。因此抄家在我们厂全面开花,无一幸免。

 

一群红卫兵不报家门,就凭左手臂一个红袖套即以查四旧,查封资修为名,挨家挨户闯了进来。家具上的雕花刻字、墙上挂的烫发照片、生活用品中的四旧图案都是查抄对象。值钱的如某某家的小象牙算盘、小象牙宝剑、许多人家的金银首饰,一概当做封资修的东西没收。这些珍贵的藏品,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没对业主有个交代。侵吞私人财物肥了腰包脏了灵魂。但愿上帝宽恕他们。

 

童国良家因为铺了木地板,怀疑地板下会藏东西,把地板撬开来查抄。结果当然一无所获。

 

我们家几年来父亲蒙冤坐牢,母亲患癌症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洗劫,值钱的东西都已经变卖。只有一罐民国时期的钱币被收走。红卫兵们很失望。把我的日记本以及同学间的书信抄走,定为小资情调。

 

接下来第二幕便是贴大字报。

 

厂里满墙的大字报都是一种表态,表明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然后表态中有人写错字,比如朱学业把党中央写成了党中党,比如桂娣父亲一句话里多了一个“的”字,拥护变成了反对。这类错误掀起了一拨批判高潮,写错字的人个个胆战心惊。

 

桂娣那时正值新华社在盐中招生。已经通过学校推荐、体检、政审几道关卡。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种意外,很可能功亏一篑。桂娣焦虑地关注着厂里的运动,几次看见她在大字报前浏览,也无法上前劝慰,此时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很快跟社会上一样,厂里分成了两派。观点偏左的一派当地人居多,属于造反派,号称“战斗队”。观点偏右的一派上海人居多,归入保皇派,举旗“造反兵团”。

 

这时候社会上戴高帽游街开始了。我们厂的造反派们也把走资派和四类分子归在一起戴高帽游街。

 

戴高帽游街也有几种不同情况。

 

有的造反派自娘胎里出来就带着仇恨,有的天生喜欢作弄人。碰到这两种人,挨斗的人肉体受尽痛苦。批斗时用很重的板子,重得人都抬不起头来。上面穿细铁丝,挂在脖子上。由于重力的作用,细铁丝深深嵌在肉里,脖子上能勒出血印。我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自然逃不脱这种折磨。

 

有的造反派喜欢在精神上折磨人。水清清老爸是脱帽右派,食品厂的造反派批斗游街她爸时,从食品厂一直斗到内衣厂,年幼的水清清哪见过这场面?早已哭成泪人。

 

这些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已进入老年。反思一下这辈子做过的缺德事,是不是应该内疚?

 

文革中的盐城,社会上有杀派和巩派两大派系。有一次,据可靠消息传来,社会上的杀派要踏平我们内衣厂。造反兵团的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小孩都十分紧张。大祸即将来临,如何保命?商量下来,为保存有生力量,财产坚壁清野,人员往乡下撤退,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

 

那几天刚刚下过雪,地上残雪还没化掉。到乡下野地里过一夜,不带被子怎么行?大人小孩身上也得穿上最暖和的衣服。还得带些吃的。看着大包小包林林总总的东西,心里觉得好凄凉。怎么像电影里日本鬼子要来扫荡一样呢?

 

到要走的时候新的问题来了,挨斗的这些人怎么办?我父亲说自己是四类分子不能走,走了会连累大家。隔壁姨夫是走资派,也说自己不能走,走了问题更说不清楚。姨夫家的表弟小明见他老爸不肯走,坚决要陪着父亲,一副同患难共生死的场景。真的好悲壮哦!

 

这边厢还在拖拖拉拉,那边厢大队人马已经开了进来。记得他们是开着一辆载满人的大卡车来的,卡车上盐城地区文工团的主要演员某某,昂首挺胸,站在最前面。那身姿就像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一样。

 

一卡车的人杀进内衣厂,由于没有遭遇抵抗,可能“无敌寂寞”吧,最后只听说造反派砸了些东西,把赵亚珍阿姨在雪地里拖着走,受了点轻伤,倒也没有能够“踏平”内衣厂。

 

内衣厂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地域上的差别形成的隔阂。我在《初到盐城》这篇文章里曾经提到过,生活水平的高低,消费观念的差别,形成了隔阂。这种隔阂给了当地老百姓一个错误的信号,并且逐步演变成:内衣厂的上海人都是资本家,都有历史问题。

 

内衣厂初到盐城时只有百十号人,主生产线只有针织车间和成衣车间。以后接连遇到没有生产任务、三年自然灾害等等种种困难。全厂干部工人不但没有趴下,相反仅靠两根大棒一口缸,土法上马,新建了漂染车间。再到后来的机械化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在当地成了利税大户,明星企业。当地有点门路的人都想法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内衣厂。

 

内衣厂的干部从厂长到中层,都是从工人当中提拔起来的。比如老厂长沈春鸿,中层干部吴益味、陆付全、黄伯堂、黄惠堂、李子辰,庄三元、徐林春、钱殿金、吴亚飞、徐桂堂等等,这一批工人干部工作作风踏实,业务精湛,对每一道生产工序了如指掌。一批任务下来,需多少主料多少辅料多少人工,算盘一敲,成本利润立马成竹在胸。遇到技术难关,质量关卡,干部工人打成一片,一起研究攻克,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县纺站、地区纺织品公司,以及省纺工厅对厂里这些工人出身的干部,都是钦佩的。

 

文革中,两派组织一派要打倒,一派要保皇,矛盾和冲突由此而起。

 

冲突经常发生。在厂里造反兵团占优势。第一占人数多的优势,第二占财政大权都在手里的优势。曾发生过战斗队为拿不到经费砸桌子抢公章的冲突。

 

为了抢占舆论高地,也发生过抢广播室的冲突。同样因为广播室的管理也在造反兵团的手中,所以在厂里战斗队是吃亏的。

 

吃了亏总是要发泄的,那几个“死老虎”便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造反兵团几十人步行去南京上访,步行到刘庄“抛锚”,第二天派张长生回来联系大巴。留厂的造反兵团的老师傅们,为了不影响生产,连续加班24小时。按时完成任务。

 

内衣厂的厂长和中层干部们虽然接二连三被批斗,但是脱掉高帽仍是兢兢业业管理生产,始终把生产安排得有条不紊。工作中以自己的行动服人,两派群众,抓革命的同时都兼顾了促生产,除了头头们会有一些脱产闹革命,其他群众基本没有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这是我们厂可以引为自豪的特色。也是整个盐城文革中的一抹亮色。

 

辩论是家常便饭,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人们的情绪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吵归吵,基本不动手。

 

有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辩论,在外面借了一个礼堂。激烈的辩论中,我针对对方的一个错误,阐述了我的观点,突然对方头头把人马全部撤走。不知道是我的观点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还是另有其他隐情。但自此以后,我们这派的头头只要研究辩论的事情,都会通知我去参加,似乎我成了最佳辩手。

 

文革后期,“深挖5.16”又将文革中出头露面的头头们隔离审查,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反省,一直到四人帮倒台,这场十年浩劫才告结束。

 

时间是最好的利器。

 

岁月的浪涛终于荡涤了污泥浊水,荡涤了人们的灵魂。

 

内衣厂的天空依旧一片瓦蓝。

 

 

转自《30号院》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