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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十年“文革”让我不再盲从迷信


--作者:徐伟

 

时隔47年后,陈小鲁再一次出名了,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他感到很意外。

 

47年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京市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是大名鼎鼎的“西纠”发起人,他曾组织过3000多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北京市教育局和西城区重点中学的“黑线人物”。40多年后,他为自己当年的种种荒诞行为,作出公开而诚恳的道歉。

 

陈小鲁是中共元老陈毅元帅之子,作为一名标准的“红二代”,如此正式高调地为“文革”道歉,自然引发外界各种解读和猜想。由于大陆官方对“文革”历史的讳莫如深,许多年轻人并不知晓那段红色恐怖历史,近期,在一些群体中甚至出现了“文革”翻案风,这正是陈小鲁觉得有必要道歉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雨儿胡同的家中,陈小鲁接受了凤凰周刊记者两个半小时的专访,畅谈了自己的“文革”经历和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时隔四十多年后再来回顾那段历史,尤其是在公开道歉以后,陈小鲁已经非常释然,对记者提出的诸多质疑,他也并不避讳。

 

他一再强调,道歉是个人行为,“我在道歉中没有提毛泽东,没有提“四人帮”,没有提任何人。我是在做自我批评,我希望能找出犯错的原因,让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与父亲“划清界限”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高三的学生,时年20岁。

 

因为是“开国元勋”之子,再加上平时接人待物成熟稳重,学习成绩优异,他在同学当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学生中的精神领袖。

 

八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采取“三三制”原则招生,即学生中1/3是干部子弟,1/3是普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子女,还有1/3是出身不太好、家庭有问题的黑五类子弟。在“出身论”“血统论”盛行的年代,这种出身差异,让学生之间有着天然无法消弭的隔阂。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陈小鲁在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一书中写道。外界纷纷扰扰的政治气氛,让本应该在学校好好读书的学生,在政治上过分早熟。尤其是干部子弟,因为掌握更多的“内部信息”,他们比其他学生更是先知先觉。

 

“文革”一开始,便宣布取消高考,停课闹革命,这让正值高三、背负着高考压力的陈小鲁兴奋不已。“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因为学生就怕考试,我们高兴得欢 呼雀跃,把书都扔掉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陈小鲁脸上洋溢着喜悦。

 

没过多久,全国局势大乱,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陈毅问陈小鲁,“文化革命来势汹汹,你们学校怎么样了?”陈小鲁说,学校停课了。

 

陈毅时任外交部部长,对“文革”仍然心存疑虑。他对儿子说,你要积极参加运动,但要把握住自己,谨慎从事,并提出“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也不要问,别人问就说不知道。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你也不要跟我说”。

 

就这样,父子之间划清了界线,也等于是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时局的变幻莫测,让所有人都谨小慎微。“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后来外交部也“着火”了,陈小鲁却有意识地避嫌,不去过问。

 

都是同学,抄什么家?

 

196669日,北京八中发生了“老黄卖血事件”,“老黄”是八中的工友,因生活艰难,卖过几次血,这件事被学生发掘了出来,在学校贴了大字报,学生们认为学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于是把学校领导揪到台上进行质问。

 

随后,团中央派工作组到八中,宣布校领导靠边站、写检讨,把学校控制了起来,但揭发来揭发去,并没有发现学校领导有多少问题。陈小鲁回忆道,在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大家都觉得很枯燥,但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当时,毛泽东对学校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令,学生们暗自揣摩,究竟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答案是,“不是一般老师,而是校领导”。

 

陈小鲁说,“我们当时对校领导的基本看法是,北京市是一个黑帮,官话叫‘反党集团’,就是‘彭罗陆杨’。他们有一个组织系统,包括北京市委、区委,到校内党支部,有一条黑线。校领导就是‘黑线人物’,而我们八中又是好学校,尤其在北京是个典型,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工作组进校没两天,学校就召开教职员工大会,陈小鲁作为学生代表在会上激情澎湃地讲话。他讲,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们当时只是要破除‘师道尊严’,动员老师起来造校领导的反,因为老师们经受了反右斗争,不敢说话,但我们认为老师是知情人,因为老师离校领导比我们近。”

 

当时,北京许多学校都出现了殴打老师的情况,但是,作为八中学生领袖的陈小鲁认为,多数老师都是团结的对象,只有个别能揭发出是“特务”或者“现行反革命”的除外。因为陈小鲁不主张斗老师,所以在八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批斗老师的情况。

 

而对于同学,在陈小鲁眼里,则更应该是团结的对象,而不是斗争的对象。有同学主动提出要去抄自己家,陈小鲁反问,“我们都是同学,抄什么家?”他要那位同学回去整理家里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处理掉。陈小鲁的这种态度,让那位同学心怀感激,在陈小鲁公开道歉后,他立即发来短信表示支持。

 

荣登“校革委会主任”

 

7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宣布撤销工作组。随后,各校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革委会”,来领导学校的运动。

 

陈小鲁原本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对“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搞,他心里也很虚,所以当时并不想进校革委会。可选举的结果,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差20多票就是满票,他被选为校革委会主任。他向记者回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了你,没办法,只得干。”

 

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无数,红五类和黑六类为这幅对联斗得不可开交。

 

虽然陈小鲁的“老子”无疑是英雄,他却不能认同这种“血统论”。当时,每个学校的红卫兵都有一个总部,还要有一个气壮山河、激情澎湃的宣言。八中学生在讨论成立红卫兵总部的时候,有人提出也要用谭力夫的对联作宣言,陈小鲁却不同意。

 

他提出,不如用毛主席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么一说,也没有人敢说不行,但是初中的学生却不接受,结果没谈拢,八中红卫兵也就一直没有统一的总部,而陈小鲁也因此没有参加红卫兵。

 

解散民主党派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陈小鲁出名,陈小鲁的名字第一次广为人知,是因为他以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了“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这在今天看来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在当时却如儿戏般进行了,由此也可见,那是一个何其荒诞的年代。

 

当记者问道为什么会想要解散民主党派时,陈小鲁长长地喟叹,“这多少有点因为年轻呐!当时破四旧,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而且红卫兵都有出版的权利,就像现在写博客一样,可以随便写,写完了可以让印厂免费印刷,印完了就拿去散发、张贴,也没有人监督。我们也想写,也想表现一下自己嘛,最后我就想到民主党派还没人碰。”

 

为此,他们先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讲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错误,另一个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改造。

 

“我们当时认为第一条肯定没有问题,共产党领导没有错误,毛主席领导怎么会有错呢?实际上文化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错了。我当时觉得第二点他们没有做到,所以提出要把民主党派解散了”。

 

于是,他们以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即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竟把这事给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好要怎么解散,以为民主党派自己解散就完了,陈小鲁灵机一动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派车接你们。结果八个民主党派的大印都被没收了。

 

没想到这件事马上传开了,陈小鲁的名气陡增,他并没有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性,“这事多少有点闹着玩,但它的牵动很大。”陈小鲁对记者说。

 

两天后,主管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的李富春把陈小鲁叫去训话,说你们好大的胆子,什么都敢管,连中央的事情都敢管。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

 

失控的音乐堂批判会

 

818日,“文化大革命”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陈小鲁也跟着疯狂的人群高呼“毛主席万岁”。

如果说在8·18之前,局势还可以控制的话,那么在8·18之后,形势已经完全失控。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说了一句“要武嘛”,红卫兵认为这是个号召,武斗就控制不住了。

 

此前,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陈小鲁逐字逐句的学习,读到“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自以为找到了方向。

 

他认为,运动搞了二个多月,没听说批斗北京教育系统的走资派,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应该批。他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校领导的批判会。

 

除了八中外,陈小鲁还联络了四中、六中,他们欣然同意参加;他又到北京市教育局,邀请教育局的群众组织,他们也表示支持,并积极商定发言人,最后把场地安排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好能容纳四、六、八中的三千人。

 

819日,批判会如期举行,陈小鲁坐在主席台上,他不是主持人,也没有发言。他原本单纯地以为,批判会就是组织一些人发言,喊喊口号,发完言就该结束了。

 

没想到意外很快发生,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抡起皮带抽那些书记、校长,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陈小鲁挡也挡不住。慌乱之中,他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这样才停了下来。

 

据八中当时的校长温寒江回忆,自己是被几个高一的学生押着,一路小跑才到的音乐堂,一路上被学生用皮带抽打。在批判会结束之后,还被打了整整3个小时。

 

批判会结束后一两天,死亡很快发生了,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陈小鲁至今追悔莫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发起成立“西纠”

 

音乐堂的武斗和华锦书记的死,给陈小鲁带来极大震撼,虽然他始终反对打人,但作为批判会的发起人,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也渐渐地由激进的革命造反转为保守。

 

当时,北京城一片混乱,打人、抄家、批斗都没人敢管。周恩来也讲,“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陈小鲁认为,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应该有人来管。别人不敢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他说:“十六条有规定,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嘛!”

 

于是,他萌生了成立一个纠察队的想法,目的就是检查纪律、维持秩序、纠正红卫兵当中的不良作风,遏制红卫兵在破四旧、批斗领导过程中不讲政策的行为。

 

陈小鲁与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分子,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统一调度。之所以是“西城纠察队”,是因为四、六、八中都在西城区,“我们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就可以了,海淀、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

 

结果一拍即合,825日,西纠成立,由北京四中的学生领袖孔丹担任西纠总司令,秦晓任宣传部部长。孔丹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和周恩来秘书许明之子,秦晓则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之子,因为都是红二代领导,可以与中央直接联系,西纠的影响力非常大。

 

起初西城区有31个中学的红卫兵加入,后来扩展到50个。在陈小鲁的游说之下,东城区和海淀区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纠,但组织能力和影响力都不及西纠。

 

陈小鲁介绍,西纠成立的时候,中央是很支持的,周恩来、叶剑英、谢富治都到西纠总部去看过。西纠总部的办公地点也是中央批的,原来是在九三学社,后来搬到了西十六条,还专门拨了摩托车、军大衣。

 

有人认为陈小鲁是西纠的副司令,但他告诉记者,自己并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甚至在西纠总部只待了一天。“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四中的同学成为主要负责人,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那时西纠与总理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陈小鲁说。

 

江青解散“西纠”

 

对于西纠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学者有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西纠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治安、保护老干部、规范批斗会的规格和纪律等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纠是一个暴力组织,鼓吹血统论,以贵族自居,建立非法关押人的劳教所,是红二代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而成立的。

 

看一段西纠的宣传主张,或许可以大致明白其宗旨--“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对于外界对西纠的质疑,陈小鲁并不避讳,他指出,当时自己成立西纠的目的是维持秩序,后来发布的13次通令,也都是“偏保守”的,西纠成员挑选的都是各个学校理性的、能够讲政策的人,负责对本校和社会上一些红卫兵行为进行纠察,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不否认,西纠也存在打人的情况,“但那是少数”。

 

他举例,当时全国的红卫兵开始进入北京,外地串联开始,红卫兵在火车站没人管,也管不了。铁道部和北京站请西纠大队去管,陈小鲁组织了大约五六百人去北京站维持秩序。他们吃住都在北京站,分批执勤,当时红卫兵见到北京站工作人员可能不服,见到西纠的人就服了。

 

西纠出名之后,很多部委受到造反派冲击,都会向西纠求援,西纠跑去“救火”,难免跟造反派发生冲突。造反派就到中央文革去告状,说“西纠不倒,三司翻不了身”,三司即第三司令部,是当时最造反的群体。而西纠确实也有一些过激行为,其中最突出的是六中的西纠成员在学校搞了一个监牢,还打死了老师。

 

最后中央文革介入调查,把西纠定为“反动组织”,而周恩来则将其定为“保守组织”。这个定位的差别,实际上是保护了西纠的学生们,因为“反动组织”属敌我矛盾,“保守组织”则是人民内部矛盾。

 

1216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誓师大会上,江青叫嚣对西纠要毫不留情的镇压,她称“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说,极少数犯法的纠察队员,玷污了纠察队的名字,“所以我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就这样,西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了。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才为西纠和后来的“联动”彻底平反。

 

“天边”的部队生活

 

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党政军局势已经完全混乱,陈小鲁的父亲陈毅和叶剑英、谭震林等老干部,站出来声讨中央文革的错误,却被定性为“二月逆流”。

 

陈小鲁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叔叔伯伯和朋友被打倒,他的内心也越来越矛盾和迷惘。从此,他淡出了运动,改名陈卫东,成了逍遥派,到北京718厂劳动去了。然而,关于陈小鲁的种种留言,却没有因为他的淡出而停止。陈毅被怀疑为“联动”后台,而陈小鲁则理所当然的是陈毅的“联络员”,中央文革企图从陈小鲁身上搜集到其父的黑材料。

 

1967年初,中央文革抓了数百西纠、联动分子,包括孔丹、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等人在内,后来是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写血书,告御状,毛主席下令释放全部被抓的红卫兵。

 

到了1968年初,中央文革又想抓陈小鲁,周恩来为了保护陈毅父子,就出了个主意,把陈小鲁送到部队去,使他跟社会隔离开来,这样即使他是“联络员”,也无能为力,抓起来也容易。如果他不是联络员,当兵也是当时年轻人最好的选择,也对得起陈家父子。

 

回忆到这里,陈小鲁感叹地说:“总理是有心人,有智慧,这么小的事,想的如此周到,处理的如此得当!中央文革就想不到。”

 

在征得陈毅和陈小鲁同意后,周恩来把陈小鲁安排到辽宁盘锦的39军,同时宣布一条纪律:不得给家里写信、不得与外人联系。

 

部队在盘锦的一个农场,离最近的镇有30华里,用陈小鲁的话说,“就跟天边一样”。住的是地窨子,喝的是从大干渠里放来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而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

 

在部队,陈小鲁并没有改名,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作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子弟,他并没有受到战士的歧视或欺辱。他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两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初,陈小鲁被正式批准入伍。同年38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由于不能跟家里通信,陈小鲁天天听广播、看报纸,只能零星地得到父亲的消息,到了九大以后,陈毅就没再出现在报纸上。直到1971年,父亲病重,陈小鲁才被批准回家探望。197214日,陈小鲁再次从部队回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父亲弥留之际,2天后,陈毅与世长辞。

 

在沈阳军区的几年,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却仍然不是“法外之地”。1975年底批邓,沈阳军区亦不能幸免。此时,年仅29岁的陈小鲁,已经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而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即便心中极不情愿,也不得不带头批邓。

 

他在跟记者的对话中,谈到文革中最后悔的五件事,其中之一便是批邓,而在一次答网友问中,他更是表示,邓小平是他心目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对“文革”早已有了重新认识的陈小鲁,无奈之下向岳父粟裕将军写信,请求调回北京,粟裕是从普通士兵一路升到大将的,他认为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才能得到锻炼,坐在机关没有出息,因此不同意陈小鲁离开野战部队,但看到信里写“道不同,不与为谋”,他理解了,把陈小鲁调回了北京。

 

行前军长挽留陈小鲁,说:“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推托的理由是岳父身体不好和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文化革命”划上了句号。

 

采访最后,记者问到陈小鲁对“文革”的体会,他说:“文革开始时,我是冲动的造反学生,文革结束,我是成熟的革命战士,从此我再不盲从迷信,随波逐流,尽管后来道路曲折,但我总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实现思想的转折,这是文革最大的收获!”

 

 

转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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