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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陈小鲁


--作者:牟尚高

 

陈小鲁代表北京八中老三届校友,就文革中的错误行为向当时在校老师道歉,本是无可指责的磊落之举,却招来若许网民的贬损与非议,其中原委,除少数别有用心者外,多数属涉世不深,未经历文革、不明真相年轻人的妄议。关于文革,其发生、演进、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以及它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和深远影响,是一门学问,不在本文探究之列,但笔者作为过来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这些年轻人,文革的丑恶与虚伪,远超过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现在所揭示的,仅是冰山之一角。关于陈小鲁,笔者作为他的校友和同住一宿舍的室友,愿陈述几件往事,以正当下视听。

 

陈小鲁长笔者四岁,文革发生那年(1966),小鲁就读于北京八中高三(3)班,笔者就读于初三(1)班。知道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儿子,是笔者读初一时,缘于排球。八中不仅是北京名校、重点中学,也是当时的排球强校,带动不少学生喜爱排球运动,并成为校排球队的追慕者(现称“粉丝”),笔者就是其中之一。每当下午放学、校排球队训练或有比赛时,笔者与众多球迷粉丝总爱围观助阵。其时不经意间,得知校队后排之一是陈毅的儿子。对此,笔者和当时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并无其他特殊感觉,只是知道而已,其潜台词是:陈毅的儿子又怎么样?不过普通学生罢了。这倒不是因为就读于八中的高官、名人子弟云集,元帅的儿子不为“稀有”(当时还有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在八中上学),而是在那一年代,被众多学生倾慕的同学只有两类:一是学习成绩出类拔萃,金质奖章获得者;二是本校的运动健将、体育明星。陈小鲁虽是校排球队的一员,但在当时位置固定的九人排球中,打后排只有挨砸、抢险的份,其角色远不如前排、中排的主攻冀刚义、瞿某某、张文,二传靳剑生,副攻莫安临抢眼;之后改为六人排球,小鲁只能降为替补上场的“板凳”队员。“父贵子荣”的歪风只是在6465年强调和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血统论盛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风起,才漫延开来,且愈演愈烈,以致以各种形式延续至今。  陈小鲁作为校排球队的非主力队员,训练却是不可少的。每到星期天,八中排球队往往去工人体育馆(或先农坛体育馆)训练,有时还与北京女排打一场陪练比赛。笔者作为忠实粉丝,只要得到消息,总会追随前往。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个个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于是出现了以下情景:略微有点钱的赶快去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再“富有”者可买一瓶一毛五分钱的汽水;最奢侈的去买三毛多钱一瓶的小香槟;兜里一文不名的,只得找自来水龙头,对嘴大口狂饮。而每每喝自来水的,不是别人,正是球队队员中父亲职位最高的元帅之子陈小鲁!要知道,这些在当时年仅十六、七岁,至多不过十八、九岁的孩子,正处于人生顶盛的发育年龄,哪个不嘴馋,哪个不贪吃?绝不存在刻薄自己、故作艰苦朴素的“作秀”之举。小鲁之所以如此,确实是兜里没钱,这让球队队友莫安临委实过意不去,往往将自己买来的汽水或小香槟与之共享。

 

再说说学生陈小鲁的日常衣着。

 

1964年,国民经济明显好转后,化纤产品“的确凉”在北京时兴。到了夏天,八中学生中家庭条件较好的,都能有一件雪白的“的确凉”衬衣穿。而陈小鲁,夏天的上衣却始终是无领(也称圆领)针织汗衫,俗称“老头乐”,也叫“颓废衬”。在笔者的记忆里,他在夏天的这一装束一直到1968年他离开学校。

 

六十年代,手表在北京仍为奢侈品,在中学生的手腕上更为罕见。到了65年、66年,八中的少数学生开始戴手表(主要是出身于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高中生),但在陈小鲁的手腕上却始终见不到。即使在19668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时,陈小鲁作为被检阅红卫兵的组织、指挥者,仍无手表可戴,为掌握时间,不得不问询身边戴表的同学“现在几点了?”

 

六十年代中后期,自行车成为北京中学生的首选交通工具。在男生中最为时髦的当属“26”轻便型“飞鸽”、“永久”或“28”型锰钢“永久”、“凤凰”。但陈小鲁的“坐骑”却是一辆锈迹斑斑,叫不出型号的老破自行车。关于这辆老破自行车,还有一段趣闻: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小鲁因“六四”政治风波脱离政界,出掌“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一次与港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谈判签约,双方出席者多自带汽车陆续到场,唯独不见中方首席代表陈小鲁的座驾,问曰:“陈小鲁还没有到?”有人回答:“已到。”“怎么不见他的车?”原来,陈小鲁是骑自行车赴会的,而他的“坐骑”仍是那辆锈迹斑斑,叫不出型号的老破自行车。

 

19666月,文革初始,笔者父亲被黜离京,流放东北边陲,笔者成为住校生。自那时起,直至19688月上山下乡,八中文革两年多的历程,一幕一页,尽在笔者眼下。小鲁在反思文章中关于文革工作组、“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批斗老师、“红八月”的血腥暴戾、校革委会,以及他当时的角色地位和所起作用,乃至文革前的“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三所学校于1964年冬天所掀学潮)的记述,根据笔者的记忆,均属实不谬。其中需要补充的,是19668月,由四中、六中、八中三所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走资派”大会上,台下所发生的伤心惨目的一幕:当时,在台上跪着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的,是以北京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为首的、教育系统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包括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副局长孙国樑、西城区教育局长韩作黎、北京市团委书记汪家璆,以及四、六、八三所中学的校领导等;而在台下,不知何人、出于何种用心,勒令在三所学校就读的、台上被斗者的子女,坐到台下的最前排,以便更清晰地观看父母被斗场景,从而接受“教育”、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试想一下,十几岁的孩子,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目睹亲生父母匍匐于台上,遭受暴打,鲜血直流,会是何种心情?而施暴者,又多是与自己同校、甚至同班的同学!只能说,在文革中那一最颠狂的时段(19668月的“红色恐怖”),在一些红卫兵(也是些孩子)稚嫩的心中,人性泯灭了,而滋生、膨胀的,却是“喝狼奶”培养出的兽性!

 

文革爆发几个月后,到1966年的秋末,斗争的火力明显的集中于各单位的“走资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前朝的遗老遗少、“牛鬼蛇神”已退居次要。此时,最早起家造反的中学红卫兵(亦称“老兵”)逐渐被中央文革冷落,各大学的群众造反组织走上了运动的前台。同在这一时期,北京各中学内,以前无资格加入“老兵”的学生,也自发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后又以政治取向的差异,分化为“四三”派和“四四”派。笔者的记忆里,自那一时期起,小鲁的情绪表现,是一贯的平和中略显低沉,事事谨言慎行,调子比以前压得更低。笔者已记不清他是何时搬到学校居住的,因为那时学校已高度“自由”化,只要有床位,个人愿意,即可住校,无需特别批准。彼时的住校生们,也打破了此前校方规定的住宿秩序,自愿组合,改换宿舍和床位。由于笔者与几个家是部队的高中生要好,故搬到他们占据的宿舍,这即是当时在八中威赫有名的“钢铁班”宿舍,所谓“联动八中分会”即是诞生于这一房间。

 

说到“联动”,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它是中央文革定性的“反动”组织。其实,据笔者所知,所谓“联动”(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不过是海淀区几个中学的“老兵”,出于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凑到一处的自发组合,其最大的动作,也只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宣示要与中央文革“对着干”;在此之后的较为重大事件,如冲击公安部等,也是一群所谓“老兵”,要求公安部放人的起哄闹事,说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联合行动”,也查不到任何证据。“联动”被定性后,经社会上的种种讹传、夸大,最终将其妖魔化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法西斯恐怖组织,以致其恶名延传至今。而所谓“联动八中分会”,更是住在“钢铁班”宿舍的几个高中“老兵”,不忿于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激愤中在宿舍门外贴了一张纸条,上书“联动八中分会”,以示对海淀“老兵”的声援。笔者是现场目击者。这与陈小鲁没有任何关系,说陈小鲁是“联动”,绝对是无稽之谈。

 

大概是在1967年的春季,小鲁也搬到“钢铁班”宿舍,这无疑更增添了这间小屋的“人气”。记得每天早上,“钢铁班”的多数“夜猫子”们尚未起床,便有不住校的同学不去教室(当时已有“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始了所谓“军训”),先来这里“报到”,通报社会上的见闻,其内容主要是有关文革上层的小道消息,如关于“二月逆流”,关于杨、余、傅,关于王、关、戚,以及关于江青及“约法三章”等等;或者是谁谁又“屁”了(即哪个大官又被打倒了),谁又牵扯到谁,以及有关这些大官的历史轶闻,不一而足。有趣的是,每当有大官、特别是军队的大官新被打倒,大家正在议论,而恰逢此时,吴新潮(吴法宪之子)进屋,大家便会起哄的喊:“把酒酹滔滔,心(新)潮逐浪高!”这里所言之“浪”,不是毛泽东原词中的本意、即自然风浪,而是指文革时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风浪。但平实而论,吴新潮言行低调,衣着朴素,冬天就穿一件油渍麻花的士兵破棉袄(两个兜的,没有罩衣),敞着头,连个帽子都不戴,他也从未因其父在那一时期政治地位的不断飙升而翘尾巴。最难能可贵的是,江青指派人对吴新潮提出要求,让他密切关注陈小鲁的言行,并随时汇报;而吴新潮旋即将此情告知了陈小鲁,要他多加小心,以防不测。这种事情,对当今一些思想偏激、看问题绝对化、情绪化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确实就发生在当年的八中,既是同学之间纯真的赤子之情,也是冷静分析思考的结果:对文革中的是非曲直、善恶对错,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最后说说文革期间,笔者亲历、在同学校友中也鲜为人知的关于小鲁的生活琐事。这些事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恐怕连小鲁本人也不会记得,但对笔者来说,往事并非如烟,犹历历在目,宛若昨天,从中所获教益,笔者也会铭记终生。

 

6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钢铁班”宿舍的几个同学(小鲁在列),去位于师大女附中斜对过的“好省”食堂吃午饭。途经一个大字报栏,上面全是所谓“最新”的文革动态。那一时期,造反派揪斗陈毅的气焰甚嚣尘上,有关陈毅的消息,真真假假,铺天盖地。走近大字报栏,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最新消息:陈毅之子陈小虎昨在广州杀人!”这不是明显的胡说八道吗?连名字都说不对!况且,几个月来,小鲁一直在学校规规矩矩地参加军训,并帮着军宣队干这干那。当时,笔者就站在小鲁身旁,扭脸看了看他,未发现他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对这种胡编乱造,同行的几个同学颇为不忿,唯独陈小鲁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好像所有这些,均与他无关似的。

 

小鲁这种受了委曲的从容、淡定,还表现在其他生活琐事上。

 

一次,“钢铁班”宿舍一个侠义的高中同学,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请包括笔者在内的“馋嘴猫”们下了小馆,没钱了怎么办?距星期六回家补充给养还有好几天。于是,决定吃“大户”,雁过拔毛,凡此时进入“钢铁班”宿舍者,便由屋内守候的两三个人一拥而上,将其摁倒在床上,搜罗一番。就是用这种方式,从小鲁身上搜得了两块钱,谁知道,这两块钱,竟是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那时的八中食堂,实行餐卷份饭制,一日三餐,早、中、晚三张餐卷的总价格接近三毛钱,如份饭不够吃,可再买“机动票”,“机动票”也分粗、细粮,需用社会上流通的粗、细粮票和钱兑换,用“机动票”买饭,只有主食而无副食。小鲁被“搜”走了两块钱,无力购买餐卷,只能凭“机动票”吃窝头、喝棒子面糊涂粥果腹(当时北京居民的细粮供应有限,不到人均定量的一半),如此坚持了多半个星期,直到星期六回家,却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大家也是过了很久方知道此事,实行“搜身”的几个同学,也为此懊悔不已。

 

在小鲁身上发生的这些琐事,使那时尚年轻的笔者初步懂得了,什么叫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1967年夏季的某月,“钢铁班”宿舍的多数同学去了外地,宿舍里仅留小鲁、笔者不多的几人。一日,小鲁对笔者说:“趁他们都不在,咱俩打扫一下卫生吧!”那时的宿舍无人监管,且“住户”又都是些脱缰野马一样的半大小伙儿,其卫生状况可想而知。笔者虽然不大情愿,但既然小鲁提议了,那就打扫呗。两个人挪床(“二层楼”上、下铺)、扫地、擦地、擦玻璃,忙活了小半天,算是让“钢铁班”宿舍有所改观,最起码气味好多了,因为从床底扫出的又脏又臭的军用解放球鞋就有一、二十双(“钢铁班”宿舍里部队子弟居多)!将这些臭球鞋堆放在宿舍门口,真是不小的一堆。好歹干完活,笔者下楼到会议室前院透透气。这时,几个初一的小同学怯生生的问笔者:“你们宿舍门口那堆烂球鞋还要吗?”“不要了,干什么?”“咱们把它卖了,换钱下小馆行吗?”“怎么不行!”于是,笔者带领两个小同学上楼返回宿舍,还未走到门口,即发现那堆臭球鞋“不翼而飞”了。笔者心生怒气:“谁手这么快,想沾便宜也不看看地方!”一脚踹开门,眼前的一幕让笔者呆住了:小鲁蹲在那里,正一只鞋、一只鞋比量着凑双,已凑成一双的,整整齐齐码放在他估计是主人的床前。见笔者呆立在那里,小鲁扭过头来,用带有解释的口气说:“这些鞋刷洗、刷洗,大多还都可以穿,扔了太可惜了。”

 

“艰苦朴素”、“发扬传统”等说教,笔者从未从小鲁口中听到,但“身教”胜于“言传”,从他那里,笔者不仅对“爱惜物力”一说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而且懂得了,什么叫“从我做起”,什么叫“从小事做起”。

 

1968年春末的一个星期六,午饭后,小鲁来到“钢铁班”宿舍,由于他搬离此房间已半年有余,且不常来,再说,与他熟识的“钢铁班”高中同学,都已通过各种途径投入“大熔炉”-参军走了,所以猛然与他在此相遇,笔者略感惊奇。见屋内没有别人,小鲁对笔者说:“咱俩下盘棋吧!”小鲁所指,是下围棋。八中老三届校友大多知道,小鲁在八中是围棋高手,当时同学中,除袁国建、狄四等几个接受过少年宫科班训练的初一小同学,一般人很难与之匹敌。笔者的棋艺属一般偏下,以前也曾与小鲁对弈过,他授两子,笔者也难以取胜。听到小鲁这番提议,笔者求之不得,欣然领教。没用多长时间,笔者便“中盘”败北。知道那天是星期六,笔者估计,小鲁此时该“打道回府”了,不想他脱口说道:“再来一盘!”当然,经过一番博弈,输棋的,依然是笔者。两人起身,行至校门口,小鲁主动伸手握别,说道:“再见了,牟尚高。”笔者一边与他握手,一边思忖:“何必如此郑重?明天下午,至多到星期一,不是又见面了?”然而,星期天下午,小鲁未归,到星期一,仍然不见他的人影,不知是哪一天,两个军人来到学校,取走了他的行李……。小鲁真的走了,也去奔他的“前程”了,笔者心中,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陡然升起。

 

行文至此,也许会有年轻网友心生质疑:你能上八中,又与一些达官子弟混在一起,肯定与之是“同类”,你文中所言,必定是“隐恶扬善”,安能取信于人?

 

笔者回应:能上八中,凭得是分数。当年,起码是6465年之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适用的。陈小鲁初中是在四中,考高中时,由于分数不够,取其次上了八中。至于笔者是否与官宦子弟属“同类”,若用文革时期标准,或再宽泛些、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政治标准衡量,尔等就大错特错矣。笔者父母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至文革时仍头顶“右”冠,属“双右”家庭,按文革血统论划分归类,确属“黑五类”无疑。

 

网友再生疑问:那你肯定是通过其他手段,如金钱吃喝、巴结谄媚?

 

笔者回应:按当时干部家庭经济条件比较,笔者家里经济条件属一般偏下,更不要说文革期间扣发父母工资,只发生活费了。笔者在八中时,非但无力请他人吃喝,反而是沾了其他官宦子弟不少“便宜”,他们那时的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令笔者至今难忘。至于巴结谄媚,对笔者而言,更属“乌有之乡”之事。笔者秉承家风,一生傲岸,若有半点苟且,也不至于到现在仍为一介贫民。

 

网友:那……

 

笔者:替你说了吧,是不是想说“不可思议”?其实,世界上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要解其中之迷,唯有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切忌绝对化的、“非黑即白”式的“直线”思维,更不可人云亦云,感情用事。唯此,方能识辨不屑之徒别有用心的造谣蛊惑,防止自己在不明真相中上当受骗

 

 

转自《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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